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反思·昭雪·维新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03 16:21:09 0

1. 对制度腐败的反思

朱由检登极之后，对天启朝的制度腐败有所反思，发出一系列谕旨。

撤销派往各地的监军太监——“上谕兵部：各处镇守内官一概撤回，凡相机度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镇督抚诸臣及大小将领，务提起精神，殚精忠荩，以副朕怀”。

暂停织造太监活动——“上谕户部：封疆多事，征输甚烦，朕殊悯焉。苏松等处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东南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

褒赠恤荫死难诸臣——“上谕吏部：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极，臣民之愤稍纾，而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勿致久淹，伤朕好生之心”。

禁止私自阉割为宦——“上谕礼部：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官阉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严明。近来无知小民希图财利，私行阉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选，尔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许诸色人等当时首告，本地方官司奏闻，邻右歇家不举从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并行究处。倘有强阉他人，希图诬赖的，讯明反坐，决不徇纵”。[1]

显然，这些都是对于魏忠贤专权乱政导致的制度腐败，所引出的反思，有着很明显的针对性——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制度腐败。顺应皇帝的思路，有远见卓识的官员们纷纷反思昔日的制度腐败。

天启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户部郎中刘应遇论述“天下有六大苦情”，就是颇有深度的反思。

一是诸臣逮系之苦：自杨涟二十四罪之疏，请斩逆珰忠贤，而海内缙绅之祸从此始。但彼时尚苦无题目，后以移宫一案悬坐尤苦无赃，借题封疆受熊廷弼贿，而缇骑出矣。初逮杨涟，一时士民若狂，各州县设醮祈祷之数百处，老妪、菜佣、瞽废、乞儿争持一钱以馈。（杨）涟行至许州，有旧识吏部郎中苏继欧以一饭而遭惨毒。高攀龙、左光斗以同官惨死。

二是诸臣拷死之苦：自杨涟逮下镇抚（司），而诸臣之续逮者俱不赴司寇（刑部）矣。借赃加刑，因刑速毙。杨涟之死，体无完肤，童仆惊散，得旨而后敢殓，又值暑月，尸供蝇蛆，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此则其受顾命、锄奸邪一场结果也。有人心者独不怜乎如是，疑其点窜疏稿。词臣缪昌期死，疑其募资结姻。而铨臣周顺昌死，天地寒心，鬼神饮血。而王恭厂希有之变，非此希有之冤致之哉!

三是诸臣追赃之苦：自借题封疆以杀善类，而杨涟悬坐二万，顾大章悬坐四万，二臣极苦。而（杨）涟尤甚，亲戚乡人以及佛寺道观无不好义施助，母子住于城楼，男妇栖于客店。有挈族尽逃海滨，其子或死于狱死于途，父子妻儿俱为昼号之鬼。于是夤缘捷径者，日以杨左为彼富贵之媒，亦可伤也。

四是仕路去就之苦：自门户株连如火燎原，不独被谴者无乐生之意，虽陈列者亦无安枕之情。刀山剑海，举足皆惊。万苦千辛幸逃食息三年，四方孔道无敢偶语者；驿路停骖，无敢言一魏字者。去国诸臣萧条狼狈，全无士气。

五是新进禁锢之苦：凡推升题差株连削夺者，已经诠次起用，乃初列班行，未经受职如文震孟、陈仁锡、姚希孟、郑鄤、程良筹等，皆未衔一命之士也。

六是廷臣被削之苦：自忠良被杀以来，惟勋臣朱国弼一疏而已，逆珰妖姆作祟，先帝且不得保其宫妃懿亲，况外臣乎![2]

皇帝朱由检赞同刘应遇的分析，批示道：“权奸窃柄，煽虐惨毒异常，所奏诸臣苦状，朕为恻然。逆恶魏忠贤原籍房产尽没入官，已有旨了。其逮死各官，已征在官，既经奏报者，抚按查实解进未完的，都与豁免，家属悉与释放。所荐诸臣分别录用，俱有旨了。”[3]

南京吏部主事涂绍煃从另外的角度反思，提出“太平八要”。如果说刘应遇的奏疏侧重于“破”，那么涂绍煃的奏疏侧重于“立”，为构建太平盛世而献策。

一要乾纲独揽——陛下登极几何时，弛张刚柔之间，环海内外莫不钦大圣人举动，以为即尧舜复生莫能过焉。惟是尧兢兢舜业业，此段心法须臾不可忘。经筵欲勤，而后聪明日扩；召对欲频，而后釜鬵无虞；郊天礼庙时一举行，而后怨恫无归。大法小廉，审于毖饬，乾纲独揽，颦笑欲严。

二要未雨绸缪——陛下知奴（满洲）酋之逆我颜行，而数不利于国乎?道路流言佥以为，今夏奇捷莫非鹿马之奸。夫奴子方以大兵东渡击朝鲜，安得又有大兵蹂乱我中国乎?此忠贤欲邀边功以冒上赏，即袁崇焕不欲自以为功，其意可知也。今及时未雨绸缪，以收成功于万举万当。

三要急讲生财之大道——陛下知民穷财尽，至今日而极不堪头会乎哉!当忠贤之世，又加派，又横征，又设措，又搜括，又追赃，吸髓剥肤，三空四尽。窃以惟正不可不蠲也，辽饷一事亦须从长酌议。崇祯元年为陛下改元之初，请准免天下辽饷，所籍忠贤、客氏、呈秀诸赃，不知几百千亿万，亦可少抵。至如生财之要莫如钱，莫如屯，莫如盐。造钱有要，颁钱有则，广钱有本，行钱有道。屯有边屯有腹屯，粟可得而食也。考于盐之利，盐之害，榷可得而筦也。急讲生财之大道。

四要匡天地尊宗社——陛下知文运国运相关乎哉!今日经生家言伪辞伪理，谁非厉气?且以命题为献谄之计，致诸生又以我夫子献媚珰父，可权启圣射圃，可占生祠，病狂丧心，至此极哉……吾道无光，今日已极，尊吾道所以匡天地尊宗社。

五要问渠恶清乱源——陛下知忠贤罪恶滔天，岂独凭宠任之过哉!外则崔呈秀之招权纳贿，内则李永贞自雄学海，狐鼠辈亦奉为智囊，宵小朋比，实繁有徒。虽不必苦株连伤元气，亦安得不问渠恶清乱源!

六要慎于用人——陛下知魏广微之与忠贤谬结同姓，实为戎首乎哉!今天夺其魄，未受显诛，而不追夺于身后，恐无以雪诸臣愤冤于地下。至于李夔龙之秽迹多端，俨然为群豸长，岂不玷宪体、羞群吏乎!用人不可不慎。

七要补给追夺之诰命——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奈何不弘锡类，以沛孝思乎哉!陛下初登宝位，追崇圣母，人孰不有父母?从前所追夺之诰命，一应补给。至于物色之起，又在后也。

八要许诸人直言无隐——陛下亦知忠言不可攸伏，而多言亦易滥觞乎!当忠贤窃柄钳结，天下郁郁已极。今言路弘开，火燃泉达，势不可禁，启陛下厌听之端，转开堂帘暌隔之路。职闻止戈为武，今且以言止言，乞先赐罢职，为多言戒。其余一切真实利病，凡可以纠官邪、正士习、安民生、足国用等项，仍许诸人直言无隐，庶授言之益。[4]

涂绍煃的太平八要，算不上谠言宏论，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消除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影响，营造太平盛世，不无小补。皇帝朱由检没有立即表态，待到次日，江西道御史林栋隆条陈新政六事：重票拟、伸公论、惜爵赏、严核实、慎言路、审机权，才一并表态：“万几虽烦，朕当思执要之法。这所奏保躬，知道了。票拟关系国事，是阁臣实力担当，说得是。至伸公论、惜爵赏、核功能、审执权，救时要论。”[5]可见他对于太平八要、新政六事，是感同身受的。

2. “朕原不欲以东林二字禁锢人才”

魏忠贤阉党专政，为了钳制舆论，排斥异己，严厉镇压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六君子之狱与七君子之狱就是典型事例。为了宣示镇压的正确性，对这些正人君子一概扣上“东林邪党”帽子，而不管他们与东林书院有没有关系。要给遭到迫害致死的君子们平反昭雪，首先必须推翻强加给他们的“东林邪党”诬蔑不实之词。

崇祯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河南道御史罗元宾首先触及这一问题，写了洋洋洒洒长篇奏疏。虽然他对东林与门户各打五十大板，毕竟还是主持公道之论：“ 迨二十四罪之疏一出，而触怒权逆，流毒冠绅，昔之气焰一旦摧折，攻东林者快之。然而其盟主则（魏）忠贤也，其传头则（崔）呈秀也，其护法则虎彪也，其败局则贪位慕禄之徒，借《要典》之公议，以泄其私愤，执门户之虚套，以畅其毒心。比之东林，殆又甚焉，能无败乎!究而论之，门户群小所构煽而成者，是依附之局，非东林之局也；攻门户权奸所侵假而成者，是魏崔之局，非攻门户之局也。”[6]

二月初一日，翰林院检讨项煜从“平人情定国是”的角度，谈及这一问题：“当事者之过在于防君子太严，而待小人太恕，何也?分别门户之号，皇上已化之，诸臣必欲留之；名节忠义之派，皇上已怜之，诸臣必欲锢之。斯不亦严于防君子乎?何以信从公酌用之明旨，而塞斯民直道之口也。臣请平心质之，东西南北皆臣子，何人独外于光天?父兄师友亦偶然，安得便锢其一世。不惟影响株连者可用，即真正东林亦可用；不惟会推升转题差之被斥者可用，即曾经弹射者更可用……不问是党非党，但问是贤非贤，捐城府以遵明旨，秉虚公以慰舆望，此则平人情定国是之大机括也。”[7]皇帝朱由检明确表示赞成：“朕立贤无方，原不欲以东林二字禁锢人才。”[8]

在这一问题上讲得最透彻的，莫过于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他所写的反驳杨维垣的奏疏，立场鲜明地站在东林人士一边。

——臣读（杨）维垣入告诸疏，则深讶其仰负圣心，且若与陛下相反然者。盖陛下之谕，一则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一则曰化异为同，一则曰天下为公。而（杨）维垣之言则曰孙党、赵党、熊党、邹党。陛下之于韩爌、文震孟曰清忠有执，曰已着起用，而（杨）维垣于（韩）爌、（文）震孟曰非贤曰不简。是陛下之于方隅无所不化，而（杨）维垣之于方隅实有未化；陛下之于正气无所不伸，而（杨）维垣之于正气实有未伸；陛下事事公虚，而（杨）维垣言言我见。

——（杨）维垣怪臣盛称东林，盖以东林之尊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然亦知东林中有首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之杨涟，及提问崔呈秀欲追赃拟戍之高攀龙乎?且当时之议，其于（李）三才特推其挥霍之略，而未尝不指之为贪；于（熊）廷弼特未即西市之诛，而未尝不坐之以辟，则犹未为失论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贤之穷凶极恶积赃无算，而（杨）维垣犹且尊称之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而何况李三才!

——东林已故及被难诸贤，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之外，又如顾宪成、冯从吾、陈大受、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为真理学、真气节、真清操、真吏治，戍遣如赵南星之真骨力、真担当。其余被废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荐举之嫌，而其间之为真名贤、真豪杰者多有其人，岂有矫激假借而然哉!

——总之，东林之取憎于逆珰独深，受祸独酷，在今日总当曲原其高明之慨，不当毛举其纤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珰以首功，反代为逆珰分谤，斯亦不善立论者矣。

看了这篇是非分明、入情入理的奏疏，朱由检颇为心动，表示“朕总览人才，一秉虚公”，这与他日前所说“不欲以东林二字禁锢人才”是一致的。[9]

在此前的另一奏疏中，倪元璐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东林的敬仰之情：“从邸抄见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并案，一则曰邪党，再则曰邪党。夫以东林诸臣为邪人党人，将复以何名加诸崔魏之辈?崔魏而既邪党矣，向之首劾忠贤，参提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以臣虚衷之心，合之事后之论，东林则亦天下之才薮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禀清挺之操，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用者，亦每多气魄之俦，才干之杰。其间即不无非类，要亦可指数而尽耳。而其中又有泊然无营，修乎自远，谢华膴其若脱，付黜陟于不闻，而徒以声气心期，遥相推奖，此其人尤所谓淡泊宁静之君子也。今而曰邪党，则无不邪党者矣。”[10]张岱对倪元璐的这一奏疏给予高度评价：“疏上，天下传颂之，遂为东林定案。”[11]

在这一背景下，死难君子的遗孤，陆续上疏伸冤，掀起了平反昭雪的浪潮。

崇祯元年三月初九日，原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周宗建的儿子周延祚、周延祉，首先为父鸣冤：“臣父周宗建，职居言路，性秉孤忠，首发逆珰魏忠贤，必至之祸，横罹陷赃，惨讯殒命。在臣父杀身报国，无负夙心。独臣等痛父之冤，血泪迸竭，延喘旦夕，万苦难言。今幸遇圣明御极，离照当天，尽烛逆珰大恶，深悯诸臣极冤，屡奉圣谕，怜及诏狱幽魂，一则曰借旨擅杀敢谏忠直之臣，一则曰串同心腹酷刑严拷，诬捏赃私，立毙多命。近科臣祖重烨疏称，臣父首攻魏忠贤、客氏在杨涟之先，祸惨功烈，奉有明旨，内云周宗建击邪惨死，着与优恤。科臣颜继祖疏称，臣父冤死狱中，复奉明旨，内云受祸独酷，着早与赠荫，以慰忠魂。臣等捧诵纶音，拊心感涕，犹不披沥控陈，则臣父于诸臣中纠逆独先之忠，于诸冤死臣中被祸独惨之状，于立身居官极清极直之操，俱含泣九泉，无以自白……臣父五年县令，一介不污，乃欲于八年离任之久，考选七年之后，驾空诬为狼藉，安所据乎?抚臣毛一鹭承望风旨，移文搜索，而藩臬有司百口昭雪，三邑士民聚万讼冤。案墨具在，足凭也。（毛）一鹭无隙可寻，勉强坐赔该县公费并夺俸资追银一千二百五十两。而臣家三世百亩之传尽矣。忠贤犹以勘问未足杀臣父，又授意腹珰李实巧摭恶喷，狠下杀机，旋即矫旨扭解来京究问。缇骑纵横，多人威诈，而臣家寸丝尺缕无不充官旗之橐者。及下镇抚司，逆党许显纯、崔应元等首责臣父云：‘汝是首发祸种久办，着极刑待汝。’遂炮烙酷加，筋脉断绝，较之夹拶棍杖倍极惨毒。更可异者，拷掠时乃有名为听记者俨倨堂上，指挥授意；又有名为打事件者络绎道路，每一打问，必得忠贤命然后发落。万千威逼，臣父宁死不屈，而（许）显纯等竟悬坐赃银五千二百五十两。然忠贤犹未快也，更矫旨尽数穷追。昨日伤残剩骨，复遭惨讯奇凶……仍复五日一严刑，迫臣父立就鬼录。酷暑蒸腐，肢体残落。且臣父于六月十八日毙狱，独至二十四日方许领埋，身填牢户，尸供蝇蛆，视诸臣犹得以血溅囚服裹置棺内，而臣父一丝不挂，身首零落，此则半生忠直首折逆奸之结果也。”[12]

朱由检看了饱含血泪的控诉，动情地批示：“周宗建首折逆奸，惨死可悯，着该部从优恤荫，诬坐赃银准与豁免，仍补还敕命，以旌忠直。附恶诸奸已有旨处分，该部知道。”接到圣旨后，周延祚、周延祉感激涕零，乞求皇上指示礼工二部，准照例给予应得祭葬专祠，使得“首忠得以自表”，“贞魂不致无依”。皇帝当即批准：“周宗建三疏发逆，忠鲠尤著，所请全恤，着该部酌给，仍于赃银蠲免外，准给银五百两，以昭怜悯。”[13]

皇帝态度如此鲜明，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给予死难者遗孤极大的鼓舞，掀起一阵伸冤昭雪的巨浪。

原任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尊素的长子黄宗羲为父亲伸冤。黄宗羲当时还是一名生员，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思想家，他写的讼冤疏文自然值得一读：

——臣父黄尊素秉正嫉邪，攻发逆珰魏忠贤罪恶，被逮死狱。臣从舞象之年招魂归里，泣血至今，靡宁朝夕。伏睹皇上践祚，离照当天，大奸距脱。此直臣冤抑见伸，千载一时也，立起赴阙讼臣父冤。

——臣父中万历丙辰进士，授宁国府推官，壬戌考选，除山东道监察御史，侃侃直节自持。入班未逾一载，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奸之隐。时魏逆与客氏表里为奸，形已厝火，势必燎原。臣父预抱隐忧，因灾异示警，直陈时政得失。谓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戎敌，毫末不札，将寻斧柯。当奉严旨切责。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毒焰方张，渐不可制，于六月初九日复上圣断不可不早一疏。谓忠贤与其私人柴栅既深，螫辣谁何，势必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请先帝默察人情，自为国计，即日罢忠贤厂务。于是忠贤不杀臣父不已，臣父亦自分必死而后已也。至七月初十日，业已杖死工部郎中万燝，臣父首上士气已竭一疏，论奸人必借廷杖以快其私，将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移诸国。且曰生臣死臣勿敢计，而魏逆杀臣父之心益不能须臾待矣。

——未几，彪虎纵横，有希旨逆徒为忠贤义子曹钦程，首发大难于内，腹心李实罗织无端于外，交口蔑诬取中旨如寄，倏而削夺，倏而逮系矣。时值缇骑激变于姑苏，留滞不前。臣父闻之，即附心自念忠良总人臣之义，生死皆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臣，赍本步行至京就系，一段慷慨不避之概，臣言之而未尽也。迨下镇抚司打问，许显纯、崔应元承顺逆指，酷刑严拷，体无完肤，诬坐赃银二千八百两。臣痛父血比遍贷臣乡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门至，差足交赃将完，而杀机遂决矣。一日，狱卒告臣父曰：“内传今夜取汝命，有后事可即书以遗寄。”臣父乃于三木囊头之时，北向叩头谢恩，从容赋绝命诗一首，中有“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等语。自是而臣父命毕于是夕矣。噫，黑盆蒙面，巨索缒胸，何等奇惨，而犹以“病故”欺先帝。此臣辛酸酷烈，日夜悲愤，不能不哀控于我皇上者也。

——然臣父之惨死虽由逆珰恣擅，实附逆之曹钦程、李实借以希荣，同谋杀人，有律尚可为大奸迟一日死乎?且曹钦程管陵工、神木厂二役，侵匿不下数十万；李实苏杭织造侵盗不啻百余万，坐拥巨资，杀人草菅，诚举朝公愤所不容者。

——伏乞敕下部院查臣父前后奏疏，果否预折逆萌，臣父杀身果否（曹）钦程、李实陷害，速逮（曹）钦程与李实，立正典刑，上扶国宪，仍将两奸资产没入助边。使臣父清节直气大著于时，则愿忠者众；小人之凶锋恶焰明肆诸市，则为不肖者警，以裨圣政于万一也。

黄宗羲为父讼冤的疏文，声声泪字字血，读来令人扼腕。皇帝批示：“黄宗羲奏谢知道了。曹钦程、李实等已屡有旨处分，该衙门知道。”[14]

3. 伸冤与昭雪，一浪高过一浪

平反昭雪的炉火已经点燃，热度还不高，需要添把柴，加点油。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六月初二日，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上疏，为冤死狱中的杨涟、魏大中、周顺昌大义凛然的风节叫好，为他们伸张正义，堪称趁热打铁的佳作。他说：“自阉贼魏忠贤与奸相魏广微表里为奸，罗织忠臣，诛锄义士，一时惨死诸臣讵可置短长于其间哉……则于诸臣中，职独揭三人焉，曰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三臣以公正发愤而遇灾祸，天下亦了了见之矣，然亦混迹于同死诸臣之中，而未有能发其幽光者。”

——杨涟自为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家徒四壁，志气轩如。其筮仕臣乡常熟也，铁面冰棱，吏胥不敢仰视，而爱民如子，即婴儿妇媪咸得自尽其情，莅虞五年，不名一钱，百废俱举，钱粮之绝火耗，上下百年仅见涟一人耳。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至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出任给事中），扬清激浊，屏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但一言及国家之事，未有不耳热面发赤，如念其祖宗父母，回肠刺心。谈及神祖、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临死之日，亦旁无一语，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系之日，涟自湖广达京师三千余里，只身策蹇驴，未尝一日乘小肩舆，未有一日骑马背。入都门，小民有叹息：“杨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诘朝而叹息之人毙命于厂卫矣。谁复敢私语称其冤者?涟死于溽暑，逾四日方奏闻，比领尸骸，手指肿烂欲断，足之联于胫丝毫耳。迨下令湖广追赃，涟倾斜一屋，所值几何?涟母栖城楼，诸子乞食以养之。县官无可奈何，为设柜于四门，远近士民争来投柜，纳至万余金。夫应山非甚富饶也，惟正之供犹自难完，而争为涟纳，此岂能征发期号哉!夫人臣抗节直言，慷慨杀身，历代史书常常有之，如涟之贫不言清，劳不言功，从容就死，无怨无尤，方之宋岳飞，明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桧之手，而俯首就僇，斯亦可谓人臣之极则矣。

——魏大中为孝廉（举人）十余年，足迹不一至郡县之门，设馆糊口，欣然自足。自成进士以至授职行人，擢选谏职（给事中），从未尝受人一钱。官至吏垣（吏科都给事中），犹赁屋以居，无一椽一瓦，邑中豪强与缙绅家凛然畏如严师，而独与闾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与南京吏部主事魏浣初往送之，见阖邑哭声震天，槌胸踊地，黄童白叟，无不皆然。及览追赃之疏，不过里老代完银若干，士大夫代完银若干，大中书剑卖质银若干而已。当魏珰逆焰熏天，耳目布满之日，使大中不真贤，岂能号召士民为之还赃?使大中不真贫真苦至于此极，有司又敢如此上闻乎?……至其诣镇抚（司）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狱吏以藁席卷其肢体，倒竖于地。如是三日，启而视之，大中目睛犹毂毂如转轮。既死，魏贼令狱卒投其尸以喂狗，故夫大中之尸所存者狗之食余耳。

——周顺昌赋性清严，疾恶如仇，即亲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推官），墨吏望风咸解绶去。值税珰高寀肆毒，顺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凶锋，民赖以靖，忤珰之声，喧播朝野。擢居吏部，一洗陋习，四方竿牍，绝弗敢通。请告归籍，止用肩舆一乘，行李二抬而已。里居时，微臣时一过访之，见其田无数亩，室无数楹，萧然如老衲寒僧，意豁如也。魏大中逮过阊门，顺昌以大中必死，亲诣其船，缕缕问其家事，遂以女许大中之孙。缇骑以闻，珰衔之最毒，遂假手（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一疏，逮贤臣七人，而顺昌与焉。顺昌居乡，不畏高门，不侮鳏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顷之间，吴阊数万士民狂号乱哭，众愤所激，击死官旗，几成大变。顺昌跪而哀求谓尔杀官旗而又不散，贻我不忠，且灭我族。小民无奈顺昌之哀辞，而后散去。民诚无知，而顺昌之生平亦可略见矣。初诸臣之逮至也，魏贼使人贻左光斗曰：“尔辈第不辨一言，当俾尔等生还。”于是光斗诫诸臣：“我辈留此身，异日尚可为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诸臣无一言，然终以死。顺昌实愤之，故至镇抚司而唾骂者惟顺昌耳，而顺昌因此被刑尤烈。顺昌已死，（狱卒）逾墙而掷其尸于夹道中，狱中巡卒抚其尸，以磁锋割其股，血溃而苏。复荷枷至锦衣（卫）堂上，顺昌触石碎首，血溅几案，骂魏贼不绝，复加重刑，立时殒命。[15]

瞿式耜感慨地说：“此三臣者，其清风高节无愧于高攀龙、邹元标，而死事之奇惨过之。死事之奇惨诸臣多有相同，而清之至极，忠之至纯，三臣似犹觉振衣千仞之上……似应将三臣特加旌表，于赠官荫谥之外，总敕一祠，仍给一匾额，俾三臣生前为第一清忠之品，死后亦邀第一褒恤之恩。” 皇帝批示：“这本说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之死最惨，宜全给荫谥，建祠赐额，着该部议复。”[16]

有了瞿式耜的呼吁以及皇帝的批示，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三臣的遗孤，先后上疏伸冤，吁请昭雪。

十月初十日，原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的次子魏学濂上疏，向皇帝痛陈家难，请求为亡父湔雪冤情。

——先臣（魏大中）自少贫孤，惸惸靡托，撷菜为糜，纫蓑为被，虽四壁无有也。通籍之后，不改穷素……一生硁硁类如此。至发霍丘县官之馈，则苞苴之及门尤耻，而必却者也，死竟坐贿三千三百余金。辽阳之陷，杨镐等奉旨从宽议处，先臣疏争，（杨）镐卒长系。后（杨）镐及熊廷弼等奉旨贷以不死，先臣于朝审日坚不画题，且为刑垣具公疏，而议定则口口辟诸缧臣。天下共耳目也，死竟坐杨镐、熊廷弼贿三千三百余金，天乎冤哉!

——先臣之被逮也，举家惊痛，臣母屡绝屡苏，诸孤诀于水浒，绞肠如轮，恨不得父子兄弟相抱一恸俱毙。而先臣怡怡就道，眉不为颦。会大风雨，屋瓦皆飞，父老子弟送者数万，绵绎于途，呼声动地，炰烋缇骑亦为涕零。臣兄（魏学洢）踯躅赴难，不敢同行，变易姓名，夜趋昼伏，得不死于逻卒手者几希。

——先臣挷下诏狱，则受窘奸弁，且诟且呵，弛扭受拶，弛镣受夹，弛拶与夹，仍镣扭受棍。暑日炎炎，锻炼竟日，先臣有死不承，如“明心堂岂是昧心堂”数语，即东厂听记者也。许显纯、崔应元竟为诬服词具奏，而不时追比之严旨下矣。先臣指断胫裂，股大于腰，叠棍所中，结为黑丁，澌为深坎不一。再宿复棍，棍击赤肉，肉败蛆生，淋漓零落，堕阶上者块如斗。

——盖严刑之下，既无力图生，且无力图死……不知何以掩杀，而徐以病故闻。殷雷溽暑，旨下迟迟，越六七日出尸牢穴，骸涨而黑，面与鼻平，几不成殓。尔时邑人尚争为先臣设醮，诸孤日冀父生还，亡何而臣兄已扶榇归矣，兄弟相见，焦腑寸裂。臣兄曰：“侍生父往，竟侍死父还，视父死杖下不能救，生不如死。”于是昕夕号咷，水不入口，哭而病，病复哭，每至丙夜，泪尽舌枯。臣以浆进，却之曰：“父诏狱中，谁夜半而进之浆者?”乃号咷至于死。

奏疏末尾，魏学濂对皇帝说：“故臣行乞入都，谢皇上而告其哀，窃痛先臣刻苦一生，伶仃九死；臣兄以身殉父，祸更洊臻。先帝得什死忠之臣，独先臣得一死孝之子。皇上忠无不恤，孝自当旌。臣乌敢请第先臣兄，奉旨祭葬建祠，倘得祔于墓，祭配于祠，则臣之私也。”四天以后，皇帝批示：“览奏，魏大中惨死情状殊恻朕心，魏学洢殉孝捐躯，不愧忠后。祔葬配祭，听从所请，昭朕孝治天下之意。”[17]

魏学濂同时呈进的另一奏疏，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他说：“使非逆珰（魏忠贤）煽祸，而义甥、义子、义孙教以杀人之法，予以杀人之券，则先臣之忠不于死著，又何有臣兄之孝?”他特别提醒皇帝注意阮大铖、傅应星、傅继教、傅櫆之流，非严惩不可。他说：“先臣之嫉奸者既甚，奸人之嫉先臣者亦从此耽耽，而倾危之阮大铖遂兄事忠贤之甥傅应星、傅继教，以固援于内，并率傅櫆兄事（傅）应星、（傅）继教，以植党于外。既夜叩忠贤于涿州，进百官图，旁签王振、刘瑾故事，导之杀人，以肆毒于外。又嗾傅櫆道旁伏谒忠贤，借长安共往共来之汪文言为阱于国中，以授题于内……崔呈秀则又疑先臣与闻其革职，魏广微又衔先臣直纠其失仪，所以（魏）广微之姻家陈九畴以寺臣谢应祥之推抚攻逮先臣于前，（崔）呈秀之私人倪文焕以铨臣周顺昌之订姻，促杀先臣于后。总之，杀机既发，不过儿女之姻，师友之雅，俱可坐为死罪。”因此他请求皇上，敕下部院，提审阮大铖、傅櫆，罪有所据，应当抵偿杀父杀兄之冤。皇帝批示：“魏学濂沥血上书，情殊可悯。奏内阮大铖、傅櫆事情，部院看议来说。”[18]皇帝在追赠魏大中太常寺卿的同时，为此写了一道制文：“尔魏大中，其生有自，视死如归，原其至清绝尘，大刚制物，可以贪绳蝉蚓，肉视虎狼……今者世灰大涤，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阐幽忠，崇敷显秩，震雷一夕。”[19]

十一月初八日，杨涟之子杨之易为父亲“泣称冤苦”：

——臣父杨涟孤介性成，忠贞自励，初任常熟县知县，考察天下清官第一人，选授户科给事中，候命七年，实补兵垣。当皇考光宗朝，三蒙特召，亲承顾命，随先帝鼎成。以移宫一事杜渐防微，忧危六月，发须顿是皤然，然不敢居功，因请归田里。越二年，以礼科召还，由太常寺卿升副都御史。每思恩重身轻，誓图仰报，遂以逆珰一击，遭群奸百计朋杀。

——自二十四罪之疏上，首破逆珰之胆，日夜合算，思死臣父。故狼狈归里，束身待毙。而逆珰之怒不休，果借封疆题目而逮系之旨下矣。时值酷暑，钮锁锒铛，惨如炮烙，城郭士民哄然激变。臣父四向叩头，告以君臣大义，始得解散，入别孀母，出就槛车。明知必死，舆榇偕行。

——及至都城，竟下镇抚（司）拷打锻炼，皮绽骨断。悬赃二万，不时研比，死而复苏。臣父大叱许显纯曰：“熊廷弼初在辽阳，我有参疏；及广宁陷后，我为奉命而出，失事而入，敢辞一死之语。（熊）廷弼恨欲杀我，此岂受贿为营脱者?若夫移宫始末，曲突徙薪，皇天后土鉴臣热肠。昧心杀人，狗彘不食汝肉。”（许）显纯大怒，竟将头面乱打，齿颊尽脱。臣父骂不绝口，仍加铁钉贯胸，立刻处死。挨延七日始得领埋，止存血衣数片残骨一具。

——臣父家世清贫，平日尚多称贷，并臣伯父杨清分产，尽没入官，不足千金。祖母漂寄于城楼，父棺暴露于荒野。母子兄弟计惟骈死，知府李行志不避侦逻，亲书募文；知县夏之令四门设柜，捐俸首倡。士民怜忠，倾家乐助，完及一万余两。后欠之数，周应秋巧逢珰恶，勒限四月，催檄如火，罗织无休。老仆笞死，幼弟惊殂。诬赃总欲污名，合郡惨过抄没。

杨之易向皇帝请求：将附逆杀人之罪明正典刑，申朝廷三尺之法，得瞑冤臣九泉之目。[20]并且随奏疏递上父亲在狱中绝命书：“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封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长途锒铛不缓，欲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不意身一入都门，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通至于如此……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仁，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接着他追述“移宫”的是非曲直，然后说：“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21]这份绝笔原本是写给当时的皇帝朱由校的，希望有朝一日能付诸实录。没有料到送到了朱由校的继承者朱由检手上，使得他的遗愿曲折地获得实现，总算可以瞑目了。

十二月十五日，周顺昌之子周茂兰写了血书，为父亲剖析沉冤：

——臣父顺昌中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始仕福州府推官，勺水自尝，纤尘不染。值税监高寀擅行威福，臣父不屑一见。时有监司假名调停，实左右之，致变羁囚，恬不知耻者。臣父鄙之，每事相左，几为其所中。幸公道彰明，得入铨署，计供职十有五年，弊绝风清，未尝受一粒一缗，即寻常一竿牍，谨勿轻投。退食之余，惟与同乡一二相知切靡道义而已。壬戌（天启二年）之受事署铨政，与一科道不合，拂衣竟归。归装惟有布被一床，残书数卷。抵家杜门，半刺不入公府，正色力持者独乡绅大体。至地方利弊，犹呕心区画，以其身隐系维桑梓之重。

——迨逆珰煽祸，臣父攒眉扼腕，恨不从杨涟诸臣后，请尚方之剑。会科臣魏大中逮过吴门，臣父痛其介特孤踪，横罹罗网，问及身后，遂与缔婚。舟次忧危，谈及中朝事，辄拍案怒骂。缇骑还京具告，逆珰痛恨臣父不减杨涟、大中。五虎倪文焕瞯珰微指，首先操戈，而臣父削籍矣。

——前此抚臣毛一鹭多炎凉世态，臣父微致反唇，（毛）一鹭遂从杭州敦请织监李实之苏州，促膝献计。更有同乡破甑希进之人，借臣父以媚（倪）文焕。杀机既发，罪罟斯张，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万人愤攻争殴，得杀臣父者而甘心焉。乃缇骑反逞咆哮愈于众怒，渹然一声，攘臂四起。臣父大叱疾呼，谓尔曹不散，吾先触死。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更委曲理谕，稍稍解去。

——臣父身赴诏狱，讯鞫之日，奋词慷慨，声彻棘林。致肌骨为糜，指胫俱裂，活剥生挦，立刻追命。种种楚毒，狱吏传示外人，与台省形之奏章，皆以臣父气更壮语更烈，死亦更惨。臣言及此，肠如攒剜，痛慕号泣，一字不能矣。尤可恨者，当日开读起变，疾召风雨，若抚按直据情形连章入告，逆珰或能悔祸。乃抹杀公论，主在周顺昌植党附邪，仰干圣怒。向与诸人互相标榜习气，高自矜诩，阴承漏网之旨，明种株连之祸，何忍心辣手至此![22]

皇帝对于每一篇讼冤血书都认真对待，这次在周茂兰血书上批示：“周茂兰所奏事情知道了。倪文焕既已解到，着究拟正罪；毛一鹭媚奸建祠，本当追究，姑念已故，不必再求。血书原非奏体，以后悉行禁止。”[23]看来他不希望继续收到血书形式的奏疏，一切应该回归常态，奏疏自应用墨书写，不应用血书写。

当时各位遗孤为了表明内心怨愤，给皇帝的讼冤奏疏，大多用血书写。朱彝尊就见到周茂兰血书真迹，他说：“公子（周）茂兰，字子佩，尝啮指沥血，书疏草讼公（周顺昌）冤，故邀恤典特优渥。子佩高隐不仕，乡人私谥端孝先生，其血书副本尚存于家，予曾见之，为跋其尾。”[24]

皇帝对于遭受迫害的志士仁人是深表敬仰的，这在追赠周顺昌为太常寺卿的“制文”中有充分体现。一则说：“尔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希圣得清，择节取苦……当其出为从事，入典铨衡，并以晶心，章其茂节。”再则说：“尔对簿不屈，绝命弥雄。”三则说：“今捩轴既旋，衮钺并设。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群；墓显汤阴，恍见孤忠之气。用赠尔太常寺卿。国家谨严近寺，培养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正，岁寒之节见彼前贤，要以道极一时，义激天下，明兴以来一人而已。”[25]这不仅是对周顺昌为官时能择节取苦，受迫害时能慷慨从容，给予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诸君子的普遍赞扬。

4. “朝廷已为动色”，“天下以望澄清”

为遭受迫害的志士仁人平反昭雪，是大势所趋，却并不一帆风顺。由于大多死难者是江南人，时任应天巡抚李待问（字葵孺，广东海南人）义不容辞，向朝廷请求，为死难诸臣高攀龙、左光斗、缪昌期、周顺昌、李应昇、周宗建、顾大章等建祠尸祝。他的奏疏写道：“诸臣生平各有本末，砺树咸著，朝端揆厥，致祸非击魏逆之奸萌，即褫崔贼之贪魄，不然触凶抗忌，构端以陷之者也。彼时虐焰四张，群凶罗织，殒身破家之惨，无不为之号霜泣旱，冤愤实有同情。此时天日重开，褒爵赐荫之恩，无不幸其润枯嘘槁，昭揭尤有同志。此各府士民相继以尸祝请也，乞下该部具复，特允本地建祠崇祀，庶忠魂大慰泉台，直节永光来晚明史——反思·昭雪·维新。”朝廷的批复，以委婉的措辞驳回应天巡抚的请求：“郡邑乡贤祠原以俎豆示风劝，近来滥入太多，亵越巨典，殊非旧制。这惨死诸臣风节较著，着有司遵旨送祀，使士子晓然知忠孝之义，不必建祠。”[26]这道圣旨是内阁次辅周道登（字文岸，苏州吴江人）票拟的，显然有悖于公论。《明史》说他不学无术，奏对鄙浅，传以为笑。[27]其实票拟这样的圣旨，与是否有学术造诣无关，实质是人品问题，立场问题。

请看李逊之的评论：“拟此旨者次辅吴江周道登也，实欲阻乡人之建祠，故以送祀乡贤为词。试观当时缙绅即庸碌致位，考终牖下者，何一不入贤祠?且入贤祠止须地方官批行，何必奉旨哉!闻之前辈云：吴江（周道登）本与珰党臭味颇忮，嫉诸正人，憎及死骨，故不喜同乡有此盛事也。后经台臣王道直、刘士祯论列，亦指及此，可见公论有在矣。故瞿公稼轩是时柬先祖父有云：‘朝政日见清明，邪党尚守珰局，如圣虑皇皇求旧，彼必肆力挤排；皇衷恳恳恤冤，彼必痛加沉抑。有君无臣，直使人扼腕太息耳。’噫，向非圣主独断，即一切恤典亦安能如此之优渥哉!”[28]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没有皇帝朱由检的独断，死难志士的平反昭雪，是不可能如此顺利的。

李应昇的昭雪就是一例。李逊之为父亲李应昇的陈冤奏疏写道：

——臣父应昇一生忠孝，十载清廉。为御史时独首击三大贼：曰魏忠贤，曰魏广微，曰崔呈秀。其劾忠贤也，有“罪珰巧于护身”一疏；其劾广微也，有“阁臣负罪愈骄”一疏；其管理章奏代堂官高攀龙草疏劾崔呈秀也，有“贪污御史”一疏。皆发其秽恶，著其无将，铁笔诛心，血丹负日。三贼衔恨入骨，朋谋构陷，必欲杀而后已。首嗾曹钦程诬论臣父拥戴高攀龙，以报呈秀代草之恨。臣父削夺斥归，臣祖父母诰命遂并追夺矣。

——贼党李永贞等复授计李实，诬劾抚臣周起元，牵入臣父，矫旨逮狱。臣父即日就絷过郡城，闻（高）攀龙已赴水死。有讽臣父自裁者，臣父泫然曰：“昇尚有老亲，如草草毕命，陷吾亲缧绁，即死不瞑目。归死诏狱吾分也。”郡城士民万余执香号哭，欲甘心缇骑。臣父跽谕解散，牵衣别臣祖父曰：“杨左诸臣之累，累妻累子，今昇妻弱子幼，是逮同而累亲独也。”比至镇抚司，逆党许显纯极刑拶拷，骨碎肉飞。臣父毅然不屈，惟大呼“天地祖宗鉴临在上”而已。

——六月初三日，（崔）呈秀夜出片纸，令杀臣父。臣父已知必死，援笔赋诗云：“十年未敢负朝廷，一片丹心许独醒。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书毕，望阙叩首，就死晚明史——反思·昭雪·维新床之上。时方溽暑，死越两日，显纯秘不奏，待尸身分烂，然后掷出，以快崔魏之心。

——臣父死年止三十四岁，历任囊无一钱,田无半顷，飞陷多赃，移属追比，旅榇无归。闻者断肠，见者魂消。尽鬻祖父之产，不及三分之一。赖臣父房师礼臣周延儒，科臣许誉卿、陆文献，台臣蒋允仪等，及同门汤道衡、曹文衡诸臣，不惧波累，倡义纠扶，始克勉完。[29]

李逊之请求皇帝，特赐怜悯，准以臣父新赠官衔，改给臣祖父母诰命。皇帝朱由检批准了他的请求，派遣常州府知府石万程，谕祭原任福建道御史、今赠太仆寺卿李应昇，祭文曰：“惟尔望峻凝山，忠坚誓日，自西台抗简，首效忠猷，嗣北面披衷，甘投危地。迹其治己治人之论，提挈头颅；病内病外之防，酌调药石。见大则严保身，以明修省；履险在摭珰罪，以暴奸欺。念死谏之臣并开言路，引失仪之律屡触凶锋……朕以是特悯忠贞，懋昭赠恤。并游何在，晚明史——反思·昭雪·维新颜英俊之称；为烈于今，始食养士之报。九原可作，尚克歆承。”

祭品有：猪一口，羊一腔，馒头五份，粉汤五份，果子五色（每色五斤），按酒五盘，凤鸡一只，煠肉一块，煠鱼一尾，酥饼酥锭（各四个），鱼汤一份，鸡汤五份，降香一炷，烛一对（重一斤），焚祝纸一百张，酒二瓶。

同时颁发通议大夫太仆寺卿李应昇诰命一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闻李膺之被钩党也，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三复斯言，数为太息。而先朝有志义之士，致死于逆阉之手，其无愧斯言矣。朕岂靳恤死以劝生乎!尔原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李应昇，少读古人之书，长怀世道之虑。名节忠义，学务立其大端；介直廉明，志耻独为君子。司郡理而著明允，为御史而茂风裁。保身修省，爱君有加于痛哭；抚时补救，谋国实切于徙薪。击奸臣之贪状于方张，朝廷已为动色；锄逆阉之祸机于叵测，天下以望澄清……”[30]

这种异乎寻常的平反昭雪举措，并非仅仅为李应昇个人而发，实际上是对所有遭受迫害的志士仁人的缅怀与表彰。

缪昌期之子缪虚白的讼冤奏疏，同样得到赠荫与诰命。缪虚白向皇帝报告父亲遭到魏忠贤迫害致死的缘由：“（臣父缪昌期）生平正直，不顾嫌怨，为吉士时，见时事不平，辄愤惋昌言，以故忌者挤归。迨复职未几，目击逆珰魏忠贤矫窃诏旨，擅作威福，先臣早为寒心。适副院杨涟、佥院左光斗过先臣旅邸，相顾叹息，共图剪恶。二臣曰：‘不去此贼，无以报国。’先臣曰：‘首辅叶向高见蒙先帝委任，力能驱除大憝。若外廷先抗疏列其罪状，而后辅臣援外廷公论，面奏先帝，立黜忠贤，便消阴祸。’涟亦首肯曰：‘吾蓄此志久矣。’议定，而涟疏上。先臣因以大义责辅臣，辅臣畏逆珰凶焰，迁就不决。乃巧趋捷径者，借先臣为贽，献媚逆珰，谓杨涟二十四罪疏，属先臣代草。夫涟忠愤有素，先臣宁以此居功?但同心除慝，捐躯赴义，实与共之。所以忠贤恨先臣最深，始闲住，继为民，旋又矫旨被逮。”

缪虚白继而向皇帝报告父亲逮入诏狱之后，所受到的种种非人迫害：“许显纯授意狱卒，先臣手上比诸臣独加一杻，实仇其‘代草’也。鞫时，（许）显纯考曰：‘你江南才子，如何与杨左往来，干此通天大事?’先臣曰：‘涟为常熟令，即相倾；光斗为同年，幸同臭味，何能不往来?实不知何为通天大事?’又考曰：‘你赃私从实招出。’先臣曰：‘翰林冷局，又素守清节，赃私何处得来?’（许）显纯两问语塞，因受榜笞，极其严酷。三次锻炼，骨节尽断，肤肉不留。先臣并不作凄楚声，但曰：‘二祖十宗有灵，臣死不恨。’因诬坐赃三千，家贫路遥，不能应限，（许）显纯随授内意，仅十有八日，先诸臣毙于狱。”

缪虚白请求皇上，特加怜悯，准照杨涟、周顺昌、魏大中等事例，赐额建祠，早定易名之典。皇帝批示：“缪虚白为父缪昌期奏谢，知道了。（缪）昌期忤奸贾祸，惨死可悯，已经赠荫，还与他谥，及妻李氏新衔诰命。”[31]

崇祯二年九月，皇帝朱由检正式下旨，为已故诸君子赠官衔、谥号，例如：已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赠太子太保，谥号忠宪；已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赠右都御史，谥号忠烈；已故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赠太常寺卿，谥号忠节；已故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赠太常寺卿，谥号中介，等等。这些谥号的共同点是突出一个“忠”字，忠于大明王朝，无所畏惧地与邪恶势力殊死搏斗，为了捍卫王朝的根本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皇帝的赠荫与褒奖，正是对这种精神的肯定，目的在于激励群臣致力于维新之治。

5. 维新之治

崇祯元年的到来，意味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终结，曙光普照之下，给人以新政的希望，君臣们为营造维新之治，携手共进。

正月十五日，吏科给事中刘汉儒为“圣政聿新”条陈三事：一、仕途之澄汰宜急；二、议论之淆乱宜清；三、权门之群小宜处。皇帝朱由检批示：“王道本乎人情，此是荡平要论。起用诸臣及见在加级加衔诸臣，都细加分别，务要确论，严禁嚣纷。”[32]

同日，礼科给事中阎可陛就“圣政更新”条陈五事：

其一是仕路宜清——曾未见置身权珰之门，而尚望有光明俊伟之业。今仕路邪类恐不止田吉、吴淳夫诸人，使奴颜婢膝借以捷收其利，今遂改头换面而巧避其名。无论难外睿鉴，且不可以逃长安士大夫之口，若不严加澄汰，薰莸混淆而班行无色，何以肃官箴!

其二是众正宜登——自魏忠贤柄政，三百年培养之人才磨耗无余，以门户为摧折之题目，以削籍追夺为刻成之印版。有数省人才之薮尤为抱蔓，几非仕阈。皇上既去邪勿疑，自当任贤勿二，如三案所削夺，近日诸臣所荐人员，速与分别起用。

其三是冤抑宜伸——年来厂卫捕风捉影，盗贼滋多，西市之鬼夜号，圜扉之魂不散。今死者不可复生，亦当昭雪以瞑其目。而未死如耿如杞、胡士容、惠世扬、方震孺等，罪何致死，情亦可原，胡不尽为复用?

其四是恩滥宜裁——魏忠贤一门三等，半百锦衣，薄金吾而垂涎符卿，乏弟侄而移荫外姓，皆千古创见，惟已滥而不得不滥。自内珰及文绅武弁，金吾之席几无坐处。诸如此类，皇上即一概涂抹，勿令久玷冠裳。

其五是励政宜革——天子藏富于民，郡县之充实，闾阎之康阜，上即其富。未有扫天下之积聚至大内，以为富者。自崔呈秀辈导利以媚魏忠贤，而魏忠贤借以自润，搜刮作俑，有不应而数少者削职。于是患失鄙夫惊之若狂，争多以求胜人。所当速焕新猷，与天下更始。

皇帝批示：“这本说驱散恶党，以慎起居，朕自鉴悉。录才伸抑、请裁冒滥，俱有旨了。藏资于民，其论甚正，以后有司官除搜刮银两已经奏报者，照旧解进，余不得借名措办，扰害百姓，违者重处。”[33]

看来君臣之间在肃清弊政，营造维新之治方面，是有共识的，无论是裁抑冒滥，昭雪冤抑，还是澄清仕路，起用正人，还是藏富于民，天下更始，都是新政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正月十六日，浙江道御史范良彦全面论述维新之治，涉及六个方面：

一曰慎察典——迩来悬价鬻爵，称金买官，仕路卑污已甚。今须考察，以惩贪为第一义。

二曰公会推——吏部旧制会推，凡部堂督抚有缺，必集九卿科道会推于东阙松林中。比年只成故事，冢臣与司官商于密室，注于手折，业一定不易，止徇故事。今当秉公无我，凡所推举，务求备时论之望。

三曰清奸党——魏崔逆谋诚罪之首，凡称功颂德，创建生祠者，亦当分别生祠见在地方，谀词俱在御前，但以创建之早晚，称颂之多寡，为罪案之重轻。

四曰急录恤——逆珰前后矫旨逮捕士绅不下二十余人，如万燝首犯凶焰（而杖死），刘铎之身首异处，高攀龙之投水。诸如累累冤魂，应荫应恤宜速。

五曰严升叙——世宗入承大统，正刘瑾乱政之后，诏令大臣自陈，一时罢尚书等官数十人。今殿工、边功、河工、藩封，不啻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皇上宽仁，听其自裁，满盘托出，彻底澄清。

六曰正士习——甲子（天启四年）以典试处陈子壮、周子纲等。今科主司命题，摹拟称颂，士子巧合意旨，场屋文体大坏。应当一洗前弊。

皇帝批示：“大计重廉，素著秽迹者必黜无赦，会推公典务集众思。说得是。清党恤录，有旨了。向来升叙之滥，欲行澄汰，以后科道部属俱着铨臣酌议辞衔，一并具奏，武臣并加清查。正文体，广科额，着该部议复。”[34]

正月十八日御史梁天奇就图治新政条陈六事：一曰恪遵祖制，二曰勤勉圣学，三曰爱养民生，四曰慎简边将，五曰防范士习，六曰厘正民俗。皇帝批示：“览奏，治平道在因人，而要于人君之明断，说得是。”[35]正月十九日，南京户科给事中陈尧言条陈新政六事：一曰定圣志，二曰先泰交，三曰慎人才，四曰慎边防，五曰息纷嚣，六曰重名器。皇帝批示：“这奏定君志、先泰交，此是治平要论。废籍诸臣还着次第起补，冠带诰命准与先复……近来买官名色，委玷仕谱，宜加澄汰，该部与议复。”[36]

从君臣之间的议论可见，维新之治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推行新政的人才。吏部遵旨对陈尧言的奏疏议复，先前因反对魏忠贤及阉党分子而遭削夺的官员，应该官复原职。初步提出九十人的名单：

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周嘉谟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崔景荣　南京吏部尚书余懋衡　吏部侍郎陈于庭　南京户部尚书周希圣　侍郎区大伦　右侍郎魏说　礼部尚书李腾芳　尚书孙慎行　南京礼部侍郎张鼐　兵部侍郎张凤翔　侍郎孙居相　侍郎李瑾　侍郎王国祯　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声　右侍郎郝名臣　兵部侍郎解经邦　兵部侍郎刘策　刑部左侍郎沈演　右侍郎朱世守　工部尚书朱光祚　右侍郎南居益、董应举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喻安性、程正巳、毕懋康、杨鹤、郭尚宾、刘可法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曹于汴　通政司涂一榛　南京通政司倪思辉　左通政王孟震　左通政管右参议事韩国藩　右通政刘宗周　大理寺卿曹珍　右少卿易应昌、韦蕃、陈徹从、萧毅中、伦肇修　右寺丞杨一鹏、张廷拱、彭鲲化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姜习孔、彭维城　少詹事钱谦益　右春坊庶于叶灿　修撰文震孟　编修侯恪、陈子壮、方逢年　检讨姚希孟、顾锡畴　庶吉士郑鄤 ……

吏部建议：一、以上各官为民者、削夺者，给与应得诰命；二、各衙门从公酌议，分别起用。皇帝批示：“废籍诸臣沉沦已久，朕此番昭雪，非徒弘旷荡之恩,正欲考其进退始末，以衡人品。览奏，周嘉谟（等）九十员被黜年月虽已开载，其各官削逐情节尚未详明，还着分款查细具奏。”[37]此后吏部又提出“大小九卿科道访单”——一个包罗广泛的大名单：

北直隶二十一人，包括崔景荣、高第、成基命、田唯嘉、米万钟等；

南直隶九十八人，包括余懋衡、陈于庭、何如宠、郑三俊、徐光启、何士晋、倪思辉、钱谦益、文震孟、顾锡畴、姚希孟、郑鄤、张凤翼、许誉卿、夏嘉遇、贺烺、徐石麒、蒋允仪、方震孺等；

浙江四十人，包括薛三省、钱象坤、骆从宇、岳元声、刘宗周、丁元荐、姜逢元、方逢年、钱士晋等；

江西四十三人，包括萧近高、李邦华、朱世守、朱一桂、熊明遇、彭惟城、章允儒、李日宣、邹维琏等；

湖广五十人，包括周嘉谟、周希圣、李腾芳、朱光祚、胡应台、梅之焕、杨鹤、满朝荐、游士任、万言扬等；

福建二十人，包括董应举、涂一榛、曾楚卿、陈一元、林汝翥等；

河南三十三人，包括乔允升、王辉、扶克俭、李若星、练国事、杨玉珂、侯恂、刘之凤等；

山东二十五人，包括张凤翔、谢启元、刘策、曹珍、亓诗教、房可壮、王象春、宋鸣梧等；

山西三十九人，包括李瑾、王之寀、孙鼎相、程正己、孙居相、潘云翼、张光房、魏光绪、王允成、张光前、荆养乔等；

陕西二十八人，包括王国祯、郝名宦、南企仲、南居益、惠世扬、史记事、刘懋、马鸣世、宋师襄等；

四川二十一人，包括徐绍吉、倪斯蕙、胡世赏、李应魁等；

广东十一人，包括区大伦、郭尚宾、曾陈易、陈子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