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都门士大夫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05 18:03:00 0

皇帝只求守成，枢臣不图进取，王朝的内囊兜底翻了上来，而且谁也无力控制住它日渐衰败的趋势。对此，那些长期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号称人文荟萃之区的京师士大夫们，有何表现？

中国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那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教导，“士志于道”，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把澄清天下做了自己的职志。按理，面对国运衰败应该有积极作为，做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验之于嘉道年间的事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颓风衰运，既可使良知未泯者为之奋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生梦死。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养成了人心风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间，京师士大夫们依然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唱诗结社之风，不减当年之盛。京师中几家著名的饭庄如观音寺路北的福兴居、煤市街西之万兴居、大栅栏内的同兴居等，常有一批批文人、京卿设宴豪饮，艳诗丽词咏唱不^[1]；稍稍风雅者，则于天朗气清之日，邀三五同好，携仆役小厮，悠游于陶然亭、西山等僻静处，小酌清谈，海阔天空，吟诗联句，评说短长，国事、政事全不在心上。卑下者，则四出钻营，或投帖拜入某相门下，或备礼巴结侍郎上司，捞取功名利禄，好托庇荫而得半世快活；不肖之徒，则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武断乡曲，草菅人命，“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2]成了社会的一群蛀虫。

士习贱恶，人欲横流，刺激了一批研求理学的士大夫们标格清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常以讲学的形式，相互砥砺，力图用诚意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其中，以湖南善化人时任太常寺卿的唐和翰林院侍读学士蒙古正红旗人倭仁，最为人望。

唐字镜海，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浙江道监察御史、广西平乐知府、安徽宁池太广道、山西按察使、浙江和江宁布政使。为官清正，为学宗尚洛、闽诸贤，尤其推崇清初理学家陆陇其，以为传道之首。著有《学案小识》，是嘉道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道光十九年内召为太常寺卿，甫到京师，因其学问人望立即成为研求理学的京卿大夫所推重，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其考问学业。后来，湘乡曾国藩也参与其间，以唐为师，学习程朱之学。那时唐已经60多岁，皓首童颜，宛若天仙。他主张学问应精研一经，然后才能旁及其他；读书首先应读《朱子全书》，因为义理之道尽在其中；为人应讲求气节，而修养之法全在时时内省，所以必须每天按时静坐，闭门思过，狠抓私欲的一闪念，痛自刻责；平时应将各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过失记出，以便警鉴。这一套源自于思孟学派的“慎独”功夫，在唐手里发展为“研几”和做札记的方法，作为日课，以达到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目的。当时，学得最好、最受唐器重的，就是倭仁。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嘉庆九年（1804）生于河南。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他最笃信唐的教学方法，“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3]用作自我反省的借鉴，导向道德的最高境界。他认为“研几工夫最紧要”，若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4]正因为他力图把修身养性和读书结合起来，经年不辍，成了咸同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和同治的帝师。

唐、倭仁等人，面对国运日蹙、文人无行的严峻形势，力图通过诚意修身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把学术、心术、治术联为一体，这较之那些苟且偷生和士林中的卑劣者，无疑有着较高的德行和操守，不失为都门士大夫中难得的一群。但他们太注重自我修养，拘泥于闭门思过，空谈性理，不免流于疏阔迂腐。结果，“言经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5]“询以家国天下治安之计，则茫然无所得”，^[6]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套，距离他们期望的修、齐、治、平目标实在太远了。

与理学家的空疏不同，汉学家们则埋首古纸堆中，皓首穷经，潜心考据，虽说对整理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因为仅仅“疏剔字句小节，不能旁通其大义”，结果是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同样对国计民生没有多大裨益。

对于每况愈下的国势和厌厌无生气的政局，最敏感而力图有所作为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自励的文人士夫。他们大都是出生在乾隆朝末期50岁上下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有功名无实职的士子，有的是朝内供职的中下级官员，也有在朝外身居要职的地方大员。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抱负，即主张“明道救世”，通经致用。

“明道救世”的主张，原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揭橥的。他认为通经硕儒必须注意“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学的目的即在于探索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国计民生问题，“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求太平，此吾辈之任也^[7]他表明自己为文的宗旨是“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8]所以极力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9]把“明道救世”解释为先儒经典中原有之义，作为通经致用的目的和手段，以实践儒者“救民于水火之心”。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对此无不大加弘扬，并以此自励。如龚自珍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说法，指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0]把道、学、治三者结合了起来。包世臣认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11]因而自少即“慨然深究天下利病”。汤鹏鉴于社会日趋贫乏，主张“医贫”、“尚变”，所作《浮邱子》一书都四十万言，“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12]集中表达了他的经济主张。魏源则善于以史为鉴，对军屯、漕运、盐政、水利等尤为注意。道光五年曾协助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成为清代著名的经世论者。徐松注意于西域水道及新疆建置、钱粮，兵籍的研究；他的学生沈垚则精于山川地学，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书，被时人誉为“遐荒万里在目前矣^[13]梁廷枬对海防事务及粤海关沿革的研究，成了当时知夷情的主要代表者。此外，黄爵滋、姚莹、张际亮、张穆、何秋涛、张维屏、鲁一同等等，莫不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大都是力图挽救清王朝困境，倡言变法图治以拯民于水火的改革家。他们虽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无共同商定的政治纲领，但在学术上相互探求，政治上相互奥援，思想上灵犀相通，无形中形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力量，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这些主张改革、提倡明道救世的士大夫，因其身份、地位、境遇的不同，大体而论，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政治家型，如湖广总督林则徐、福建巡抚吴文镕、广西巡抚梁章钜、贵州巡抚贺长龄和前两江总督陶澍等，他们虽也研讨学问，且有所发挥，但侧重点在行不在言，往往以其地方大员的身份推行其关心国计民生的主张，躬亲实行，取得了良好的官声和政绩。另一种属学者型，如上举姚莹、包世臣、张际亮、徐松、沈垚、汤鹏、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等，这类人物虽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且有改革方案，但或因官卑职小，或因仕途失意，无法实现所持主张，因而侧重于言论文章，著书立说，影响着思想界风气的转移。前一类型，以林则徐、陶澍为翘楚；后一类型，实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其中，尤以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最为京师士大夫推重。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乾隆五十七年（1792）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世代书香的官宦世家。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有《吟臞山房诗》传世。父亲龚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攻古文经学，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诸书。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工诗能文，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自小受母亲文学熏陶，七岁时已熟读吴梅村诗、方百川遗文、宋左彝《学古集》，尤对吴梅村诗心不能舍。吴梅村名伟业，字骏公，梅村是其号，江苏太仓人。他是明末遗民，参加过复社，以诗文名于世。因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政见不合，辞官归隐。清初，在顺治帝福临的胁迫利诱下，降清出仕，授秘书院（翰林院前身之一）侍讲，充任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圣训》纂修官。两年后，他借口母病还乡，就此不再回京，终老故里。降清的经历虽非出自自愿，时间也不长，但他始终深引为耻，曾在诗作中不无痛悔地写道：“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又道：“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充满了艾怨和怀旧的凄凉郁结。他的诗取法盛唐诸大家及稍后的元稹、白居易，号称“娄东派”。诗作中常反映民生疾苦、吏治昏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龚自珍的母亲以吴梅村诗，作为儿子的文学启蒙，一首首口授，一句句讲解，使童年的龚自珍在学习平仄音韵之余，渐渐懂得了诗与生活的相互关联，对他长成后关心民瘼，讽议时政，影响至大。他一生鲠直豪迈，不忌时讳，或许就是儿时对吴梅村那种痛悔失节的愤恨之情，从相反方面悟性的结果。

从12岁起，龚自珍在外祖父段玉裁的亲自教授下，学习《说文解字》，开始了“以经说字，以字说经”^[14]的古文经学训练。他一面研习八股制艺，以备科举仕进；一面孜孜于目录、校雠、掌故、金石之学。睱时，常吟诗填词，寄情于诗文之间。他的诗，在20岁左右时已渐渐形成奇倔傲岸、负志慷慨的风格。段玉裁评为“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尤其对他的词赞誉颇高，称其“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盌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15]中国的文人，在评说同调者的诗文时，往往有溢美过誉之词，这或许是儒者宽大为仁、明乎中庸的不自觉流露，但若联系到段玉裁自恃甚高、轻易不赞人语的性格和龚自珍诗文的特色，那么，这位老儒的评论，不单是对于外孙的爱怜奖掖，而且是确切地看出了龚自珍诗文中闪烁着耀眼的光点。

28岁那年，龚自珍应恩科会试未能中式，但却有幸从师于礼部主事、著名今文学家刘逢禄。刘逢禄，字申受，江苏常州人，那年44岁，比龚自珍大16岁，正是学问和人生经验成熟的时期。像龚自珍一样，他自小也受到外祖父、清代今文经学开创者庄存与的熏陶。逢禄治经依东汉学者何休所著《春秋公羊解诂》为本，创通条例，贯串群经，被目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人。与古文经学派对儒学经典注重训诂、考订不同，复兴的今文经学派注重于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他们认定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六经》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和致治之道。其微言大义实是万世治国的准则，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义正如此。对此，惟有汉代儒者才真正体察孔子维世立教之意，尊信《六经》为治世之学。是故，汉武帝崇尊儒术，罢黜百家，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为据；公卿士夫无不通一艺以上。自汉以后，其道不彰，以致尊孔子为虚名，视经学为故事，不知孔学真谛之所在。经学因之不明，孔教由此不尊，更有甚者以至于疑经非圣，罪莫大焉^[16]所以，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派，以西汉博士的裔孙自居，以能遵循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伏生、董仲舒之家法为准的，以着力阐发《六经》的微言大义、求治国救世之道为己任。今文学家的上述看法、做法，与古文经学家把孔子视为述而不作的祖师，把《六经》看做经过孔子删改整理的古代史料书，把治经的精力放在“名物训诂”上致力于考订，大相径庭。由于两派对儒学经典的性质见解不同，治经的方法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形成了门户森严的学术派别。龚自珍从师刘逢禄，就学派的师承说，固属于今文经学的营垒，但因自小受古文经学的熏风，所以，他治经虽主今文，以《公羊》经义发挥政见，但不坚守门户而时时杂以古文家说，是一个不纯粹的今文家。^[17]学术上的兼容并包、互取所长，不仅使他既免了古文家的繁琐，又不具今文家的狂诞，而且使他规锲六籍，笼罩百家，明达时务，深得儒学“明道救世”的真谛。所以，他的文章善于以经经世，以史为鉴，在汪洋恣肆中别具渊懿朴茂的风格，显得深窈简核，犀利凝重，一时成为都门士大夫仰羡追慕的风范。在他周围，团聚了当时京师中一批最优秀的人材，如黄爵滋（树斋）、徐宝善（廉峰）、潘曾莹（星斋）、潘德与（研辅）、汤鹏（海秋）、魏源（默深）等等，多达十四五人。^[18]他们中有研究理学的，有研究汉学的，有主张今文经学的，有擅长训诂文字的，但全都不囿家法束缚而以经世为务。共同的目标和宗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在公务之余、闲暇之时，常以文诗会友，谈论政情文艺；或集会于沂水三官庙中花之寺幽径，在欣赏那布满于“之”字形路径旁的铁梗海棠之余，讨论历代兴亡治乱的得失，研求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嗟叹国运民生之维艰。在这半是闲情、半是学术的活动中，龚自珍不仅常常作为发起人和召集者，而且往往是“自由论坛”的健将，“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19]他那愤世嫉俗的情绪与振聋发聩的言论，每每使同游者为之倾倒。

尽管龚自珍学问精深，才思过人，但在八股取仕的束缚下，在道光以来科举只重字体是否端正、墨色是否浓厚的馆阁体的陋习下，他的科场很不顺遂，仕途尤为坎坷。他19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27岁应浙江乡试中举后，直到38岁才会试中试，殿试列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前后几近二十年。科场耗去了大半生岁月，而官场则磨白了两鬓青丝。自21岁以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后，到29岁任内阁中书，此后十余年不得升迁，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46岁时才任礼部主事，二十多年来依旧是一介小京官。

仕途的坎坷，世道的不公，给他以深深的刺激。他的青年时代正当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嘉道年间，政局日渐败坏，官场弊端显露，社会贫富不均，士习贱恶可憎，这一切使青年龚自珍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失落导向追求，参与出自“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这两条正是中国士大夫的本色，于是，他将胸中的郁结和朝思夕虑的改革方案凝聚为一篇篇犀利尖刻的政论散文，以惊世骇俗的姿态，对封建衰世和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嘉庆十九年（1814），23岁的龚自珍开始抨击弊政、呼唤改革，写出了一组四篇文章，总题《明良论》，从吏治、士习、资历、重权四个方面援古论今，讽咏时病。

《明良论》的第一篇，专论吏治清明和官吏收入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朝内大员们聚在一起，不谈政事文艺，朝外官吏宴游时，不谈地方设施利弊。大家都在谈论自家的土地是否肥瘠，家具置办够不够，讨债鬼上门是如何不体面等等，内外大小臣工“俱思全躯保室家而不复有所作为”，原因不在于他们对朝廷无知遇之心，而在于贫累之故。造成贫累的原因则是官吏的俸给太微薄，于是便产生了官员贪贿黩货的不法行为，有的则沦为市井之流。他援引史书记载，指出春秋时代的贤相周公，“未尝不富”；唐、宋之俸制，“皆数倍于近世”，而目下连资历很深的尚书、侍郎也“无千金之产”，其下的僚属更可想而知。由此，他提出：“诚使内而部院大臣、百执事，外而督抚司道守令，皆不必自顾其身与家，则虽有庸下小人，当饱食之暇，亦必以其余智筹及法度、民之疾苦”^[20]一句话，他主张提高俸给以免除官员的身家之忧，才能谈得上发挥他们忧国利民的才智。

清代文官的俸给确实并不丰厚。按《大清会典》所载，文官实行一年支俸制度，称为“岁俸”。俸由银、米两项构成，俸银按官员品级支给，俸米则以正俸银一两支米一斛计算。清代品官的每岁正俸银是：一品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5两，从九品及“未入流”31两。凡京官，例支双俸；若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则加倍支给俸米。按这一制度，一个位至大学士的一品文职官员，其正俸银按京官支双俸的规定，每岁得银360两；其俸米按加倍支给的规定，每岁得米360斛。以区区之数要在一年内供自己花销、打点已属不易，再要养家糊口就更显困难了。所以，不少大员或依靠手中的权力，或利用消息灵通的条件，收受门生、故旧、属下的各种例敬，作为经常性的补充收入；卑下者则勒索贪贿，不一而足；那些小京官们，例敬不丰，收入不厚，常常靠亲朋资助，或借债度日。明乎此，对于清代官场的种种黑暗也就可以理解了。龚自珍有感于斯，才会提出“厚薪养廉”的改革主张，发出了“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虽然，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则然，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的责难。诚然，用厚薪养廉的办法能否改良吏风、清明政治，大可疑问，但他看到了弊端，积极寻求医治之方，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篇是针砭士风之作。小京官的仕宦生涯，使他对士大夫们食禄贪位、阿谀苟且的心态看得很透，并进而思考士习好恶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他从士风是世风的映照这一观念出发，认为士不知耻是国之大耻，而历观当代的士大夫，自其入仕之日、始进之年起能知耻的已经极少了。“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亦益工”，官做得愈久，锐气愈减；资望愈崇隆，任职愈接近皇上，马屁工夫愈巧妙，要他们像古之大臣那样巍然岸然以师傅自处，则“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朝廷中的政务官员们，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它非所知；平时又不读书，自以为早晚办公已经够贤、够辛苦了，哪有时间去读书？没有实职的闲官们，只知写字作诗，虽读了些书，但不知书中大义，认为只要一天在任便有一天的尊荣，即使因病退休，也只把希望寄托在子孙的功名上，只要他们成为遇事退缩畏葸的老成，不要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这两种人，惟知揣摩皇帝的意图，如蒙皇上色笑、得赐食，便扬扬自得地向家眷、门生夸耀；一旦遇皇上不高兴，则叩头抢地而出，别求可以获宠的办法。这种人难道是真心敬畏吗？万一国家有缓急，他们必然会像鸠燕那样纷纷飞跑了。朝廷上下的士大夫都处于无耻的水火之中，还像什么国家？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无以作朝廷之气的缘故。他认为要使士大夫能作朝廷之气，必先教育他们“知耻”。他列举了《礼记·中庸篇》的内容和郭槐说燕王、贾谊谏汉文帝、朱元璋训诫臣下的典故，说明君主对臣下的态度是个关键，“主上之遇大臣如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只有礼遇而不是役使，才能使臣下报之以高尚的节操。“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很明显，龚自珍不仅尖锐地揭露了当时都门士大夫的种种无耻的行径，而且率直地抨击了君臣关系上的不合理制度，以此作为改变士习贱恶的方法。

《明良论》之三，批评用人制度中的论资排辈陋规。他认为“用人论资格”不但扼杀了英才，而且也使官吏不思进取、贪位保荣，变得“奄然而无有生气”。他说，一个读书人的进身之日，按中等速度计算约在30岁左右，然后需要花35年才能官至一品，最快也得30年。这样，自30岁进身做到宰辅、一品大员时，人已老矣，精力衰矣，再有德望也因岁月消磨而变得退葸尸位，“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那些资历未深者，虽辛劳勤勉也没有位置安排他们。这种论资排辈，要鼓励勇往者，惩戒玩恋者，绝乎庸者侥幸之心，解智勇者束缚之怨，岂不难哉？至于要想得到能建大业、陈大计的英才更困难了。想当初那些刚入仕做官的人，自不免有过慷慨激昂，谁都想有所表现，但一限资格，便一个个丧失了初时的生气，变得苟且因循了。“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

《明良论》之四，主张朝廷给臣下以“重权”，才能使君臣共图千秋大业。他认为皇帝管臣子应只问其治理的效果，而不必计较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理，即乾纲独断，“总其大端而已”；内外大臣有了必要的权力才能保障有效的管理。“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为此，他建议朝廷应仿效古代之法，改变以往“一切琐碎牵制之术”。应该“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亲总其大纲大纪，以进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端群臣以所当从”，才能“救今日束缚之病”。他指出：用古法矫枉而不过正，没有弊端，“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一言以蔽之，他把清明良好政治的出现，寄希望于“更法”，认为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则万世屹立不败之谋，实定于此”。

《明良论》作为龚自珍以经世家姿态援古论今的最初尝试，奠定了他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革之方的基本思路。自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到道光十三年（1833）42岁以前，接连写下了《乙丙之际箸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西域置行省议》、《五经大义始终答问》、《大誓答问》、《农宗》及《农宗答问》等百数十篇散文，有的直接议论政情政局，揭露封建衰世和抨击社会贫富不齐，批判官僚体制的弊病；有的以论学形式论政，倡言更法，阐发“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思想。其中《农宗》篇则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方案，成为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时期中的第一个乌托邦方案。

《农宗篇》阐述的主张，是以宗法血缘关系来重新组合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其办法是把全社会的人群按宗法制度划分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大宗有田百亩，以闲民五人为大宗佃种土地；小宗、群宗有田25亩，以闲民一人为之佃耕，使之形成“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和谐社会机制^[21]他并希望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发展竞争，积累私有财产，因而不主张限田。他说：“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三代之季，化家为国之主，由广田以起也”。^[22]有人问：既立农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将乱，则如何？他回答说：“此亡国之所惧也，兴王之所资也。”并援引孟子所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于四海^[23]来证明不限田之可行。意思是说，不限田说引起的分化和天下大乱，不须害怕。只有亡国之君才怕天下大乱，企图有所作为的君王正好利用它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因为孟子说过，为政之道只要不得罪于巨室（即他所设计的大宗），凡是有势力的家族所追求的，必然会使一国之人学习而追求，一国所追求的，天下也会跟着追求。这是一种真正有影响的德化教育。

显然，龚自珍的社会改造方案仍脱不了类似三代之治农村公社的空想，但他主张在这个未来社会中，既按规定分配一定数额的土地，又放手让各宗之间展开竞争，不怕土地发生再分配，不怕引起分化而出现乱世。这种貌似矛盾实质包含着要求发展私有财富的思辨，正是当时社会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因为大家过着统一模式的经济生活，必然会丧失进取和缺乏生机。鼓励追求，人人追求，不一定会引起大乱，财富的总量也不会减少只会加增。这种辩证的看法，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社会发展的脉搏。中国社会不是需要田园牧歌式的经济体制，而是需要通过竞争发展资本主义。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历时二百多年之久而无法形成参天大树的清代中后期的龚自珍，不能不为之触动和思考，正如他在《农宗篇》开首所说，这是他“渊渊夜思”的结果。说他讴歌资本主义，那么他的思想明显是为补封建制度的缺陷，他是个补天派；说他是维护封建制度，那么他的社会设计方案中，明显地流露了要求自由竞争、发家致富的思想。这就是新旧交替时代，处在两种社会制度交叉点上的一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矛盾惶遽的心态。他是带着时代特征给予那时的思想家以特有的两重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对旧事物的无情批判和对新事物的朦胧希望，使龚自珍的思想在当时都门士大夫和后来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那尖锐深刻的政论性散文，连同充满激情、关注民生的大量诗词，一反乾嘉以来流行于文坛中脱离现实、追求格律神韵的文诗风格，把时人的视野引向探究时弊和关注政治的方面，开了风气之先，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并为尔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的生成，尽了前驱的作用。

尽管龚自珍有报国之心，所提的改革主张都渊源于古已有之的典章制度，然而人微言轻，在因循苟且的衰世，根本不受朝廷的注意，更谈不上采纳。30岁那年，他向房师、时任吐鲁番领队大臣的觉罗宝兴上书，详论天山南路的地理形势及加强屯戍的重要，主张善待当地回族人民，加强汉回亲睦，并将所撰《西域置行省议》的抄本附呈，结果这些建议都被搁置。道光九年（1829）38岁，又上书大学士，“言内阁故事当循者有六事，寝不行”。41岁时，大学士富俊五度拜访，向他求教兴革之策，他“手陈当世急务八条”。当富俊读到其中汰冗滥一条时，便面有难色，认为难以实行，建议终不得采用。道光十八年47岁时，他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堂官上书言事，详论礼部四司政体何者宜沿，何者宜革，洋洋三千言，结果又未被采纳。真是纵有满腹古方，无权无势复无用；空怀一腔热血，有情有义竟难洒。

在一个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粉饰太平、金玉败絮的腐化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与悲剧命运联在一起的。强大的习惯势力伴随着种种不合理的制度，扼杀着改革的生机。于是，对腐败旧制度的争斗，不得不冲破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以人性的自我异化曲折地表现出来。从38岁中进士以后，龚自珍的诗人气质变得更加浪漫，更加放荡不羁，性格和为人处世显得愈发与众不同，愈益不合时宜。他身材不高，更谈不上魁伟，长的“广额巉颐，戟须炬目”，加之不修边幅，穿着随便，“故衣残履，十年不更^[24]在常人眼里，完全是一副落宕不羁的怪相。据说某次去七井胡同往访同乡故友，时当深秋，友人宅第门丁在秋风中冷得瑟瑟发抖，他却穿着夏季的纱衫，不戴帽子，站在肃杀的秋风中，怡然自得。

他不择交游，宗室、贵人、名士、缁流、僧人、博徒，无不交往，出门则日夜不归，到寓即宾朋满座，挥金如土，囊空则又告贷^[25]34岁（道光五年）那年，在京师见汉宫赵飞燕凤纽白玉印一枚，以五百金购得，后又以阮囊羞乏而质之于他人之手^[26]

某次，他独自一人乘着驴车往游京郊丰台，拉着一个素不相识的游客在芍药丛中席地对饮，自始至终不问对方姓名，宛若故交，边饮边歌，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境界中。

他待人接物不拘小节。与人论事，每到兴酣，往往情不自禁地拍掌击腕。凡后学有所请教，则历数源流，侃侃而谈，全不管对方是否愿听，一旦发觉对方面有倦色，则凄然而止，深为痛惜。对于不学无术而又假充风雅之徒，心最痛恨，常以幽默尖刻的话语当面讽刺，虽贵为王孙亦不留情面。

他痛恨当时科举中以字取士的陋习，在礼部主事任上时，叔父为礼部尚书。某日，他去尚书宅，恰巧有个新进翰林来访尚书，龚便暂避耳室，但仍可听得出堂上的主客对话。主问客近来作何事？客答称写白摺以备考差。主人教导说：凡考差，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划宜平整，则考时未有不及格者。客人正唯唯受教之际，龚自珍忽然在耳室拍掌大笑说：翰林学问，原来如此！主客闻之极为难堪，客人因之惶遽羞愧而去。传说龚自珍家中的女性，包括婢女在内，悉工书法，尤善当时风靡科场的馆阁书体。凡有客谈及某某翰林学问如何如何时，龚自珍必笑对说：今日之翰林不过尔尔，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其尖刻辛辣竟如此！

浪漫气息混合着愤世嫉俗的心态，既是诗人天性的率直流露，也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表现方式。在传统规范看来，这便是疯癫、痴狂。人们把他称为龚疯子、龚呆子，对此，他毫不在意，我行我素。其实，那里面不知包含了有志改革、无力回天的先觉者几多辛酸！他曾有一首为好友沈虹桥小像所题的《金缕曲》词，道尽了胸中久积着的块垒：

老矣东阳沈！算平生征歌说剑，十分疏俊。太华秋高攀云上，百首淋浪诗兴。有多少唐愁汉恨？忽地须弥藏芥里，取一痕瘦石摩挲认。颠岂敢，癖差近。

伊余顽质君休问！笑年来光芒万丈，被他磨尽。愧煞平原佳公子，骏马名姝投赠。只是东抹西涂还肯。两载云萍交谊在，更十行斜墨匆匆印。他日展，寄芳讯。^[27]

读了这首词，谁都会对这个充满着忧患救世意识的诗人，一掬同情之泪。

尽管他自道光十一年40岁起，已经很少议论时政，主要精力花在研求学术、阐发经义上，把年轻时代的一腔热忱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何如他那豪迈的性格、愤世的感情仍时时迸发，无法掩饰。如狂似癫，屡遭物议。道光十九年48岁时，又因“才高触动时忌”，借叔父龚守正官礼部尚书，按例引避之机，决意辞官南还。消息传出，京师士大夫们奔走相告，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有的竟致彻夜难眠。四月二十三日（1839年6月4日），龚自珍不携眷属仆从，只雇了两辆驴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书，夷然傲然地离京南下，踏上了回仁和老家的归途。好友们纷纷赠诗送行，同僚暨童年挚友吴虹生在距京师七里之地，设茶挥泪送别。此情此景，使龚自珍深深感动，想到从此即将与同志好友分离，与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京师告别，真是愁绪万千，感慨不已，不由得吟出了二首惜别诗来。

此去东山又西山，镜中强半尚红颜。

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28]

吟罢与虹生挥泪而别，驱车赶路，但依依之情仍不能平静。一路上，有感而发，作了不少七言律诗。六月下旬，行抵扬州，与已退休的大学士著名经学家阮元，及在京时的好友魏源等人畅叙别后，“跌宕文酒，凭吊古今，多哀艳之作”。^[29]七月初九日，行抵杭州老家，与阔别多年的老父团聚。由于家眷仍在京师，龚自珍稍事休息后，又于八月下旬北上迎接眷属。十月间到达任邱县，便遣一仆人入都迎眷属来会。儿子龚橙深知父亲心情不好，不愿入都，就作书请他稍稍北进。他勉强进至雄县。再请，进于固安，坚持不再北行。妻子何吉云对丈夫的脾气也很了解，只好在过了冬至之后，携二子一女出都与他相会。十二月底，一家五口终于回到故里。

到家以后，除与友人宴游应酬外，他把两次往返途中所作的诗句加以整理，共得315首，题目《己亥杂诗》，于道光二十年春编定，由他的女弟子新安程金凤用楷书缮就。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文化遗产。这部诗集不仅“途中杂记行程，兼述旧事……平生出处、著述、交游、藉以考见”，^[30]而且涉及政情民生、风俗世态，凝聚了他忧国忧民、呼唤改革的一往情深。那里面有欢乐，有忧愁，有批判，有呐喊，也有自我解剖，是一个抱“不世之奇才与不世之奇情”^[31]的士大夫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忠实记录，也是一部反映封建衰世时代社会生活的绚丽图卷。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这位旷世奇才、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暴卒于江苏丹阳书院，享年50岁。

自此，主张改革、通经致用的都门士大夫，少了一根主心骨。当时，与龚自珍齐名、世人并称龚魏的湖南邵阳人魏源，早已离开京师，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府；熟稔朝章典故的长乐梁章钜（茞林），也在道光十六年陛辞出都，到广西做巡抚去了；与龚自珍同样治今文经学，以挽回世运为宗旨的山阴潘德舆（彦辅），则在道光十九年病故。留在京师，主张明道救世的士大夫中，唯有汤鹏和黄爵滋差堪座主。两人中，尤以汤鹏在才气上和性格方面最与龚自珍相近。

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小龚自珍九岁，道光二年进士。年方二十已豪于文诗，负气自喜，下笔震烁奇特，被目为奇才。他以礼部主事入值军机处任章京，得以历览天下奏章。旋官户部主事，转员外郎，又得以明习吏事。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尤敢直言无隐，一个月内竟三上奏章。曾因弹劾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员，被罢御史之职，回户部转任郎中。他最初研习文学，尤好诗歌，自上古歌谣至《诗经》三百篇，汉、魏之赋，六朝之文，唐代之诗，无不精研探求，“形规而神契之”，深得此中三昧。著有诗三千首，多感慨抑郁、悲愤沉痛之作。后转治经术，著有《七经补疏》，以明经义。他为人落宕不羁，议论恣肆纵横，常称惟唐之李德裕、明之张居正是所钦佩；而对自己所著的《浮邱子》一书，尤为自喜，每遇人辄问：“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此书确实针砭时弊，主张改革，每一问题都层层分析，支干相演，不失为当时佳构，所以魏源曾评论说“此书可传也”^[32]在京时，他最喜和龚自珍交游，花之寺的雅集，他是主要成员；每次重要的宴游总有他在。但是他不像龚自珍那样外狂内静，外痴内省，而是痴狂得近乎滑稽。他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患腹泻而死的，传说病因即起于他戏服大黄所致。某日他在家和友人集会闲聊，有人说大黄性猛，不可轻尝。他却说有何害可言？我向来无疾常服，若不信，请面试。随即命仆人速购大黄二两，准备当场试验。友人见此，苦劝不可。他一意孤行，取大黄六、七钱当众吞服。这时，一位友人起而夺之，他反攫取一块吞服下肚，到黄昏时便开始泄泻不止，半夜即不治而死，^[33]死时年仅44岁。

综观嘉道年间的都门士大夫，大都萎靡文饰、正气殆尽，只有那些良知未泯、力图救世除弊的少数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忧国忧民之士。但是即使这群改革家们，也只能从古文化中去寻找救国的方案。诚如龚自珍所自嘲的那样：“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传统的知识结构限制了他们走出中世纪的脚步。他们看到了衰世王朝的命运，体察到贫富悬殊的结果将导致“山中之民”的蜂起，从而告诫当权者：“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34]呼吁清王朝改革自救。但他们却没有看到正在对中国古老王朝构成威胁的西方资本主义，不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起码的了解，而且往往囿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所以他们的诗文中有对衰世抨击，有对三代之治的向往，有对民众疾苦的同情，有对王朝弊政的革新主张，惟独没有对世界时势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视野在内而不在外，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植心中。既然连当时最优秀的士大夫在世变将临时还处在对世界混沌朦胧、睡眼未开的状态，那么中国被轰出中世纪的历史命运也就无可避免的了。事实上，促使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契机，正是在上自朝廷，下至公卿士夫们毫无感知、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悄悄然地到来的。

[1] 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 姚莹：《师说》上，《东溟文集》卷一。

[3]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4] 同上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5] 刘开：《上汪瑟庵大宗伯书》，《刘孟塗文集》卷四。

[6] 刘开：《学论》，同上书，卷二。

[7] 顾炎武：《病起于蓟门当事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8] 顾炎武：《与人书三》，同上书，第91页。

[9] 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同上书，第98页。

[10]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11] 包世臣：《赵平湖政书五篇序》，《艺舟双楫》，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1983年版，第46页。

[12] 《清史稿·汤鹏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册，第13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