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正当贸易的困境



东印度公司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频繁地敲打中国的大门？这与它长期来不能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不无关系。商品输出作为资本主义征服落后国家的一种武器，广义地说，也可视为敲门的一种手段。英国的对华贸易，掩盖着它的殖民欲望。

从中英贸易品的结构来看，东印度公司的输华商品包括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三大项；中国输出的商品则以茶、丝、棉布（土布）为大宗。英国商品中不少是机器工业制品，表现出商品的进步性；中国的出口货主要是手工制成品，反映了生产方式的落后。但是，英国输华商品中大部分是印度棉花，这又显示了英国商品的殖民地贸易性质。这可以从英国输华商品的构成比例中得到证明：

英国输华商品来自英伦本土者，自1775～1833年始终占全部商品总数的40%以下，来自印度的，总在60～70%以上 ^[1]

就英国输华的三项主要商品及其发展趋势而言，印度棉花一项，不仅大于英国本土的毛织品和金属制品的总和，而且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二者。现截取几个主要统计年度列表如下：

表3-1

【价值单位：银两，指数：1780～1784年平均＝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1页，表8）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8世纪70年代起到19世纪30年代，印度棉花输华的指数超过了英国毛织品和金属制品输华指数的总和。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夕，利用统治印度殖民地的特权，大量收购印度棉花，然后转手贩运中国获取暴利。英国正是在榨取和掠夺别国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中英贸易的趋势表明，英国的正当商品一直未能在对华贸易中占优势地位，相反，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英贸易，中国始终居于出超地位。我们同样截取几个年度的中英贸易进出口总和及其指数的统计，来考察这一趋势：

表3-2

【价值单位：银两；指数：1780～1784年平均＝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页表1。）

从上表可以看到，自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30年代，中英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每年平均数，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优势地位。英国资本主义商人连同作为贸易补偿的印度棉花在内，都无法使它们占得优势。英国产业革命的成果未能在对华贸易上表现出来。

这决不只是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困境，事实上也是西方各国在贸易中的共同的问题。关于法国对华贸易情况，至今我们研究得很不够，统计资料也极稀少，无法描绘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下面，就美国早期的对华贸易进行说明：

美国自1783年独立后，1784年就以“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到达广州，进行贸易。同年，又一艘“潘拉斯号”（The Pallas）到达，同泊于黄埔。返航时运走了88万磅茶叶回到美国。自此之后，美国便不断开展对华贸易。1785～1832年48年中，美国达到广州的船只有1104艘，几乎达到英船数的44%，超过其他国家来华船只的四倍；就发展速度说，也比其他国家快 ^[2] 到1832年，竟一年来华62艘。所以，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对华贸易中，已经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

美国对华贸易商品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本轻利重的奢侈品，如西洋参、毛皮、水银、棉花等。其中西洋参一项是输华的重要物资。这类商品在美国并不值钱，到中国却大获厚利。“中国皇后号”装了40吨以上的西洋参，获利占3.7万元总额的大部分。1840～1828年间，西洋参输华每年约在千担左右，有时如1822年高达5144担，1824年达6039担 ^[3] 可以想象，这要换取中国多少白银！

第二类是转贩商品：如檀香、青贝、燕窝、海参等，此外还有胡椒。第三类是鸦片。

中国向美国输出的，仍是传统的茶、丝、土布等产品，这些产品在与美对华贸易中，同样使美国经常处于入超的地位：

表3-3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5页，表2～3。）

中外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的优势地位，使外国资本主义在对华正当商品贸易中，不得不每年将大量白银投入中国市场。以广州白银出入情况来看，1803～1804年流入438.5万余两；1816～1817年流入394.4万两；1826～1827年流入412.2万两，这一年度广州流出289.3万两，出入相抵，入超白银尚有122.8万两。白银入超的情况，只是到1828年以后，由于鸦片走私猖獗才发生根本性逆转 ^[4] 在这些年份，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就国家比较来看，主要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国自1800～1834年，几乎都是用现银与中国交易，是西方白银主要流进中国的国家。

为什么在中外贸易中，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呢？

首先，英国和世界各地，对中国茶叶、丝绸、土布的需要量不断增加。这使得英国输华三项主要产品总值，无法与中国上述货物出口总额相匹敌。英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港脚商人要从中英贸易中获利，必须首先在中英贸易中大量购买茶叶、丝绸和土布，转手贩运。他们带来的对华贸易商品价值不足以抵偿吸收中国商品的价值，这样，便不得不用白银作为手段，投入中国市场。

茶叶是东印度公司对华垄断贸易的主要商品。格林堡的著作中曾对此有过历史原因方面的叙述。他说：“在18世纪的时候，为了国内制造家的利益，公司被夺去了从东印度纺织品进口中赚钱的机会，于是它就将它的整个生意转到中国茶叶的进口上。”“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 ^[5]

丝绸、瓷器和其他消费品，东印度公司虽然也在经营，但主要属于散商、公司职员和英印港脚商人经营，公司本身在这方面所作的生意极其微弱和有限。“在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它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茶叶 ^[6] 从统计资料看，事实确实如此：

表3-4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页，表12。）

根据统计资料，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入英伦本土的茶叶数量，其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在有统计的年代中，1760～1764年，输入本土的中国茶叶每年仅42065担，到1800～1804年平均每年达到221027担；到鸦片战争前夕1830～1833年，平均每年235840担。七十余年中，增长了大约五倍半还要多 ^[7] 格林堡说，1664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是2磅2盎司；1783年东印度公司销售中售出的数量则是5857822磅，1785年售出茶叶达1500多万磅，在公司垄断权存在的最后几年中，它从中国输出的数量平均约为3000万磅。 ^[8] 18世纪末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全部工业品总值，只相当于从中国输出茶叶价值的六分之一。

茶叶买卖是很赚钱的。按照1830年英国下院审查委员会的估计，每年给东印度公司带来“自100万磅至150万磅不等”的利润 ^[9] 格林堡指出：“茶叶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为330万磅。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 ^[10]

丝绸的输出量不大，这除了和英国本土生产的丝织品和衣料生产有矛盾外，中国政府限制丝绸输入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在西方各国对华贸易中，英国输出中国丝绸的数量，仍然超过了法国和美国，占了最大的百分比。不过这项交易，主要由公司职员和港脚商人经营的。

中国土布在数量、色彩、技术和价格低廉上，都胜过了英国棉布。英国棉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受欢迎。1786年曼彻斯特乡村手机织造的棉花，第一次试销广州，被十三行商人认为“随便哪一种都卖不出去。棉布成本太高，而中国人是织造多样棉布的，那些布匹虽不那么漂亮，却更合乎他们服饰之用”。 ^[11] 自此以后，英国棉布一直未能打开中国市场，棉布经营连年发生亏损现象。与英国棉布悲惨情况相反，中国土布却受到西方的欢迎，以致英商——主要是散商和港脚商人，不断购买中国土布。在中英棉织品对流中，中国一直是出超的，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才由出超变成了入超：

表3-5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页，表11。）

从以上中国三项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在中英贸易对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中国的优质茶叶、灿烂的丝绸和结实价廉的土布，受到外国的普遍欢迎。它们在中外贸易（主要是中英贸易）中起着大宗货物的作用，而英国的机器产品在中国反而找不到销路，不是连年亏本，便是无利可图。英国为了获取中国产品，不得不支付大量白银。这种困窘局面，使英国资产阶级极为恼火，格林堡在描述这种情况时说：

到18世纪末叶，在茶叶的装运量主要由于庇特的抵代税条例而迅速扩张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感到越来越难以搜求足够的货币运往广州……广州的英国货币市场既极有限，即便是亏本推销也打不开销路，而欧洲方面的现银供应又越来越靠不住，英国输往和输自中国的进出口货之间的差距就变得惊人了……虽则硬货主义的理论已不大流行，可是无论如何，专靠现金银总归不是贸易的好办法，而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可以赚钱的一些商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12]

其次，造成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的局面，与清政府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限制对外贸易的做法不能不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根本原因却是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具有抵拒外来商品侵袭的能力。中国农民的衣着几乎都是自己家庭织布机织出的土布。他们不需要购买外国的棉纺织品；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下，购买力也极为有限，无力去市场购买外国商品；即使是印度棉花，主要也在广州附近一带的农村和城市手工业者中销售。中国广大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主要还是利用自己生产的棉花，这些状况，使得外国商品不可能具有想象中的广阔市场，势不可免地会产生滞销、积压，从而造成亏损。但是，外国资产阶级对这一点并不清楚。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样的商品才能在中国有销路的分析上，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市场的销售能力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使英国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而仅看到表面的、片面的现象，并且主观地认为这是由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结果。因而，为了急于寻找商品的市场，便不惜一切手段敲打中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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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2] 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二、三、四有关材料，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页。

[3] 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33页。

[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33 页，表26。

[5]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页。

[6]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7]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页，表13。

[8]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9]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0]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1]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品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12]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