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耗财伤身莫此为甚

在道光十九年这个本该喜庆的年份，最使道光帝烦心的莫过鸦片问题了。自他接位以来，鸦片泛滥，烟毒日深；白银外流，民生困顿。朝野内外对此议论纷纷，搅得皇帝为之寝食难安。

其实，鸦片问题早在先帝在位时已成了朝廷头痛的问题，民间私议和官员奏章屡有论及。首先是吸烟的人愈来愈多，阶层愈来愈广。最初，吸食者都是贵族、地主、官僚和大商贾等有钱人。后来，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各种人物如太监、衙门书吏、差役、军官、士兵渐次卷入。最后，连下层社会的僧尼道士，妓女乞丐，平民百姓也都抽吸，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吸烟群。道光十一年刑部奏折称：

窃查鸦片来自外洋，其始间由劣幕奸商私自买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访查，据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1]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的奏疏中，也说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2] 据统计，道光十五年全国抽吸鸦片的人数约在200万以上，地区遍及十几省。由于鸦片中含有吗啡碱，有催眠作用，吸者极易上瘾，所以这200万人绝大多数成了难于戒绝的瘾君子。

对于吸烟之害，有识之士或作诗歌讽劝，或撰文抨击，痛说其状之可悯，其行之可憎，借以觉人警世，一时竟形成为“鸦片文学”的奇观。清人俞蛟在所著《梦厂杂著》中描述吸烟成瘾的情况说：“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萎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惟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 ^[3] 俞正燮著文描述久吸成瘾的情状称：“吸烟久，其人必畏葸庸琐，激之亦不怒，由其精华竭也。” ^[4] 讽咏鸦片危害的诗词歌谣，为数尤多，对瘾君子们的惨状描写得栩栩如生。如《香苏山馆集》中有《洋烟行》三首，其中《咏吹烟》一首写道：“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疲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呼鸦片鬼。” ^[5] 此诗作者吴兰雪是江西东乡人，嘉庆五年举人，由内阁中书官黔西知州。此诗约作于嘉庆中期，可知那时已有了“鸦片鬼”的名称了。

鸦片的流毒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的健康，鸦片走私又大量卷走了中国的白银。

鸦片走私是采取现金交易的。这就使得走私愈猖獗，中国的白银愈外流，两者成正比例发展。根据统计资料所示，当流入中国的外洋鸦片保持在一万箱左右的幅度时，广州口岸白银出入口情况仍对中国有利，每年平均入超约150万两至200万两左右；而当外洋鸦片自1828年起，以平均每年1.8～3.5万余箱为幅度急剧上升时，广州白银的流出入情况就发生逆转，中国大量流出白银，每年平均在200万至300万两左右。1835年后，这一趋势更加发展。以下是1800～1835年间，广州口岸白银流出入量与外国鸦片输华量的对照表：

表4-4

（续表）

本表据【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8～239页附表及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页，表26编制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到，截至19世纪20年代末，中国广州口岸流出入白银的趋势一直是入超的，只有极个别年度出超。从1800～1827年的27年中，鸦片输华量基本上稳定在一万箱以下，这表明，当时中国市场吸收鸦片的最大容量应在万箱左右，在这个数字上，中国大体上仍可有大约100万至150万两白银输入，中国财政还可以保持略有节余，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还可以保持出超（包括鸦片贸易）。但是从1827年以后，中国白银流出趋势，因鸦片大量输入而逆转，每年都有200万至400万两出超。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日益暴露了。

就中英贸易状况考察，问题比上述情况更严重。

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很早就停止了输入白银于中国，这与鸦片大量输华有关。1805～1814年，1817～1820年，1821～1823年，1824～1834年，共24年中，东印度公司没有一块银元流进中国，这在1800～1834年的34年中占了3/4以上的时间，而上述广州白银的出口流向，主要是流入东印度公司和公司职员的口袋中。

以上仅仅是广州白银流出入的统计。就全国白银流入量来说，1814～1815年度，中国流向印度的白银已达120万余两，以后逐年增长，到1833年以后，每年流向印度的白银一直在370万两左右，而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1840年竟高达613.9万余两 ^[6]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约占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白银的外流问题，清政府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成正比例发展的。

嘉庆中叶以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还没有对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所反映， ^[7] 这与当时鸦片保持在每年平均4000余箱的情况有关。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的奏折里，已经开始提到白银流出的问题：“今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藉护货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 ^[8] 但他只提是夷船偷运，还是没有提到鸦片与白银外流的关系。道光二年（1822）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的《严禁海洋偷漏以裕民生折》中，已经模糊地感受到白银外流与鸦片走私有关：“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材伤生，莫此为甚”。但他仍把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洋商违反定例，以银收买洋钱与茶客交易。 ^[9] 这种认识是与鸦片尚未超过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有关。因为在1822年以前，鸦片流入中国平均每年仍在4000箱左右。整个地说，中国白银就广州口岸统计，还处于入超阶段。

直到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源的奏折才第一次明确地指出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 ^[10] 这一年鸦片输入已达到16500余箱，超过了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所谓“每岁易银”，从统计数字来看，鸦片输华自1826年起已超过万箱水准，而1827～1829年，每年出超白银已在150～300百万之间了。从这一年开始，清朝的奏折、上谕中，便不断提到白银外流的日益严重，并越来越把白银外流与鸦片输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了。

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因为中国是实行银钱两级币制的，白银外流，使银贵钱贱的趋势日渐严重。 ^[11] 人民负担也随之加重。银贵钱贱还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上缺乏支付手段的主要硬通货，这就使商业委顿，经济疲软。所以林则徐曾奏：“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壕，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胜（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12] 林则徐所说的苏州商业委顿，正是烟毒泛滥、白银被鸦片吸收的结果。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包世臣就说到苏州吸烟之盛。他指出：“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吸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 ^[13] 所以，到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途经苏州作调查访问时，出现这种情况，确非偶然。

烟毒泛滥，白银外流，对清王朝的财政收入是个十分巨大的威胁。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此早就十分忧虑。清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对此也感到十分紧张。在全国人民反对鸦片走私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下，在一部分关心国计民生的朝野官员的呼吁禁烟的声浪中，清王朝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白银外流下的中国银钱比价一览表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46页，另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7页。）

[1] 《刑部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14页。

[2] 《黄少司寇奏疏》，《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63页。

[3] 雷瑾辑：《蓉城闲话》，同上书、册，第296页。

[4] 俞正燮：《癸巳类稿·鸦片烟事述》，同上书、册，第289页。

[5] 雷瑾辑：《蓉城闲话》，同上书、册，第299页。

[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34 页，表27。

[7] 嘉庆四年（1799）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奏折中已提到这一问题：“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云云，但原奏未见，不能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达到了什么程度。

[8]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第六页。

[9]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一，第十四页。

[10]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卷三，第五页。又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49页。

[11] 白银外流下的中国银钱比价一览表

[12]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第140～141页。

[13] 包世臣：《安吴四种》，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537页。

道光帝手书“政贵有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