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检讨——吏偷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05 17:24:03 0

在即位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今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不但清除了可能的“政敌”，消除了潜在的“朋党”威胁，甚至搭建了一个小的核心班底，来取代父皇留给他的一辈元老重臣，并在制度上也有所建树。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第一日，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四人辅政。几日后，经鄂尔泰、张廷玉提议，取消“辅政”，沿用“总理事务处”名义。

十月，以西北大军已撤，裁撤“办理军机处”，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其成员为：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丧二十七月释服之后，庄亲王允禄等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办理军机大臣。与雍正时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许亲王宗室进入军机处。同时，规定军机大臣必须以满人为首席，所用要员也多为满人。

寻以体恤老臣为由，改由讷亲独自承旨。面奉谕旨后，再口授另一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恒出任军机大臣领班后，才改为军机大臣共同进见。^[1]

军机处发出皇帝谕旨，分“明发”、“廷寄”两种。明发谕旨，先送内阁，依次到部院，各司，层层下发。廷寄则直达受旨人之手，凡属重要机密事件皆用廷寄。内阁所掌票拟（草拟谕旨）范围只剩下寻常例行公事，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由于无事可办，成了一个摆设。

军机处制度虽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办理军务，直到乾隆年间，“有事无不综汇”，它才完备起来，成为一个全权的机构。西方学者将军机处描述为一种私人会议，它缩小了皇帝例行决定大事的范围，与现代华盛顿“总统办公厅”的功能相似。^[2]从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时兼任宰相，这种体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才达到了一个顶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复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开始批阅奏摺，每一份都要“详细览阅，不遗一字，遇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于心，将原件当场焚毁。不论平时还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从不委人代办。走到哪里，奏摺就送到哪里。奏摺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批阅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时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权力。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摺的作用更为突出。遇有机密政务，官员往往先以奏摺形式报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后，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关部门具奏，以完成一个最后的手续。传统政治，本来就是要一人负责（无论皇帝或宰相，实际上是一样的），至此终于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大致说来，皇帝已不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其它烦琐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里，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权力，尽管它是在不断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辅政”也只是昙花一现。先是，曾为四辅政大臣之一的庄亲王允禄与果亲王允礼，本已辞去辅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总理事务处后（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军机处任职（允礼于数月后去世；平郡王福彭从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风云突变，皇上“终于”向庄亲王允禄与理亲王弘皙等“大动干戈”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结党营私。上谕，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

弘皙则与允禄不同，“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著革去亲王，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亦与身死无异”），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4]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

乾隆七年，复禁止担任御前侍卫之宗室与大臣等来往。乾隆十八年，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限制越来越严厉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个可能的最大威胁就是所谓“朋党”。而“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5]

据说，乾隆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有所过失，张必以微语讥讽，使鄂无以自容。^[8]

在苗疆事务上，二人发生了首次冲突。因为战事不利，皇上撤回了办事乖谬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张党），改任了张广泗（鄂党），却按下了两派之争的扩大。多年后他于《怀旧诗》中追忆：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并及于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多人，致令鄂善自尽。

不久，六年夏，以黄廷桂“滥举匪人，降二级调用”一事，鄂尔泰受到皇上“严行申饬”，据说从此敛迹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朋党”犹可，只剩一个（独大）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此虽说“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但皇上并未放过所谓张党。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龄的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为满心不悦的皇上留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廷玉竟然没看出皇上的不快，一来一往地摆起自己的理儿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终于准其原官致仕，张廷玉未能亲至谢恩，又因担心改变先皇遗命，不准其配享太庙，复“请一辞以为券”。用皇上的话来说，这就迹近“要挟”了！

张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中枢，参予密勿，曾经雍正皇帝许诺，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在清朝祖庙中获得一个陪祀的地位。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汉人能享此“殊荣”。有，亦从张廷玉始。

皇上于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更是动辄得咎，又被宣布罢免其身后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极尽羞侮。

随即发生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买生童”，罢官回藉途中，投水自尽一案。朱荃为张廷玉儿女亲家，曾得到他和梁诗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后举荐和包庇，上谕：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经“传旨询问”后复遭罚款、追缴此前赐给一切御笔、书籍等物，并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则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张党受到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文字狱案，继续打击鄂党。^[9]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处以斩决，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休致回藉。张廷玉恰于此时病逝。上谕：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然，何事不可为也？一面警众，一面仍准二人配享太庙。并于几十年后复谕：“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10]他不但像他的父亲那样，不赞成有任何的结党行为，而且不允许大臣在上奏前互相讨论、私下交换意见。据说，乾隆朝的“朋党”从此绝迹。

同时，一向并无私属的皇上着意培养了讷亲、傅恒等一干新人（皆满族亲贵）。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班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以致皇上终于可以说：

（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11]

但他仍然高兴不起来，根深蒂固的吏治问题仍未解决。

经过雍正一朝的整顿，吏治曾有很大的改善。问题却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本解决。乾隆初推行宽大政治，曾将雍正朝贪劣有据的革职官员两千一百余名予以复职，所有官侵吏蚀一概豁免。但不久之后，问题就又出现，同时，也有不少新的规定出台。

乾隆元年十二月癸亥，闻近日督抚中，有收受属员馈送者，谕令禁止。

乾隆三年四月甲申，令停止督抚贡献，谕：各省督抚，向来有进贡方物之例。朕御极之初，即降谕旨，令三年之内，停止进贡。并谕令督抚等毋得收受属员土仪。^[12]

乾隆四年二月丙戌，禁内外官吏侵亏国帑。

乾隆六年九月庚寅，因定例文武官员犯侵贪等罪，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减等，便可结案。谕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

但立法虽严，自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以来，即出现不少大案。六年三月，发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案，实出于意料之外，上谕：

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

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籍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我皇考整饬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提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踰闲之事。……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13]

甲申，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寻经皇上亲自鞫问，坐实其受贿事实。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成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之一品大员。庚寅，上谕：

自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皇考之仁育义正，能使百尔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灵鉴照之耳。垂泪书此，王大臣其体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五月辛卯，饬科道纠参贪墨。

乾隆十二年，情况再度严重。更严格立法，四月甲申谕：

雍正年间属员亏空，定有上司着赔分赔之例，是以官员知所畏惧，亏空之案甚少。近来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不可不加意整顿。

乾隆十三年九月庚戌，定侵贪犯员罪名：若以身试法，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己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

鉴于近年以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侵贪之员，比比皆是”，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决定从重办理，一入“情实”，即与“勾决”，上谕：

朕今年办理情实勾到案件，于侵贪人犯及关系军务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

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惟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网冒法。此狂澜之必不可不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转之机，端在于此。

并委派专员审理，核实无误，即行正法。但是皇上“将见天下无侵员，并且无贪员”的目标却并没有实现，^[14]反而在乾隆一朝是愈演愈烈。^[15]

但吏治中的问题多半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等积习，《啸亭杂录》云：

（上之初年）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16]

但利弊相因，据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寅，谕：

朕见督抚中，阘茸委靡，苟且因循，……故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究胜于持禄尸位之辈，是以量加奖许，以示鼓励。若谓朕之简用督抚，所尚在此。而督抚意中，以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则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枫所奏亦不为无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处。……

皇上大小事务一把抓，更使得那些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应行为来对付他。当日行政实已趋向“急遽烦苛”，故不得不回复常规程序。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谕：

不得以急遽烦苛，为率作兴事之术；亦不得以蹈常袭故，博宁人息事之名。

自朕观之，整饬之道，不在多设科条，烦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以现在应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实力行之，百姓自沾实惠。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也不在这里，而在所谓“有司奉行不善”，^[17]地方官“奉行不实”等。^[18]

乾隆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徐士林奏有“地方官不实力举行”诸事。

六月丙辰，上谕：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务生计，曾特颁谕旨，令各督抚董率该地方官实力稽查，多方化导……迩来留心体访，有司并未实力奉行。

至谓外省吏治“率多欺蔽”，^[19]“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20]“细察近日有司，究不免奉行故事，罕有能深体朕意”，^[21]“是大臣等实负朕恩矣”。^[22]

在清代，乾隆朝是所谓最“专制”的一个朝代，但由以上事实看来，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反而要受到官吏和下层的制约。因此，不但追求理想如“回向三代”等等难以办到，其他次级的目标看来也不容易实现。

历来，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就是一对最复杂的矛盾。在乾隆一朝，更有多面相的表现。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他的大作《叫魂》里，自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或曰“外省陋习”）：他们“迎合上意”，“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以至“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它的“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恨”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极深猜忌”？传统政府对“吏”很有警戒，不料对有品秩的“官员”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尖锐紧张”？这一切当然值得吾人深思。^[23]

[1] 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1：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拟。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 参见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 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 >》，东方出版社，2005。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考证”都是无法“证实”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谕。

[7] 《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云云。

[9] 《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 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 不过“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