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风起于青萍之末”



正当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日趋没落、朝野上下闭目塞听之际，一个西方殖民势力的魔影，在古老的东方游荡。虽然世变之于中国，是在19世纪40年代发生，但西方殖民势力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在中国周围影影绰绰地晃动。它带给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烦恼，可以追溯到明王朝中叶。

西方和东方，横互着辽阔的大洋和广袤的陆地。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如东方人对西方那样无知。自从葡萄牙开辟了直通东方航路之后，众多的西方国家便不断派出船队，越过波涛汹涌的海洋，驶向东方。他们采取占领和掠劫的残暴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富饶的东方，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成了他们垂涎的对象。

东方航路的开辟者，是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玛。但此事的先行者，却是他的同胞迪亚士。1487年，当时西欧航海事业最发达、对探求东方财富最具野心的葡萄牙，派出一支船队，在航海家迪亚士的指挥下，开始了东方航路的冒险航行。迪亚士的船队，驶到了世界上风浪最大的海域之一——南非好望角后，被恶劣的天气所阻挡，无法继续向东航行。于是，这个倒霉蛋不得不下令船队调转头来，这次航行便半途而废。但迪亚士认为：只要加强舰队的装备和携带足够的淡水、食物，向东方航行的成功可能性是存在的。他的这一看法，不仅抵消了航行失败的非难，而且使他成了令人尊敬的英雄。葡萄牙人由此更坚定了探求直通东方航路的信心。

11年后，1497年的夏季，瓦斯科·达·伽玛经过长期而又认真的准备，宣称自己决心要实现迪亚士未竟的事业。在国王麦瑠埃尔的支持下，伽玛率领了一支包括4艘帆舰在内的精悍船队，从首都里斯本出发。他怀着发横财的渴望和青史留名的激情，沿着迪亚士的非洲航线，坚韧不拔地向神话般的东方驶去。皇天不负苦心人。1498年5月，伽玛船队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到达了印度次大陆西岸的卡里库特，东方航路由此底定。当伽玛船队装满了东方的宝石、香料、胡椒、生姜等土特产，于次年返回里斯本时，码头上万人欢呼，人头攒动。叫喊声伴和着飞吻，纷纷抛向这个勇敢的冒险家。人们把伽玛和他的船员称为“出色的英雄 ^[1] 伽玛本人被国王晋封为伯爵；国王麦瑠埃尔则自封为“印度统治者”。但葡萄牙人却把国王称为“幸运儿”。

东方航路开辟成功，是世界中世纪史上一件大事，它使西方向东方殖民有了一条海上通道。从此，东方的灾难随之而来。

1500年，葡萄牙一支有着13艘帆舰组成的大型船队再次到达印度。此后，葡萄牙按期派出船队，往返于印度和里斯本之间，比利牛斯半岛上这座充满西欧风光的小城，成了东方产品的集散地；而印度的果阿地区，则在1510年正式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511年，葡萄牙果阿总督，又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占领了马六甲，把它作为向东南亚扩张殖民势力的跳板，葡萄牙成了东方最早的殖民者。它把本国的不法之徒派到印度服务，以免他们在本国捣乱，却让他们在东方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他们当走私贩、海盗、商人和指挥官，只要碰上机会，什么都干 ^[2]

跟踪葡萄牙而来的是西班牙。16世纪中叶以前，葡、西两国是争夺海上霸权的殖民强国。尽管西班牙主要的掠夺对象是北部美洲，但富庶的东方，对它有同样的吸引力。1571年，西班牙凭借强大的舰队，完全吞并了菲律宾群岛，“杀其王，逐其民入山”， ^[3] 在岛上大肆劫掠。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屠杀华侨，先后被杀的有二万多人。1639年又一次屠杀，“竟杀掉了当时旅居菲律宾的三万三千中国人的三分之二 ^[4]

从16世纪下半期起，西方的政治地图有了新的变化，荷兰开始崛起。1588年，它联合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了海上霸王。为了向东方扩张，它在17世纪初，就竭力与西班牙、葡萄牙争夺对南洋群岛的控制权。1602年，荷兰组成殖民性质的东印度公司。两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征服了爪哇岛上的咬巴。这时的荷兰，是西欧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西方的殖民竞争者，它采取无耻的手段，竭力排挤对手的势力。为了霸占葡萄牙手中的马六甲，它向葡萄牙总督表示愿交21850镑的贿款，请求允许入城贸易。1641年，当他们被允许入城后，便设计刺死了这位受贿的总督。对于殖民地，采取残暴的掠劫和烧杀。当它占领爪哇岛后，荷兰人“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居民8万多人，60年后，只剩下了8000个土著。

荷兰的霸主地位没有维持多久，便遭到了英国的挑战。英国在东方的殖民事业，早在1600年组织东印度公司时就已开始。17世纪中叶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荷兰的地位，独占了对印度的贸易。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手段多种多样，无一不是以暴力、欺骗为特征，以掠夺印度财富为目的。1669～167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等地的贸易中，每年支付三四万英镑，1681～1682年间增至23万英镑 ^[5] 1761年，英国击败法国殖民势力后，成了印度的主要殖民者，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拥有军事力量和统治着大批领土的殖民权力机构。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由国会派出总督，赋以管理印度全部领土的最高权力。从此，英国殖民者不再假手印度的封建王公，而是直接统治印度了。

殖民制度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各种途径中，最为残暴的一种，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育成长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像温度之于受精蛋的孵化那样。正因为如此，西方殖民国家才无不驾着炮舰横冲直撞，到处寻找和开辟殖民地，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阵阵血腥的风暴。爪哇、马六甲、印度、菲律宾等地的沦落，对中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本来，西方殖民势力的东向，就是为了觊觎印度和中国。葡萄牙寻找直通东方航路的动机，是为了印度，而西班牙的东来，则是为了中国。英国早就有了与中国通商的企图，当它占领印度后，这种意向便更加迫切。所以，正是在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过程中，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中外关系的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中西关系成了中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现在，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史，以便考察在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之前，中国是怎样处理与西方关系的。

中国的海外贸易，早在西汉初期已见诸于史书。两汉时代，中国海外贸易的三个基本方向——东洋、南洋和西洋，已初步奠定。对东洋的朝鲜和日本的贸易，始于汉武帝初年。对南洋的贸易也开始于汉武帝时代。但对西洋的接触则稍晚，在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才开始。当时的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大秦”）曾派使者到过中国，除它之外，没有别的西方国家来过这片古老的土地。所以，两汉时代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在东洋和南洋进行的。相比之下，对东洋的朝鲜和日本贸易较为频繁，南洋方面还很有限。

自三国至隋代，海外贸易的方向没有重大变化，仍以东洋与南洋贸易为主。政府对外贸易也未设专官、专司加以管理，贸易税到南朝时，还没有固定的法令 ^[6]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政府也开始加以管理，设专官、专司，收贸易之利入官。唐代置市舶使（亦称“结好使”）于广州、安南二地，立交易纲首，但唐代市舶司并非常设专官，“有事则置，无则废之”。 ^[7] 贸易范围除东洋外，南洋和印度洋一带的锡兰（唐时称“狮子国”）等国，都有贸易关系。广州、泉州、扬州、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法制渐趋细密，市舶司制度确立。政府曾对外贸物资下过多次禁令：北宋崇宁时“禁私物奸人下海”；南宋淳熙时“禁贩金银”，南宋端平时“禁铜钱下海”。 ^[8] 元代市舶司数度变迁，对外贸易也时开时禁。总计有元一代曾四度关闭市舶，但时间不长即重行开放。

明代的对外贸易，已有相当的规模。明初永乐年间，政府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三宝太监郑和曾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当时所谓西洋，指的是今南洋与印度洋沿岸。

明中叶以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与海外各国的贸易，都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民间贸易，这是平等互利的民间交往，不具任何政治色彩；另一种是随贡贸易，大都是政府间的交往，外国来华的都是贡品，不属商品性质，中国政府的赏赉也不是作为商品。从代价和数量上看，贡品往往抵不上赏赉。在朝贡物品外，也允许贡使带一部分商品与中国进行交流，这种贸易，大都在中国政府的认可之下，在指定地点进行。所以这种商业上交往往往是很有限的。这两种贸易，就数量上看，以民间贸易为大多数，随贡贸易在次数和数量上都很少。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在国力上、经济上都超过四邻国家，因此，明中叶以前，中外关系的结构，中国占主导地位，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中西关系。应该承认，这种中外关系的结构中，中国一直是以天朝自居的。各国来华无论是真正的藩属，还是与中国完全没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化外之人”。在文化、文明和地位上，始终有优越感、大国感。但绝不等于说，这种关系就可以得出如西方学者们说的：中国强加给其他各国的不平等性质。例如费正清在其所著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论到中国的朝贡制度时说：“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它的条约体系一样，是不平等的 ^[9] 类似费正清的这种说法，在西方著作家的书中，几乎都可以看到。

这实在是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说法。

中国的朝贡制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朝贡贸易制度，是发生在世界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封建制度的基本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自然经济结构虽然有所不同，但在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而不是投入流通，商品经济不占主要地位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因之，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各国的贡品往来，都不发生经济上的不平等贸易或掠夺对方资源、把别国变为自己的商品市场这种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殖民地性质。所以从经济意义上说，朝贡制度与随贡贸易制度只是一种物物交流，相互馈赠而不是经济掠夺。事实上，宗主国的赉赐品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往往都超过贡品。朝贡的国家都把这种经济联系看作为一种优惠而采取主动的要求。随贡贸易更能通过一定形式的商品买卖，双方互利和互相学习。

其次，朝贡制度是封建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藩属国之间的一种政治联系和外交交往。宗主国并没有通过朝贡干涉别国包括藩属国的内政，破坏它们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点，任何研究中外关系的人，只要老老实实地对待历史，谁也不能否认。即使是持有上述观点的美国人如克莱德，也同时承认：“在理论上，且一般在实践上，中国并不设法通过这些方式来直接干涉边界国家的内政。事实上，只要它们的统治者保持和平，同他们的人民照儒家的模型一道生活，并履行他们次一级地位的礼仪和其他义务，边界国家大部分是自主的。 ^[10]

再次，朝贡制度并不对藩属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它作为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断断续续的政治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不与对方国家的社会生活有直接关联。与中国通贡的国家，只在政治上作为藩属国的地位，中国并没有对它们直接的干预和压迫。这种藩属关系，与后来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与藩属国之间只存在名义上的宗主关系。这种关系之间的联结就是朝贡、册封制度。因此，藩属国的历史进程不受中国的直接影响。如果说，中国在当时比周边邻国先进和强大的话，那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通过朝贡而间接在邻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样，邻国的先进经验也对中国产生过影响。

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它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掠夺中国的资源，把中国变成殖民市场，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由此可见，西方史学家的上述言论，虽然指出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盲目的优越感，但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却是企图用历史类比法来证明侵略的合理性，为自己的祖先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进行辩解与开脱。

明中叶以后，中外关系结构开始变化。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替代传统的中国和东洋、南洋各国的关系而成为主要内容，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占主导的地位逐渐下降。这个变化过程，是从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后开始的，直到鸦片战争才最终形成。

最早与中国接触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是葡萄牙。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首次到达广东屯门。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海盗商船8艘，以朝贡通商为名，突入广东东莞，发炮轰击，“大炮迅烈，震骇远近” ^[11] 明政府以无朝贡旧例，加以拒绝；葡萄牙海盗船“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 ^[12] 以后便在广东沿海“杀人抢船”， ^[13] 从事海盗掠劫活动。明政府为保卫海疆，于正德十六年发兵征讨，次年将海盗船驱逐出粤，葡萄牙人转而在闽浙一带掠劫，并勾结“倭寇”，成为明政府东南大患。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人“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澳门）地暴诸水渍贡物”， ^[14] 以欺诈手段，强租了我国澳门，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桥头堡。后来，澳门成了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收舶地。

继葡萄牙而来的是西班牙。1517年，西班牙完成了对南洋菲律宾群岛的侵占。明万历三年（1575）起，便转向中国，请求“通商”。福建地方政府曾对西班牙的使节以友好的接待，并派使节回访，允许西班牙人来福建互市；但吕宋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却准备以武力对付中国，对中国去菲律宾的商船，采取种种严格限制，并在菲律宾大肆屠杀华侨。明政府不得不采取戒备措施。万历二十六年（1598），西班牙派人要求互市，被广东当局拒绝。西班牙人不顾中国法令，在“虎跳门结屋，群居不去 ^[15] 明政府派兵驱逐。自此以后，中国与西班牙人的贸易关系无形停顿，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海禁废除后，才断续有商船来粤。

16世纪下半期的海上霸主是荷兰。17世纪初年起，它就与西、葡争夺南洋的制海权。本着这一目的，它开始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和海盗掠劫活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驾大舰携巨炮”， ^[16] 首次到达广东，要求与中国通商贸易，明政府予以拒绝；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保持自己对华贸易的特殊地位，也不准荷船在澳门停泊。荷兰此行失败后转向南洋一带。1602年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1604年征服爪哇岛上的咬巴，排挤了西、葡在南洋群岛的势力。同时，侵入我国领土澎湖，妄图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前哨。明政府厉兵拭甲，并断其接济，迫使荷兰无法久留，只得挂帆而退。此后，又与葡萄牙争夺澳门，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但仍以荷兰失败而告终。明天启二年（1622），荷兰再次侵占我国澎湖，进犯福建内港鼓浪屿，与明朝军队激战。天启四年，又非法占领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 ^[17] 后被郑成功所驱逐。

17世纪中叶后，英国取代了荷兰，成了海上霸王。英属东印度公司先后击败了荷兰、法国的两个东印度公司，达到了独占印度贸易的优势地位。但当它开始与中国打交道时，曾经遭到了葡萄牙的多方排挤，处于不利地位。正如其他殖民者一样，英国对中国的交往，一开始便以血和火的文字记载在中英关系史上。明万历十年（1637），英国第一艘武装商船在威德尔德船长率领下，来到中国。 ^[18] 英国人一踏上中国土地，便以贸易为名，强入广东屯门，发炮轰击炮台，“夺而据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 ^[19] 明政府被迫自卫还击，挫败了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拒绝英人于澳门求市，使英人一时无法在澳门立足。自此之后，英国长时期没有派船到中国活动。直到清顺治元年（1644）才有第一只商船来华。由于南明政权正在和清军对抗，英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些众多的西方国家，从明中叶起，纷纷以武力手段为其殖民贸易开路，这就使中国封建统治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敌手。中外关系中，中英关系逐渐突了出来。但是直至明朝末年，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未进行或未取得胜利，工业革命更无从谈起。因此，西方国家开辟世界市场的愿望还不甚强烈，实力还相对较弱。而明朝政府在当时却仍有力量以自卫手段击退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扩张。西方国家在和中国的较量中，基本上处于软弱的地位。中西国家间的这种关系，直到清代才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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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葡萄牙人路易斯·卡孟士所作长诗《鲁西亚德》（1573）中，称这次航行的参加者为“出色的英雄”。见【苏】谢缅诺夫，叶文雄译：《中世纪史》，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305页。

[2] 【英】马丁：《中国：政治、商业和社会》第2卷，第414页，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4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4] 【美】马士、宓享利合著，姚曾廙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上册，第24页。

[5] 转引自周一良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上册，第86页。

[6] 见《隋书·食货志》。

[7] 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七《设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29页。

[8] 汤彝：《盾墨·市舶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227～228页。

[9]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10] 【美】克莱德：《远东》，第240～241页，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9页。

[1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海外诸书》，十三页。

[12]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页。

[13] 陈文辅：《汪公遗爱祠记》，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版，第92页。

[14] 印光任、张汝霖合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5] 金光祖：《广东通志》卷二十八，《番彝》，四十三页。

[16]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荷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册，第8434页。

[17]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荷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册，第8436页。

[18] 事实上英国在1582年就派遣了由四艘帆舰组成的船队企图驶向中国，由于食物供应不足，船队只到达巴西，遭到西班牙舰队的阻拦，未能到达中国。1595～1596年间，又有三只船组成船队，带着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书，远航中国，结果也半途而回。见【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9]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