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皇帝与枢臣

平心而论，道光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

他是嘉庆皇帝颙琰的次子。乾隆四十七年（1782）生于撷芬殿中所。像大多数帝王之子一样，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深宫中度过的。除了读书，对于满洲传统的骑射有过较好的训练。10岁那年，随祖父乾隆皇帝到威逊格尔皇家围场行猎时，曾亲手发箭射杀过一头鹿。乾隆帝为之大喜，亲赐黄马褂、花翎。因为这位英武风雅的乾隆爷在12岁那年也曾经随侍祖父康熙皇帝围猎，用火枪轰毙过一头因负伤而野性大发的熊，而备受康熙爷的赞赏。所以，当乾隆帝见幼孙旻宁居然弓马娴熟、不乏家风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事后，乾隆帝赋诗记事，盛赞孙子的英武聪慧。诗曰：

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

诗句把自己年少的情况和小孙子连了起来，赞扬了旻宁比自己更幼小时即已能开弓射鹿，希望子孙永遵家法，慎于仪刑，以期帝业万世一系。

幼年获鹿对旻宁承继大统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的哥哥在出生不久还来不及命名时就夭折了，他以老二而成了事实上的老大，但他还有三个弟弟。在皇帝一言九鼎的时代，父皇喜欢谁，谁就能不顾嫡长继承的老例而做皇储，所以即使是老大，也不保证将来必定能继位称帝。通过这次行围的考验，旻宁获得了祖父乾隆皇帝的欢心，这对当时还未登基接位的父亲是一种无形的宣告和有形的表示，意味着将来父亲称帝后不能随便更改祖父欢喜并中意的孙子的地位。果然，旻宁18岁时，父皇嘉庆帝遵循建储家法，亲书他的名字，缄藏盒，他成了储君。

嘉庆十八年（1813），北方白莲教支派天理教发动反清起义，其中一支得太监策应攻入皇宫。时当32岁的旻宁临危不惧，在养心殿南首亲持鸟枪轰毙了两名造反者。事平后嘉庆帝异常欣慰，封他为智亲王。他并不骄功，在谢恩时老实承认：“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不矜不伐，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他39岁时，嘉庆帝殡天。人到中年的旻宁继位，以明年为道光元年，成了清朝第六代皇帝，也是清代史上唯一嫡出的皇帝。“道光”二字，典出《晋书·汝南王亮传》：“有晋郁兴，载粟藩翰，分茅锡瑞，道光恒典”。意思是说：晋朝的勃兴，装载着累累的谷米，保卫国家的重臣，分封疆土，赐给瑞祥，道德的光辉，永垂典籍。起这样一个年号，意味着旻宁希望自己能像祖宗那样，使国家繁荣昌盛，臣君一心，纲常礼义永垂后世。

他确实很想有所作为，但却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文治武功。接位十九年来，唯一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是平定了天山脚下的叛乱。中国的西北边疆，一直是沙俄觊觎的对象。与新疆毗连的浩罕汗国，在沙俄的支持下，成了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结集武装力量、分裂祖国的阴谋策源地。自清初以来，连年烽火不断，成了清王朝的头痛问题。道光帝登基不久，伊斯兰教白山教派后裔张格尔，即趁机谋叛。道光四年（1824），张格尔由浩罕率军攻入新疆乌鲁克尔卡伦，清军接战失利，领兵官死难，边疆告警。道光皇帝调兵遣将，命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率部进剿，开始了西北用兵。经五年征战，易几多将领，终于在道光八年平定了张格尔武装叛乱。为此，道光帝特遣官告祭太庙、社稷，以慰先帝在天之灵；并在午门举行极为隆重的献俘礼；又亲自廷讯张格尔。事后，将40位有功大臣及4位军机大臣，图像紫光阁。次年，派出钦差大臣，率使团赴新疆抚众宣威，进一步密切了中央政府与新疆的关系。

他追慕历代圣君的恭俭宽仁，身体力行，堪称清代节俭之君。当他接位接受百官朝贺时，一反以往必得大事铺张、臣下歌颂功德的一套仪礼，以父皇过世不久，宣布“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表现了谦俭图治的决心。当年阴历四月初一恰逢日全蚀，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当时，日全蚀现象常被作为帝王的瑞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是要大书特书一番的。他却颁谕旨，说不必宣付史馆，表示要“与内外臣工共图上理 ^[1] ，以此自勖自勉。道光十年（1830），是他50虚岁的“万寿节”，他下诏免去了筳宴庆祝的铺张。传说他平时穿着的套裤，膝盖处穿破后，便缀补一块圆绸再用，俗称“打掌”。某日，他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发觉曹也穿着打掌的套裤，便问：你打掌需花多少银子？曹对曰：需三钱。他闻后感叹地说：外间做工实在便宜，内务府打掌需银五两 ^[2]

对祖宗，他极表孺慕之诚，几乎每年都要谒东、西陵。他知道每次叩谒祭奠都得兴师动众，行经地方要张罗接驾，办差人员也会从中捞取好处。对此，他每次起驾都要颁发谕旨，免去经过地方十分之三到十分之五额赋，也算是对当地百姓的一种补偿。他在位期间，几乎每年每月都要给受灾地区蠲缓额赋、发放赈米和贷给籽种口粮。从《清史稿》本纪中看，这一项几乎成了他当政时最主要的政绩。虽然，其他皇帝也有类似的措施，但在次数、救灾地域上都不能与他在位时期相比。中国一些灾害频仍、经济落后的地区，如淮北、苏北、湖北西北部、河南、甘肃、山西、陕西、山东等，往往一年数得救灾之惠；所施对象，除农民、贫民外，受水灾的盐场灶户，驻扎灾区的旗绿营兵丁、屯田的军民等等，皆在其列。当然，受惠者绝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得益，因为赈、贷、给三项，历来是胥吏和办差人员的肥缺，层层克扣，真正到达灾区，必然大打折扣。但在君权绝对的年代，任何官员决不至于敢冒违旨的风险，应赈不赈、应贷不贷、应给不给。所以，经过七折八扣的救济粮，虽属杯水车薪，但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多少有所补益。

他曾多次下诏命臣工直言，表示要“广开忠谏”，希望臣下“务当不避嫌怨，于民生国计用人行政阙失，仍随时据实直陈，以资采纳”。道光十五年（1835），擢拔敢于直谏的司员冯赞勋、金应麟、黄爵滋、曾望颜任京卿，作为活跃言路的表示。为了保护言官不受打击报复，据说他每次将条陈弹劾的奏章发交部议时，往往裁去具奏者职衔姓名及摺尾所署年月，甚至只取其中所需的部分，裁去前后文字，使王公大臣们不知奏者是谁，而无法对被参者打击报复。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保护，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的性格和心态。

尽管道光帝勤政图治，何如他从父皇手里接管的是一个日渐衰败了的王朝。对着摆在面前的烂摊子，他既缺乏祖宗顺治帝、康熙帝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有雍正帝、乾隆帝那样英武而有作为。他是个有图治之心而无回天之力的皇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朝滑坡，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但要让他糊糊涂涂地过日子，则心犹未甘。于是只好靠勤谨守成来自我安慰。据说，他每日每夜都需批阅高可数尺的题本，直到69岁的高龄还躬亲庶政，力疾视事。他的这种心情，最为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所理解，曹振镛也就成了皇帝的股肱之臣。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历乾、嘉二朝，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颇受先帝赏识。乾隆帝说他“声名甚好”，嘉庆帝赞他克尽孝道。他曾在嘉庆帝六次谒陵、五次木兰秋狝时，被指派为留京办事、综理朝政。道光皇帝甫告接位，即下诏选拔他为军机大臣。不久，又任为武英殿大学士，成了军机与内阁的首领。他历事三朝，对官场中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内幕，了然于心；也深知宰辅位虽崇而责最重，与皇帝经常相处，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唯一办法，就是小心谨慎、明哲保身。他猜透了道光帝中年继位、求治图稳的心思，更加实心办事、不露锋芒，韬晦谦恭、因循成例。所以，他守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处政方针。在西北用兵的几年中，他确实与皇帝同忧，殚精竭诚，深得皇帝的赞许。张格尔叛乱平定后，4名军机图像紫光阁，第一名就是他。皇帝所做的像赞和序文中，称他“公正慎勤，班联领袖，尤能殚心据实，巨细无遗，……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3] 。从此，他备受帝宠，成为皇帝深可依赖的首揆。作为王朝的行政、机务首领大臣，他以历官数十年的经验，把朝政弄得四平八稳，没有出过大乱子、大差错。就此而言，正投合道光皇帝想留得英主好名声的心态，但同时也养成了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圆融谦恭的吏风。据说，某年皇帝大考翰詹，出的诗题是“巢林棲一枝”，应考的翰林、詹事们都不知出处。曹振镛在军机处入值时对同僚们说，此句出在左太冲的《咏史》中，便一口气把全诗背了出来。左太冲名思，太冲是其字，西晋著名文学家、诗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其名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咏史》诗八首，借古讽今，措词命字淳朴而风雅，一时脍炙人口。道光帝阅完考卷，对应考者的无知极为震怒，以为翰林词臣也无学乃尔，准备重考一次。第二天召见曹振镛，问诗题出处，曹说不知出在何处，道光帝叹息地说，连你也不知，无怪若辈也，决定不再重考了。军机大臣们得到消息后深为惊讶，问曹振镛：昨天你还背诵全诗，不失一字，为什么今天对皇上说不知出处呢？曹笑笑说：我只是偶然知道此题的出处，若皇上再以其他题目问我，我怎能一一回答呢？ ^[4] 这件事，为曹振镛写传的作者认为他是“虚怀若谷”，其实，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圆融谦恭、和同弥缝的做官诀窍。

从道光元年起的十五年中，他曾三任学政，四典乡会试。按当时科举制度的惯例，凡新进举人、进士，都以主考官为恩师，敬礼有加。不少乡、会试的考官，也往往乘机广招门生、培植私党，借以或使学派流传，或得扩充官场实力。但曹振镛却不屑为此，他“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 ^[5] 不搞结党营私，自是公正清廉的作风，但取士只要遵循八股程式，不要有真才实学的淹博之士，便扼杀了优秀人才；专注于文章的小疵，更使士子谨小慎微，加重了原有的酸腐气。所以，在他身后，有人直斥他“拘牵文义，挑剔细故，箝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又说“自曹振镛在枢府，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齐整无破体者，即置上等。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海内承风，殿体书直成泥塑。士习阘茸，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所造成也 ^[6] 这种说法似太多感情色彩，比较客观的倒是《清史稿》上的一段话：“守成之世，治尚综核，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意思很清楚，曹振镛这种为政作风，太重细故，而不求整体，作为一个守成之世的枢臣，不能除弊去衰，是很不胜任的。那么，以不能胜任的大臣居枢垣长达十五年，而且深得帝宠，则道光皇帝的择贤能力也可想见了。

道光十五年（1835），曹振镛以81岁高龄病逝于京师。道光帝闻讯震悼，声泪俱下。不仅颁发上谕悼念，而且宣布要亲临祭奠，并谥以“文正”。清代文官大员以“文正”谥号为最崇尊难得。道光十五年之前，清王朝一共只给了汤斌、刘统勋、朱珪三人以“文正”的谥号。汤斌是著名理学家，朱珪以学问著称。曹振镛竟以因循成法而得此谥，京师士大夫为之哗然，公开指责他“不文不正”。其实，在清王朝衰世败象日露的情势下，道光皇帝随着年事渐高，早已失去了登基之初的雄心和锐气，只要保住祖宗的基业，不出乱子，就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曹振镛的因循成例，正投合他的心理。

曹振镛一死，谁堪首席之任便成了问题。原有的四名军机大臣中，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孚，食禄保位、老弱多病，本人又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乘调整军机班子的机会，成全了他，让他解甲归田。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鼎，精于理财，长于河工，品学兼优，但太尚气节、敢于直谏而不留情面，似乎不对皇帝求稳怕乱的胃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穆彰阿，既做过七年的内务府大臣，是皇室的总管家，又先后在中央各部担任过侍郎、尚书，并入值南书房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有从政和管理的经验。比较之下，以他为首席军机，似更合适。但他曾因积压重要奏章而被先帝降职严处过。况且，军机班子中还有一位虽入值不久，却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的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所以道光帝决定以潘世恩继曹振镛之后担任首席军机大臣。

潘世恩是江苏英县人，当年已是68岁的老人了。他学问很好，少年得志。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一甲第一名的身份，选入翰林院任修撰。当时，权臣和珅见他年纪轻轻中了状元，才望出众，准备招致门下。潘世恩却“谢不与通”，得罪了这位权势显赫的皇帝宠臣。于是，和珅借机给他穿小鞋，不让他得到按例升迁的机会，把提升他的奏本故意扣押了六个月。直到嘉庆帝亲政、罢免了和珅之后，他才擢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件事在京师士大夫中传为美谈，认为他不趋炎附势，很有清高气节。从此，他备受嘉庆帝眷顾，竟至一岁三迁，累官至户部尚书。嘉庆十七年（1812），他以母死乞归，在家守孝。嗣后，又以父亲老病乞养，以示孝心，加以恰巧儿子中举，他便具疏向皇帝谢恩兼请假。按朝廷规矩，凡丁忧的大员，必须在除服之后回京，若有要事请假，也应到京后经皇帝批准才能返归乡里。潘世恩未亲诣京师，违反了规定，被降职处分，由部长（尚书）降为副部长（侍郎）。但皇帝鉴其孝思可嘉，仍然允许他在家服侍老父，终养天年。他便居家十载，不与政事。直到道光七年（1827）父丧服阙，才回京补了个吏部侍郎。以后，逐步升迁，到1833年超拜体仁阁大学士。不久，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所以，尽管他入值军机时间不长，却是个历事三朝、德高望重的老资格大臣。道光皇帝在痛失股肱之后，让他作为首席军机，在同行中是摆得平的。

然而，此公也是一个“以顺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 ^[7] 的食禄保位的官僚，与文孚在军机时不相伯仲。干了一年，实在不行，道光帝不得不把穆彰阿调任首席军机，而让潘世恩继续留在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到1840年，军机大臣的班子形成了“三老三新”的结构：三个老军机是穆彰阿、潘世恩和王鼎；两个新军机，一个是去年入值的刑部尚书隆文（是年2月调任户部尚书），另一个是学习入值的宗人府丞、三品顶戴何汝霖。无论从品级、资望上说，这套班子明显是穆、潘、王三驾马车在开动。挥鞭子的当然是道光皇帝，马首则是穆彰阿。

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他与道光皇帝同年出生，道光十九年也是59岁。在三驾马车中，他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王鼎小12岁；比潘世恩小14岁，又是潘世恩在翰林院任侍讲学士时的教习门生。师生之谊，使他和潘世恩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王鼎作为三个老军机之一，显得既乏同调，又无奥援，完全处在一种少数者的尴尬位置上。

自道光十七年起，直到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逝世止，穆彰阿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长达十四年，担任文华殿大学士长达十三年，其当国之久、受宠之深，足可与曹振镛相垺。但他的为人和品格，却令人齿冷。这可从咸丰元年他被继位才10个月的咸丰皇帝革职永不叙用的诏书中，见其大要。诏书列数穆彰阿之罪有：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有害于己、必欲陷之，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肆行无忌，遇事模棱、其心阴险 ^[8] 显然，这是一个大奸若忠、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

道光朝两代枢臣，一个苟且因循、拘守绳墨，一个保位贪荣、弥缝迎合，不仅都是庸佞之流，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个中原因，实在与清朝统治者的驭人术有直接关系。1850年，曾国藩在一份奏疏中曲折含蓄地说：

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于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甚，以柔糜为恭。 ^[9] 曾国藩这段话，撇开其为皇帝的歌颂之词，确实不失为是有清一代人才与政治之间因果关系的客观观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道光皇帝在曹振镛死后，横挑竖拣地把穆彰阿放到首席军机、内阁领袖的位置上，恩宠有加，固与穆小忠小信、贪位保荣的品格不无关系，但若不是道光帝本人有着惟求守成又颟顸自大、渴为英主又乏才干、虚骄刚愎又无主见的矛盾心态，也不至于被穆彰阿蒙蔽愚弄得如此之久。所以曹振镛、穆彰阿之能久居枢垣、长盛不衰，既是道光皇帝理想与才具背反的结果，也是乾嘉以来政局日非的必然产物。否则，怎么会去了曹又来了个穆呢？

道光十九年（1839）时，皇帝与枢臣既是这种状况，应付通常情况尚属勉强，那么，一旦非常之变来临，清王朝这个最高决策集团又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1] 《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册，第621页。

[2]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补缀套裤》，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62页。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三十二《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8 册，第2481页。

[4] 《续碑传集》卷二，第18～19页。见《清碑传合集》三，上册，上海书店印行，1988年版，第1983～1984页。

[5] 《清史稿》卷三六三，《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06页。

[6]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曹振镛之误清》，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3页。

[7]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潘穆》，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11页。

[8]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穆彰阿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17页。

[9]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称《曾国藩全集》）卷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