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从海禁到闭关



清朝前期，中西之间的贸易和交往，因清政府采取海禁措施而无形停顿。

海禁是清朝统治者为隔绝东南沿海各省人民与郑成功反清势力相结纳而采取的一项“坚壁清野”式的措施。郑成功在南明唐王政权覆灭后，坚持在福建一带聚众抗清。他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连年出击广东及江浙等地，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力量因此十分活跃。为了稳定统治秩序，清王朝于顺治十三年（1656）颁布禁海令，规定：

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均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者，皆处死。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有疏虞，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提镇并议罪。 ^[1]

这道禁令，将违禁治罪范围从一般私自下海扩大到各海口官吏，上至督抚、下至保甲，无一幸免。就禁令内容看，显然不是为了防止洋人而是防止沿海人民的抗清。因之，它不具有对外政策的意义，基本上是一项对内镇压的政策。

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由厦门渡海，驱逐了盘踞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建立了反清政权。这一年，清政府进一步严行禁海，下“迁海”令。迁海令最初建议者，是满洲家奴方星华的弟弟方星焕。他向其主子献策说：“海舶所用钉铁麻油，枪炮所用烟硝以及粟帛，皆海外所罕有，大都滨海之民阑出贸易为之接济耳，今宜尽迁其人，移之内地，距海若干里内，皆斥为瓯脱，画地为界，严申禁令。有敢越界者，论殊死无少贷。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 ^[2] 清政府立即采纳这一建议，派满大臣四人，分赴海疆诸省，严督沿海居民内迁。初迁二十里，犹感为近，再迁二十里，仍感不足，再迁十里，三迁而界始定。“诏沿海居民三十里外尽徙内地，禁渔舟、商舟出海”。

由上可知，清初的海禁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沿海人民下海，二是强迁沿海人民于内地。

由于严禁人民私自下海，清初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被禁止的，所有者，仅是外国贡使请求互市的交往。其数量既少，贡市也有一定的期限。海禁期间来得最早、次数最多的是暹罗贡使。自顺治十年（1653）遣使请贡后，康熙三年（1664）来贡一次。次年改为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州。以后在康熙七年、九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四次派使节交涉，也仅得到“贡使所携货物，愿至京师贸易者，则听其自运，或愿在广东贸易，督抚委官监视之 ^[3] 的答复。

西方的荷兰，在海禁期间，仗着曾与郑成功政权作战的“功绩”，曾于康熙二年（1663）请求贸易，清政府准其二年一贡。康熙五年改为八年一贡，贡道直到康熙二十五年才由广东改道福建。葡萄牙早踞澳门，自康熙元年广东迁海后，澳门商务无形停顿。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准葡人在海禁未开前，暂在广东和澳门间陆路通商。英国在顺治十五年（1658）及康熙三年两次来过三只商船，因受澳门葡人排挤，无法进行贸易，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有商船来广东。康熙九年，英商转往郑成功控制下的厦门、台湾，在两地设立商馆，直至1681年才停止厦、台的海贸商务。除上述国家外，禁海期间并无其他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

清初海禁，自顺治十三年（1656）起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禁，共29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子郑克爽降清，台湾抗清政权覆灭。海禁为了“防贼”的理由便不复存在，而开禁贸易的呼吁，在朝臣中日渐频繁。康熙帝便于康熙二十二年下诏群臣，讨论开禁贸易的利弊，经过不少大臣的上奏讨论，康熙二十四年正式开禁，设粤海关于广州、闽海关于厦门、浙海关于宁波、江海关于江苏云台山，共开四关对外贸易。

海禁一开，中西交往又渐趋频繁。

当时，英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其经济实力，也逐渐在西方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它正用全力在印度与荷兰、法国争夺殖民控制权，并在远东海面的商船队中取得绝对优势。海禁一开，英国商船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其趋势是逐年发展的。以下是英国商船的来华次数统计和因贸易差额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

表2-1

（续表）

（资料来源：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2.4有关资料。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2页列表。）

从上引清代开关贸易到康熙一朝的统计看，英商来华贸易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康熙一朝，英商来华船只数每年都很少，最高年份是康熙四十九年十艘，一般都在每年二艘；第二，在康熙二十四年到四十九年（1685～1710）的25年中，英商船有明显的北上贸易趋向，厦门与舟山几乎成了英商船最感兴趣的目的地。

这两个特点表明，当时中外关系结构的变化，尚未完成，西方与中国交往，仍然不具有重要意义。从第一点上说，英商对华贸易的数量所以很小，原因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正在全力以赴地与荷兰、法国争夺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后，拥有商船数量最高时达到30艘，但到1702年，由于荷兰的王位继承者担任总公司的负责人后，董事成了世袭，经营不善而逐渐亏本；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1672年以后，由于它在竞争中对荷兰的胜利，法属东印度公司业务上升，1719年又趋于衰弱。英、荷、法在印度的竞争，使得英国暂时还没有力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从英商对华贸易的差额看，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动辄数万英镑，有时高达十余万镑，说明英国输入的商品数量不多，不受中国欢迎，而对中国商品的需要量却很大，造成了差额，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这一情况，显示着当时中西关系中，外国资本主义并未能对中国造成经济上的压力。

从第二个特点说，英商北上趋势的加强，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力图接近中国丝茶产区的意向。福建、浙江向是中国著名产茶区。英商对中国茶叶的需要自17世纪80年代后逐渐加增。1684年东印度公司通知在印度的英商说：“现在茶已渐渐通行，公司要把茶赠友朋，望每年购买上好的新茶五六箱运来 ^[4] 1700年英国宣布禁止印度棉织布输入本土之后，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的大宗商品。尽管英国本土对茶叶输入课税很重，但贩运茶叶仍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赚钱买卖。从上表看，英船向中国闽浙两海关收舶的热潮，恰恰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内，这决不是偶然的。当然，促使英船北上的原因，并不全是茶叶贸易，关税的轻重也是一个因素。粤海关税较浙海关重，陋规也很苛刻，所以英商纷纷走避，北上闽浙了。

自康熙五十年（1711）后，英商又转向广州收舶，但对粤海关税仍每有怨言，“屡以粤关索费太重，纠洋商合词争之”。 ^[5] 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准备对中国出口加税什一，“英人议其不公，置若罔听 ^[6] 甚至“合词控于大府”。 ^[7] 西方殖民者对贸易的需求使中国皇帝和官员们深感麻烦。康熙帝自晚年起就已担忧“海外如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8] 处理日渐突出的中西关系，逐渐成为清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对外政策必然要受到对内政策的制约与影响。清王朝是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和次第打败明宗室的反清力量基础上统一中国的。它在军事征服过程中采取了极为严酷的屠杀和掠劫手段。定都北京后，又实行了种族统治的高压政策，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加上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因此，防止和镇压国内各种反抗力量的滋长，成了清王朝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顺、康、雍三朝的国内政策明显地反映着三个主要方向：对反清力量，采用暴力和招抚相结合的方法，以达到打击、分化的目的；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以汉制汉”和“改土归流”的种族统治政策，使之通过内耗，减少对统治民族的不利因素；在统治集团内部，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提高皇权，削弱藩王权力。这三者组成了清王朝前期国内政策的基本环节。外交是内政的继续。防止国内人民的反抗和防止外国人支持国内的不满情绪，是维护王朝统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于是，隔绝中外之间的交往，把贸易限在远离王朝心脏的边远地区，成了清政府势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一朝，承康、雍之武功文治，国力趋于鼎盛。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局面安定，外贸税收的区区收入，乾隆帝根本不放在眼里。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王朝决定关闭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只开放广州一口，实行了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闭关锁国政策。

为什么乾隆帝要收口闭关？是因为怕欧洲海盗商人的侵扰而出于自卫的需要吗？

不可否认，欧洲海盗商人自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在沿海地区进行肮脏卑劣的掠劫活动。但这种趋势和程度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正在逐渐呈现着退潮和减弱的态势。考察一下自明正德九年（1514）中西关系开始，到清乾隆二十二年收口闭关的243年中西交往历史，似可以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实行迁海为分界线，在此以前的147年内，西方殖民者对中国采取武力入侵和较大规模的海盗掠劫活动；在这以后的96年内，很少出现武力对抗的局面，外国海盗商人对中国沿海的掠劫势头已基本退潮。出现这种相对安定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外国殖民者的主要目标在印度和南洋争霸，无暇他顾；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了明王朝的自卫还击，一再遭到挫折，发现自己一时还对付不了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大国。可见，尽管这时外国海盗仍在中国沿海及南洋、印度洋海面出没，但毕竟没有像以前那样严重地采取掠人残杀、抢劫的无耻暴力手段。把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实行收口闭关的直接原因，说成是为了“防范欧洲海盗商人的劫掠活动”，似乎缺乏史料依据。

表2-2

（自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一年）

同样，把清政府收口闭关说成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也是缺乏事实的一种主观推论。闭关前，欧洲商人的对华贸易，数量极为有限。从清政府开始海禁，设四关进行海外贸易起，到收口闭关的73年内，外舶来华总数365艘。其中英国145艘，平均每年2艘，最高年度也仅10艘 ^[9] 这个数字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几乎微不足道。事实上，在西方产业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外国资本主义始终没有足够的商品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在贸易过程中，也往往因贸易差额而不得不支付对欧洲来说最可贵的白银。这在闭关前是常有的事。兹以英国为例，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统计，列表如下：

表2-3

（续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4页列表。

根据上表统计，自开海贸易到收口闭关的74年内，英国大约共输入中国银数达257万镑，平均每年超过3.3万镑。一位研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的英国学者，在分析了英国对华贸易的老牌商号——怡和洋行的业务档案后，不得不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始就宣称：

近代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寻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自16世纪至19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生产时代之前，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艺技术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 ^[10]

这个英国人说东西方发生接触是商业，显然没有敢于把西方殖民者利用商品贸易的幌子，无耻地干着海盗和殖民掠夺行径说出来。但他承认当时西方缺乏必要的商品与东方特别是中国进行正当贸易，却是事实。经济统计资料表明，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当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产业革命高潮到来的阶段，中西正当贸易中，中国仍然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西方资本主义不满意这种局面，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这是事实。但不能说闭关前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商品侵略，因而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

封建制度毫无疑问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乾嘉时代的中国，并没有成为事实上的弱者。乾隆年间，社会经济自清初百余年的恢复，有了相当的发展，田、丁数有了较大增长。顺治十六年到乾隆十八年（1659～1753），民田总数由549.35万余顷，增至708.11万余顷，增长近160万顷；人丁数从顺治十六年到乾隆六年（1659～1741）由1900万增至14300万，增长近7倍 ^[11] 当时清政府拥有85万以上的军队，在内外用兵中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乾隆帝和嘉庆帝都自称为“统驭万国 ^[12] “富有四海 ^[13] 的天朝皇帝，将各国对华贸易和来华使节，视为纳贡称臣，丝毫没有“弱者”之感。

可见，不论从当时的中西关系状况考察，抑或对乾隆朝的国力分析，都无法把闭关政策的产生，归结为清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方面反侵略的自卫需要。促使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阻止英商北上宁波贸易的趋向。外国来华船只，向在澳门收舶，自康熙四十年（1701）起，英商为了获取中国廉价的茶叶，已有北上浙省的趋势。宁波接近产茶区，关税较粤海关为轻，“浙之商贩牙行又争相招致 ^[14] 乾隆帝对此深感不安，认为外人北上，“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担心外人北上之后，以贸易为名“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 ^[15] 为了阻止英商北上，清政府最初采取提高浙海关关税一法，企望外商因怕遭重税而停止北进，仍在广东贸易，以收不禁自禁的功效。但英商不惧重税，仍数往宁波口岸。于是朝廷只得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准再赴浙省”， ^[16] 采取了收口闭关的措施。

很显然，清政府的闭关之举，是处于相互联系着的两种心态：

一是担忧传统的贸易口岸发生变动，外人北上趋势的增强，会对“民风土俗”产生影响。所谓“民风土俗”，无非是指封建礼教规范下的君臣之道、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夷夏之防等一切伦常习俗。这一套名分、等级制度，历来是统治者维护专制制度和实行愚民政策的思想工具。它一旦被洋人带来的欧风美雨所冲击，无疑会对旧秩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是害怕洋人深入内地、久留不去，会支持东南沿海原已存在着的反清情绪。一旦内外结合，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清朝统治者自己就是乘明王朝忙于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之际，在汉人的导引下入关的，深知内外结合的厉害。由于葡萄牙人曾协助过明王朝打击清军；英国人也曾在郑成功抗清势力控制下的厦门设立过商馆，因此，清王朝对外人特别敏感。

事实上，从康熙末年起，限止海外贸易、防止汉人和洋人接触的意向，已在统治集团内部滋长。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巴（今爪哇）等地贸易。雍正五年（1727），对私自出洋和久留外国的华人，明令规定不准回籍 ^[17] 雍正十三年，又禁止民人偷渡外洋。 ^[18] 到乾隆时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设关贸易以裕兵饷、财源的初衷，早已不复存在，“防微杜渐”的目的，被突了出来。后来的公行制度和一个又一个的防范章程，都是从“防微杜渐”这个根子上长出来的。

由此可见，清代闭关政策，正是封建统治者维护专制制度总政策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是一个落后的经济制度和腐朽的思想体系产生出来的一项落后腐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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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重修本）第七百七十六卷。

[2]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页。

[3] 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一《贡舶》，《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4] 《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

[5]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

[6] 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版，第220页。

[7]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

[8]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八，第九页。

[9] 据【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4各卷资料统计。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4页列表。另：《粤海关志》卷二四有关外国商船入口只数记载，录于表2-2

[10]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

[11]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

[12] 《乾隆致英王第二道敕谕》，见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3] 嘉庆二十年《上谕》，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

[14] 萧令裕：《英吉利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3页。

[15] 《清实录》乾隆朝，卷五百三十三，第721页；卷五百十六，第522页，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第15册。

[16] 《东华录》乾隆朝，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17]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十二页。

[1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重修本），卷六百二十九，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