鸦片战争前史——伶仃洋走私制度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05 18:03:20 0

鸦片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行径之一，是对文明和进步的亵渎。像潮水般涌到伶仃洋的西洋鸦片，完全是靠走私流布到古老中国城乡乃至穷山沟里去的。所以，它又是一种最不正当、最阴暗的非法交易。但它却不是秘密走私，而是一项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活动。

外国和中国的鸦片贩子共同充当了走私罪犯。通过他们所开掘的走私渠道，这股黑色毒流犹如无数支流注入大河那样，流遍了神州大地。

鸦片究竟怎样走私，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就清方记载而言，道光十一年（1831），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是目前所知最早也是最为具体的一件。冯赞勋是广东人，通过调查了解，成了当时真正掌握鸦片走私内幕的少数政府官员之一。他是朝廷的一名言官，在中央政府工作，不像那些了解内幕、但身处督抚地位的地方大员那样，具有直接间接的干系，所以他便没有顾忌地把内情上奏给皇帝。奏折称：

夷船私带烟土来粤，……该夷改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洋船，囤积烟土，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然其货远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贩买，夷人亦不敢私带入关，于是，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然其货仍在洋面，难以私带也，则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鞋，……来往如飞，呼为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关吏无如之何，惧于重咎，匿不报官，是以白昼公行，肆无忌惮。闻此种快鞋，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等船包揽。……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其销售各路，除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将货过船，不须快鞋包带，然必由窑口立券，方能到趸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则必由快鞋包送入口、包送出境，……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蠢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1]

据此可知，鸦片走私已经形成以广州附近洋面为中心的一套极为严密的体制，各有专司，相互沟通，遍及海口内地。通常，人们把它称为伶仃洋走私制度。现条缕上书所有内容分别简说如下：

1.鸦片趸船，在道光十一年间已泊于虎门附近的大鱼山洋面，有护货兵船保护。这说明外国烟贩是在各国政府的包庇纵容之下进行这项非法买卖的，所以是公开而非秘密的；

2.陆地上的走私，有坐庄和行脚两类。坐庄分大窑口、小窑口两种。大窑口在广州，以开设钱店为幌子，经营者大多为拥有相当资产且有一定恶势力为背景的人，其中也有行商参与；小窑口散布于内地城乡，资本似不太大。不论大、小窑口，都与清政府官吏、衙役包庇支持有关。行脚多为各省私贩，从大小窑口购买鸦片，转贩各地；

3.中外走私的联系办法是所谓“写书”。即购买鸦片的行脚到大窑口与坐商及外国鸦片贩子议价立券，然后持券为凭，到鸦片趸船取货。因之，大窑口等于是鸦片的包销店与批发部；

4.出海取货和持货进口，都由专门走私船“快蟹”^[2]包办。这种走私船配有枪炮，不分昼夜来回于趸船及海口之间，如遇水师巡船拦阻，即开火拒捕，且航速极快，为师船所不及。但通常情况下，大都与师船官兵达成默契，在师船包庇之下，无阻拦地公然走私。快蟹的数量，在道光十一年时已有一二百只之多。

根据上述各点，可以将伶仃洋走私制度作出图解：

鸦片战争前史——伶仃洋走私制度

可以想象，配备着枪炮的快蟹，在广州与鸦片趸之间，往来穿梭，而毒害健康的鸦片也就由海面至口岸、由口岸至全省，直至穷乡僻壤。在这个运转过程中，各色人等，包括黄发碧眼的洋人、大腹便便的行商、道貌岸然的官吏、见钱眼开的衙役、兵丁，坐地分赃的土豪劣绅以及山堂香水的会党分子等等都卷入其间，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走私集团。在这个网络的每条蜘蛛丝上，沾满了各种瘾君子。

对于上述走私网络中的某些具体细节，根据中外记载，可以作些补充：

鸦片趸的泊点，常有变动，但大致总以伶仃洋为常泊处所。停泊点变动情况，在道光十一年时，据上述冯赞勋奏称，泊于“虎门附近之大鱼山洋面”。道光十三年以前，鸦片趸船乃全部泊于伶仃洋，仅于每年四五月（即阳历五六月）间移泊急水门。九月（即阳历十月）驶返伶仃洋。道光十三年，夷人发现金星门泊船更为安全，是年即“由急水门改泊金星门^[3]道光十四年，“终岁在伶仃洋及大屿山等处停泊^[4]道光十七年“货船趸船遂于每年南风特旺之时，驶入金星门内洋停泊^[5]十八年仍在“新安县之伶仃洋，该洋由澳门远望可见^[6]但“每觇风势顺道，于伶仃附近之九州、鸡颈、潭仔、尖沙嘴等处洋面，徙泊靡常^[7]由此可知，鸦片趸以泊于伶仃洋为基本泊所，但在南风到来时常泊于急水门、金星门内洋。泊点的变动不是往外洋移动，而是往内洋移动，这表明鸦片走私是公开性质的，并非秘密交易。

鸦片运到趸船的办法，并不是由一般货船装运，而是由专运鸦片的船只装运。约翰·菲力普所写的《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说：“在最近五六年内，在加尔各答新造了几艘很好的船，特别为了载运鸦片至中国，航行颇为迅速。”贝西尔·罗卜克说：

鸦片舰队，在它存在的短短的二十五年之间，总计起来不超过一百艘，分为三类，即飞剪船（Clippers）、沿海航船（Coasters）、与趸船（Receiaing Ships）。飞剪船是一种构造特殊的船，可以迎着季候风前进。它们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载运鸦片经新加坡到珠江与香港；回程载运白银；有时携带些高级的中国货物。在早期，飞剪船把载运的出口货送到泊于澳门海外伶仃岛和金星门等处的趸船上，但自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它经常卸货的口岸了^[8]可知飞剪船是负责装运鸦片到趸船上去的专运船。另外，飞剪船也有将鸦片从趸船装到其他口岸的任务，据亨德说：那时我们公司有一只波士斯飞箭快船，名叫“玫瑰号”，这只船在1837年正要将我们公司在广州卖妥的一批鸦片运到南澳交货，“另外还带去若干箱鸦片试卖。整船的货量差不多有300箱，以广州估价计30万元。”^[9]

武装走私船快蟹的装备是很精良的。冯赞勋奏折称：“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栀，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10]船上乘员“每艇壮丁百数十人^[11]足见船只还是很大型的。但西方记载中这些快蟹并不很大：“这些走私船装有回旋炮、枪矛、盾牌之类，摇桨疾行，有时鼓帆疾驶，船上配有精干水手三四十人。”^[12]另一种记载称“水手的数目有六七十人，……船上的武器是船头的一尊大炮，还有旋转炮、矛枪以及从外国买来的燧发枪。这些‘走私船’和中国水师巡船的不同之处是，船的武装较弱，水手较少，并且船身油漆得很光亮，而不是油成官方水师船的‘黑与红’的颜色。”^[13]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出大体形象是：快蟹（或称扒龙）是一种容量不大，每船乘员自三四十、六七十人至百数十人不等。装备着枪炮，旁舷装有铁网，船体漆得光亮，与水师不同颜色，很容易识别。

走私体制中的“写书”，冯赞勋所说是中方记载中较具体的资料。其他的记载也有述及。如道光十六年许乃济奏中称：“有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于夷馆，由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14]但外人的记载更加具体：

鸦片船泊于伶仃，中国经纪人至广州各鸦片承销商处，讲好他们所要鸦片的数量，毋须看任何样品，仅凭牌号，由出售者保证，出售商于是填写简短的发货单，交鸦片趸船管理员，照议定数量发货。该项发货单经签字加印，再折成一封小函件的形式，外面写上收信人地址，再签字加印，即送交买主，买主以银元付价款。……上面所述填就的发货单，一般均须经数人之手，最后交到一艘中国走私船的负责人。……这船携带发货单至伶仃岛鸦片趸船，将发货单交给该船管理员，取得鸦片，卖者即从此不负风险。这些中国人即行将各鸦片箱打开，每箱鸦片改装入两个蒲包之内（每包20球）搬上他们的船，运往目的地。^[15]

还有记载称：“如果票单没有在7天以内送到，每箱鸦片便须付规费5元和停泊过期费2元，给鸦片趸船的船长。这些款子必须在走私船上的负责人提取鸦片时照付^[16]

鸦片走私中心当然是在广东，但福建也是重要地区。亨德说：“鸦片贸易的另一分支在东海岸，有几只属于广州两个洋行的中型船只，停泊在厦门、泉州、碣石及南澳岛附近。它们由双栀横帆船及小型帆船供给鸦片（从事这种业务的一切船只都称为‘沿岸贸易船’）^[17]

鸦片走私遍及全国。据美国学者张馨保的研究，从广州到其他省份有三条鸦片走私的路线。一条是从广州向西，通过肇庆，然后经西江水道运往广西和贵州；一条向东，通过惠州、潮州，运往福建；一条向北，集中于曲江（韶州）和婺源，然后通过乐昌转入湖南，通过南雄转入江西。除广州口岸外，鸦片走私船也在福建沿海活动频繁。其中，泉州、漳州是走私中心；福建南部的诏安，则是当地鸦片贩子从陆路通往广东汕头地区的走私中心。诏安帮烟贩除陆路走私外，还在闽广交界的南澳岛上直接与外国烟贩获得烟土。泉漳地区的烟土通过福州向北运往浙江温州，向西通过延平运往浙西和赣东；漳州和诏安地区的烟土往东北方向运至延平或向西运至赣南。湖南、江西、浙江各省的烟贩则把来自福建、广东的烟土运到长江流域和北方诸省^[18]

对于这样的走私路线，清政府的官员们基本上是清楚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富呢扬阿奏称：

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专司收囤转贩之户。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徙。^[19]

即以江苏上海而论，自广东运来烟土，“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20]

就这样，外洋鸦片通过各省各地的大小窑口，流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那些专司贩卖的走私者、帮会人物和烟铺老板，结成了一张密如蛛丝的走私网，粘住了数以百万计的瘾君子，当作他们的猎物，一点一滴地吸干着烟鬼们的金钱和膏血！

以上某些环节虽不全面，具体内容也不细致，但就走私制度的基本面貌来说，足以证明鸦片走私的猖獗和可怕了。

本章各节，通过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力图敲开中国大门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正面临着被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破门而入的厄运。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在中国人的域外知识中，孤处大西洋的英国只不过是“撮尔岛夷”，连“戎狄蛮夷”的地位都算不上，几乎没有人会把它视为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力量。虽然道光八年（1828）著名学者包世臣在致友人的信中，曾对英国侵占新加坡的后果产生过忧虑，指出：“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沈案：即新加坡）则尽在肘腋，易为进退。”他警告说：“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21]但那也只是从周边国家受害中作出的一种趋势性判断，它在可能性中寄寓的必然性，根本未能引起当局者的注意。使得中国人不安的是看得到、摸得着的鸦片走私问题。这股汹涌而来的黑色毒流，它的每一次泛滥都牵动着朝野人士的神经，迫使朝廷作出必要的反应。

[1] 见《史料旬刊》第三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177～178页。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85～86页。

[2] “快蟹”的形制，据梁廷枬《夷氛闻记》称：“内匪私制船形如蟹，百桨飞运，谓之快蟹”。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据【美】亨特《广州番鬼录》说：船身很长，船桨和船尾不相称，水手数目为60～70人，船上配备一尊大炮、铁链、花枪及从外国船上买来的鸟枪；船身油漆光亮。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55页。

[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第二十五页，邓廷桢奏。

[4] 《粤海关志》卷二十七，夷商二，第三十二页。

[5] 《中国丛报》第五卷，1837年1月号第339页。

[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第二至三页，张岳崧奏。

[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第十八页，邓廷桢奏。

[8] 贝塞尔·罗·克：《鸦片飞剪船》第13～14页。

[9] 【美】W．C．亨德著，林树惠译：《广州番鬼录》，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56页。

[10]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327页。

[11] 《粤海关志》卷二十七，“夷商”二，第三十二页。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12] 约翰·菲力浦：《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331页。

[13] 约翰·菲力浦：《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334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