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顾命大臣内讧：张居正、冯保与高拱斗法



1．高拱、张居正由合作到分裂

隆庆五年（1571）五月，李春芳致仕，高拱升任内阁首辅。十一月殷士儋致仕，内阁中剩下了高拱、张居正二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隆庆六年四月高仪入阁）。高、张二人的行事风格类似，权力欲望极强，都喜欢大权独揽。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两人的关系由此从合作走向分裂。

张居正是内阁次辅，又是后辈，欲与高拱较量，显然处于劣势。为了弥补这种劣势，他结交势头日甚的司礼监太监冯保。高拱一向精明强干，对于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早有所知。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这样回顾往事：“荆人（张居正）卖众，别走路径，专交通内臣，阴行事于内。而司礼太监冯保者，狡黠阴狠，敢于为恶而不顾者也。荆人倾身结之，拜为兄弟，谄事无所不至。（冯）保有慧仆徐爵，极所信任，即阴事无不与谋。荆人深结之，每招致于家，引入书房，共桌而食，啖以重利。唯其所为皆倾意为之成就。（徐）爵深德之，为之斡旋于内，益固其交。于是，三人者遂成一人，而（徐）爵无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有意指，即捏旨付（冯）保，从中批出，以为出自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观，佯为不知此事。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如果说高拱是当事人，他的回忆录可能掺杂一些情绪，未必客观，那么申时行作为一个旁观者，谈到高、张二人由合作到分裂，或许比较客观：“始，新郑（高拱）再起，与江陵（张居正）比，事无巨细必相与商榷，江陵有所荐引，无不如志。而新郑之门生幕客，殷勤杯酒间以私干请者，皆不得入，则思所以间之。一日，新郑问诸门生：‘外间云何？’皆对曰：‘师虽秉铨部，实江陵为政，江陵所荐拔皆引为己功，外人知江陵不知师也。’新郑乃渐疏江陵，事皆专决，不复有所咨问。而江陵亦自疑。诸为间者，益复以蜚语相煽，两家遂为水火。辛未（隆庆四年）今上在东宫，议以明春出阁讲学，时余（申时行）与王少保元驭为左右中允，新郑皆题升谕德，以余为穆宗日讲官，而元驭掌南院，去东宫讲读，校书悉以门生充补。江陵数举以语人曰：‘两中允见为宫僚不用，而用其私人者何也？’新郑为之愧悔，而恨江陵益深。然新郑方操权据位，所为耳目爪牙，用者率非端人，故时望咸属江陵。两家客百方居间，终莫能解也。”

张岱为张居正立传，谈及高拱报复徐阶，张居正从中缓解，提供了一个细节：高拱的门客挑唆，说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贿赂。高拱怀恨在心，一日谈及居正多子，调侃道：造物不均，为何你独多子呢？张居正大叹苦经：多子多累，颇为衣食担忧。高拱忽然正色说：你有徐氏三万两银子，何忧衣食？张居正脸色大变，对天发誓，绝无此事。高拱语气缓和道：这是外人说的，我哪里知道。谈完这一细节，张岱写道：“以故两自疑，而（高）拱之客谓间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过闻（高）拱。都给事中宋之韩具疏且论居正，草成，居正知之，走见拱，盛气言曰：‘公不念香火盟，忍逐我耶？’拱错愕出不意曰：‘谁敢论公者？’居正曰：‘公之门人宋之韩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发之，安能止之？’拱曰：‘请出之外，以明我心。’”次日清晨高拱来到吏部，把宋之韩调到外省去当参政，平息此事，从此高拱“疑居正益甚”。

高拱为了约束张居正，向皇帝请求内阁添人。张居正拟旨交付冯保，以皇帝名义批出：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高拱感到进退两难：一方面，朝中大臣都以为皇上充分信任内阁辅臣高、张二人，不必添员，足可胜任；另一方面，张与冯在算计自己，自己一旦遭到弹劾，就要回避，独剩张居正一人，便可与冯保内外为计，置自己于死地。

隆庆六年（1572）三月初，皇太子朱翊钧出阁就学。按照以前的旧制，阁臣只看视三天，以后就不再看视。高拱以为皇太子年幼，讲官又是新手，不在旁边有点于心不安，建议阁臣“五日一叩讲筵看视”。不料冯保在旁与高拱唱反调：“东宫幼小，还着阁臣每日轮流一员看视才好。”穆宗皇帝以为言之有理，表示同意，冯保便将“着阁臣每日轮流一员看视才好”的圣旨传出。高拱原本想讨好皇帝，反而落得个疏慢的嫌疑。而且，阁臣每日轮流到文华殿关注皇太子学习，为张居正与冯保交流提供了机会。高拱后来回忆道：凡是轮到张居正“看视”皇太子讲学的日子，冯保必定到文华殿东小房，两人屏退左右，秘密交谈，直到皇太子讲学完毕，方才分手。

高拱、张居正分裂的标志性事件，是户科给事中曹大埜（字仲平，号荔溪，四川巴县人）弹劾高拱。三月下旬张居正的幕僚曾省吾（字三省，号确庵，湖广钟祥人）向门生曹大埜授意，皇上病重，不省人事，凡是都由冯太监主行，而冯太监与张相公实为一人，你此时弹劾高阁老，必定成功。张相公一旦秉政，一定大力提拔你。曹大埜心领神会，立即上疏弹劾大学士高拱“大不忠十事”：

——陛下身体违和，群臣寝食不宁，唯独高拱谈笑自若，还到姻亲刑部侍郎曹金家饮酒作乐；

——东宫皇太子出阁讲读，应当每日近侍左右，高拱只欲三八日叩头而出，是敢于自尊，无人臣礼；

——自从高拱复出，即以复仇为事，凡是昔日直言高拱过错的官员，如岑用宾等二三十人，一概罢黜，善类一空；

——高拱掌管吏部以来，越级提拔的都是亲信门生，如儿女亲家曹金，由副使超升至刑部侍郎；如亲爱门生韩楫，由给事中超升为右通政使；

——科道官（给事中、御史）是陛下耳目，高拱为了蔽塞言路，每次选授科道官，必先在吏部训诫，不许擅言大臣过失；

——科道官多是高拱心腹，对于高拱的罪恶皆隐讳不言，只知有高拱，不知有陛下；

——昔日严嵩只是总理阁务，如今高拱兼掌吏部，官员的用舍予夺，都在他掌握之中，权重于严嵩，专权放恣；

——高拱亲开贿赂之门，接受副使董文寀贿赂，提升为河南参政；接受侍郎张四维贿赂，即授予东宫侍班，招权纳贿，赃迹大露；

——沈炼弹劾严嵩，流放保安，受杨顺、路楷诬陷而死，人人切齿，高拱接受路楷贿赂，为之强辩脱罪；

——给事中吴时来在先朝弹劾严嵩，所谓忠臣，高拱因私仇，借一小事罢黜。大学士徐阶受先帝顾命，所谓元老，高拱以私恨，多方陷害，必欲置之死地。

曹大埜所说的“大不忠十事”，并非不实之词，但这一奏疏上的不是时候。穆宗皇帝对高拱正有所依赖，视为股肱，加之重病缠身，心情不畅，看了奏疏立刻大怒，下旨处治曹大埜。司礼监太监冯保不得不按皇上意思拟旨：“曹大埜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拟旨后，赶紧征求张居正意见。张居正稍作修改，抹去“这厮排陷辅臣”及“降”字，改成“曹大埜妄言，调外任”，缓和了语气。张居正和曹大埜的关系，由此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朱国祯说，曹大埜是曾省吾的门生，曾省吾则是张居正同乡中“最相厚者”。或许可以这样说，曾省吾指使曹大埜弹劾高拱，其实仰承张居正之意。

高拱受到曹大埜弹劾，料定后面有人指使，立即反击。一手是，掼乌纱帽，向皇帝“乞休”，引来兵部尚书杨博、给事中雒遵、御史唐炼等人的奏疏，请求皇帝挽留，造成声势。另一手是，策动言官攻击曹大埜，矛头直指张居正。御史张集的奏疏含沙射影地指向张居正，其中写道：“昔赵高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又先帝时，严嵩纳天下之贿，厚结中官为心腹，俾彰己之忠，而媒蘖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诛，而己独蒙眷，中外蒙蔽离间者二十余年。而后事发，则天下困穷已甚。”

张居正看了张集的奏疏，顿时脸红气急，良久，大声喊道：“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冯保密切配合，派太监到内阁传话：“万岁爷爷说：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同时在朝廷上公开扬言：“上怒，本（指张集奏疏）在御前，意叵测，将欲廷杖为民矣。”“廷杖时，我便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张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每日在朝房等候逮捕，以为必遭廷杖，便买了蚺蛇胆、棺木，吩咐家人准备后事。张居正的门客见状，询问道：“这事如何了？”张居正轻描淡写地说：“再困他几日，使他尝此滋味。”虽然冯保已将张集奏疏扣下，但它的抄本早已流传各衙门，联系到曹大埜事件，不少言官都攘臂切齿要弹劾张居正。郎中王篆对张居正说：“张集事一日不了，则添一日说话。见今人情如此，而尚可激之乎？”张居正当即派王篆到朝房对张集说，张相公致意，奏疏已不下，无事了，你回家吧。剑拔弩张的形势一下子缓和了。

高拱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在朝房约见科道官，劝他们以君父为重，不必再提此事。既然高拱态度趋向和解，张居正也顺势下台阶，专程赶赴高府致歉。两人的对话，高拱显得理直气壮，张居正则小心翼翼。

高拱问：“公何言？”

张居正嗫嚅再三，说：“曹大埜事，谓我不与知，亦不敢如此说。今事已如此，愿公赦吾之罪。”

高拱举手指天说：“天地、鬼神、先帝之灵在上，我平日如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如何负心如此？”

张居正说：“以此责我，我将何辞？但愿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惩改，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

高拱乘机问道：“昨姚旷封送秘帖与冯保，不图吾见之。问之，则曰遗诏耳。我当国，事当我行，公奈何瞒我而自送遗诏与（冯）保乎？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非谋我之事乎？”

张居正低头说：“公以此责我，我何地自容？今但愿赦罪，容改过耳。”

高拱见张居正诚心诚意悔过，就不再追究，淡然地说：“公不须困心，兹科道啧啧有言，吾已托四科官遍告，力止之矣。”

一场风波就此暂时平息。事实表明，张居正信誓旦旦地对高拱说“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不过说说而已，后来他两次“负心”，他的七个儿子也没有一日而死。把政治家的发誓当一回事，未免过于天真。

穆宗皇帝死后，冯保与张居正的交往越发频繁，或遣使往来，或秘帖相传，一日数次，旁若无人。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拿冯保开刀。他多次向刚刚即位的小皇帝请求，今后凡有内降命令、府部章奏，都应公听并观，博咨详核，一切必须自己决断。意图显而易见，要扩大内阁的权力，遏制司礼监太监的权力，不让冯保过多干预朝政。唯恐他凭借大内总管的权力，疏通皇后、贵妃门路，局面难以收拾，决定先下手为强。

高拱想争取阁僚高仪的支持，对他说，现在新主年幼，冯、张二人所作所为，必成社稷之忧。要想去掉这二人，有碍于先帝之托。委而不顾，不忠；依违取容，则有负于先帝之托，更不忠。怎么办呢？

高仪（字子象，号南宇，浙江杭州人），隆庆六年（1572）四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人微言轻，不愿意卷入这场政治赌博，面对高拱的问话，顾左右而言他：天道六十年一周，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弄权，其时内阁的刘健、谢迁被逐，而另一阁僚李东阳委曲求全，得以留用；六十年后的今日，事情相像，岂非天意！

高拱不以为然：我不是刘健，字希贤，号晦庵，河南洛阳人，弘治十一年接任首辅。李东阳不过暗通刘瑾，还顾忌行迹。如今皇上才十岁，张居正阴狠更甚，交通冯保不顾行迹，我的一言一行都报告冯保。凡是他的谋划一概交付冯保实施，而冯保的所作所为都出自他的主意。明明是欺侮幼主，以为得计。如此，我怎么能治理国家？

高拱意在逼高仪表态，谨小慎微的高仪避免表态，只是反问：然则如何？

高拱只得和盘托出：日前接受顾命时，我已向先皇以死相许，不复有其身。我只根据正理正法而行，成功，是国家之福；不成功，为正理正法而死，犹可见先皇于地下。而且皇上登极后，即当行事，他们阴谋从中相左，与其争执费力，不如预先挑明。我准备在皇上登极之日，在奏疏中提出五项事宜，使君父做主，政有所归，既防止太监假传圣旨，又防止他们彼此串通。如果行得通，再提出致治保邦之策；如果行不通，那就任凭他们朋谋倾陷，死生不顾了。

高拱在官场奋斗多年，虽有挫折，最终还是胜利，排斥了对手。他最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听任摆布，倘若落到这一地步，还不如斗个鱼死网破。所以已经草拟了《陈五事疏》，准备新皇帝登极时，立即呈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倒冯保，然后钳制张居正。对于近乎赌博的政治较量，高仪感到没有把握，不置可否地对高拱说：你说得对，确实是大丈夫的事，然而祸福难以预料，我不敢赞成，也不敢劝止。他采取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

高拱自视甚高，对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他决定《陈五事疏》采用阁臣联名的方式，确保一举成功。高仪已经打过招呼，当然还得征求张居正的意见。他派心腹韩楫（字伯通，号元川，山西蒲州人）把此事通报张居正：“当与公立此不世功。”张居正当面一口答应，还佯笑道：“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等韩楫一走，立即派人通报冯保，早作准备，二人合力对付高拱。

六月初十日，高拱向小皇帝提出新政所急五事，奏疏的题目是《特陈紧切事宜以裨新政事》。这份奏疏很重要，《明史·高拱传》只写了一句话：“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请黜司礼，权还之内阁。”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也是一笔带过，但他说“大指使政治归内阁而不傍落”，还是抓住了焦点。《明实录》虽然写了一个摘要，却大大冲淡了“惩中官专政”的微言大义。高拱自己写的《病榻遗言》，收录了全文，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良苦用心。他所说的新政所急五事，大体如下：

——今后令司礼监每日将该衙门应奏事件，开一小揭帖，写明某件不该答，某件该答，某件该衙门知道，及是、知道了之类。皇上御门（上朝）时收拾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览，照件亲答。至于临时裁决，如朝官数少，奏请查究，则答曰：着该衙门查点。其纠奏失仪者，重则锦衣卫拿了，次则法司提了问，轻则饶他，亦须亲答。

——命司礼监查复旧规，将内外一应章奏，尽数呈览，果系停当，然后发行。庶几下情得通，奸弊可弭，而皇上亦得以通晓天下之事。

——上朝之后，请皇上在文华殿接见阁臣，当面陈奏。此外若有紧要事情，容许阁臣不时请见。

——请求皇上，今后所有奏疏全部发给内阁，由阁臣票拟谕旨，如有不当，退回内阁改拟。如果有未竟内阁票拟的奏疏，容许阁臣查明，方可施行。

——今后所有奏疏，径行发下，倘有未发者，容许原上疏之人再次上疏，请求皇上明旨。

高拱表面上是以顾命大臣、内阁首辅的身份，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连细节也一一交代清楚，而隐含于内的深层用意，就在于限制司礼监太监的权力，由内阁全权处理奏疏，票拟谕旨。平心而论，高拱的意见是无可争议的。正德年间，皇帝把批答奏疏的权力交给了司礼监太监刘瑾，使他成为皇帝的代言人，当时人称刘瑾是“立地皇帝”。大臣们上朝时，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朱厚照，完全听凭站在身边的刘瑾吩咐。大臣们山呼万岁，跪地叩拜时，受礼的不仅是皇帝，还有刘瑾。因此京师盛传这样的政治谣言：“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就这样，刘瑾有了“立地皇帝”的桂冠。高拱的本意是不想看到冯保成为第二个刘瑾，但是又不能明说，所以这份奏疏由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阁臣联名，带有顾命大臣按照先皇付托，悉心辅佐之意，并非专为冯保而发，可谓用心良苦。倘若得到皇帝批准，所有奏疏都由内阁处理，票拟谕旨的大权收归内阁，以后再发动言官弹劾冯保，由内阁票拟谕旨，予以罢黜，便水到渠成。

冯保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接到高拱的奏疏，并不转送内阁，而由他代皇帝拟旨：“知道了，遵祖制。”短短六个字，高拱一看便知，这是皇帝不予理会的委婉表达方式。于是，他再上第二疏强调“本月初十日恭上紧切事宜五件”的重要性，指出“臣等第一条奏未发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伏望皇上鉴察，发下臣等拟票”。冯保无奈，只得于第四天把高拱的奏疏发给内阁“拟票”。高拱随即在自己的奏疏上，草拟皇帝的批语：“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俱依议行。”这就意味着，皇帝已经批准了“权还之内阁”的主张。

高拱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策动他的门生故吏弹劾冯保。他自恃与言官关系不错，招之即来，发动一场舆论攻势，迫使冯保下台是有把握的。

2．冯保其人其事

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其人文化修养之高，在太监中可谓凤毛麟角。万历、天启年间的太监刘若愚对他有真切的了解，在《酌中志》中这样形容冯保：“冯保，号双林，笃好琴书，雅歌投壶，有儒者风。神庙（指神宗皇帝）曾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梅，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日，风云际会时’。凡冯（保）写大字匾联之类，即以前章或‘双林’及‘景仰前哲’诸图书印识之。”又说，神宗身边的太监孙海、客用之流，每天多以狗马拳棍引导皇帝习武，冯保则反其道而行之，引导皇帝习文，他所主持的司礼监，为皇帝刊刻了《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等书，“至今见之者每为咨嗟叹惜焉”。

知书达理，喜爱琴棋书画，颇有儒者风度的太监，在明朝确实不多见。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历朝宦官干政的弊端，内廷深宫之中又少不了这帮阉割过的奴才，既要使用又要加以制约，为此，他明令宦官不许读书识字，目的是防止他们干预朝政。他的子孙违背了这一“祖训”。燕王朱棣为了刺探朝廷的政治动向，收买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为他的“靖难之役”立下汗马功劳。待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特别重用宦官，派他们出使、专征、监军，设立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东厂，刺探臣民隐私。成祖朱棣的孙子——宣宗朱瞻基，继承了祖父的传统，在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宦官，由大学士、翰林教他们读书识字，从此成为定制。以后的宦官大多有一点文化，但不过粗通文墨而已。像冯保那样的少之又少。

关于他何时进宫，在嘉靖年间的经历，史书大多语焉不详。万历十年（1582）他写过一份向皇帝请辞的奏疏，回顾自己进宫以后的履历。这是一份简单的自传，很多史家忽略了，王世贞独具慧眼，把它揭载出来：“臣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钦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三十二年转入房掌印。三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拔秉笔，与同黄锦一同办事，赏蟒衣、玉带、禄米，许在内府骑马，寻赐坐蟒。四十五年龙驭上宾，恩典照旧，赐凳杌，命提督东厂官校办事，又命掌御马监事。隆庆六年五月内，圣躬不豫，特召内阁辅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爷，一本投内阁三臣。次日卯时分，先帝（朱载垕）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朱翊钧）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辞劳，知你好才用你。’迄今玉音宛然在耳，岂敢一日有忘。”

从他所说“犬马之年见逾六十”，“犬马效劳四十余年”，可以推知，他嘉靖十五年（1536）进宫当小宦官时，不过十四岁左右，在内书房读书，以后在六科廊写字（“写字”是一项职务，皇帝叫他“大写字”），嘉靖三十九年（1560）升任文书房秉笔太监。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驾崩，穆宗即位，他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太监，兼掌御马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临终前，任命他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权力最大的太监。

明朝的宦官不仅权重，而且机构庞大，号称“内府”（宫内的政府），共有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

十二监：

司礼监——掌管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处理内外奏疏，按照内阁票拟批朱。

内官监——掌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以及婚礼所需铜锡妆奁器用，下辖东行、西行、油漆、火药等十个作坊，以及米盐、营造、皇坛等仓库；

御用监——掌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等木器，紫檀、象牙、乌木、螺钿等玩器以及书籍画册。

司设监——掌管皇帝的卤簿、仪仗、帷幕等；

御马监——掌管马匹及其他动物；

神宫监——掌管太庙等皇家庙宇的洒扫、香灯诸事；

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以及筵席宴请诸事；

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及将军印信等；

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与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诸事；

直殿监——掌管大内各宫殿及廊庑扫除事宜；

尚衣监——掌管御用冠冕、袍服、履舃、靴袜之事；

都知监——掌管各监的行移、关知、勘合之事。

各监编制有太监（正四品），左右少监（从四品），左右监丞（正五品），典簿、长随、奉御（从六品）等。

四司：惜薪司（掌管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上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八局：兵仗局（掌管制造军器）、银作局（掌管打造金银器件）、浣衣局（年老及罢退宫女居所，兼管洗衣）、巾帽局（掌造宫内所需帽靴）、针工局（掌造宫内所需衣服）、内织染局（掌管织染御用及宫内应用绸缎）、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酱、面等物）、司苑局（掌管蔬菜瓜果）。

以上总称二十四衙门。宦官机构不止这些，另有很多库、房，比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赃罚库，以及御酒房、御药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甜食房、弹子房等。

林林总总，无所不有，所以称为宫内的小政府，几乎可与宫外的大政府相比拟。其中尤以司礼监的权力最大，设有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四五员或八九员。地位最高的是掌印太监，人称“内相”，视若外廷的内阁首辅。其次是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视若外廷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内阁次辅。司礼监太监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们的职责是代替皇帝批阅公文，凡是每日呈进的奏疏等公文，皇帝御笔亲批几本，其余都由司礼监太监“分批”。司礼监太监遵照内阁所票拟的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在公文上。他们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在宫内位高权重。每个司礼监太监都有一套工作班子，即所谓“各家私臣”：有的叫做“掌家”——掌管一家之事；有的叫做“管家”——办理食物，出纳银两；有的叫做“上房”——掌管箱柜锁钥；有的叫做“掌班”“领班”——钤束两班答应宦官；有的叫做“司房”——打发批文书，誊写应奏文书，此外还有一些看管琐碎事务的宦官。

隆庆元年（1567），冯保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此时的他，权势已十分显赫，还想上升一步，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当时掌印太监恰巧空缺，按照惯例，冯保由秉笔太监升任掌印太监，是名正言顺的。事不凑巧，冯保因小事冒犯皇帝，内阁首辅高拱一向忌惮冯保权力过于膨胀，乘机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代理。按宫中规矩，御用监太监不能掌管司礼监，高拱的推荐显然不合常例，意在钳制冯保，由此招致冯保的嫉恨。

陈洪受此推荐，感恩戴德，极力为高拱“内主”，互相策应。但是此人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不久因忤旨而罢官。高拱一不做二不休，还是不推荐冯保，而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孟冲因为主管皇上饮食而深得宠信，破例滥竽充数，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

穆宗皇帝临终前，冯保终于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高拱断定，冯保活动于皇后、皇贵妃处，斥逐孟冲，由自己取而代之，而且是作为穆宗遗诏当众宣布的“着冯保掌司礼监印”，他认为其中颇有“矫诏”的成分，意思是这个遗诏是假的。冯保的说法截然相反：“隆庆六年五月内，圣躬不豫，特召内阁辅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爷，一本投内阁三臣。次日卯时分，先帝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劳辞，知你好才用你。’”言之凿凿，高拱所说“矫诏”云云，纯属臆测，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穆宗与皇后、皇贵妃以及皇太子的共同意愿。

问题在于，按照当时的惯例，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东厂提督太监，权力太大，一向由两个人分别担任。东厂提督太监的关防上刻了十四个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受皇帝钦差，行使凌驾于三法司的权力，气焰嚣张，不宜再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控制枢密大权。只有前朝太监麦福、黄锦兼领二职，大多数时候是不兼领的。冯保居然兼领二职——“以印带厂”，不可一世。高拱与冯保的矛盾激化了。

按照高拱的部署，首先发难的是以工科给事中程文（字载道，号碧川，江西东乡人）为首的一批言官。他们弹劾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骇人听闻，措辞毫不掩饰，直截了当，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冯保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显然指责冯保为害死先帝的元凶。第二条指责冯保玩弄“矫诏”手段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第三条是将先帝遗诏以邸报方式公布，内中有皇太子“依三阁臣并司礼监辅导”字句，一时人皆传抄，传遍四方，为自己擅权造舆论。第四条是神宗登极典礼之时，冯保在皇帝御座旁站立，逼挟天子而同受文武百官朝拜。此外还有“耗国不仁”“窃盗名器”“贩鬻弄权”之类的罪状。言官们请求皇上“敕下三法司，亟将冯保拿问，明正典刑。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这前一句，不仅要把冯保罢官，而且要他的性命；这后一句，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不得“曲为保救”，使冯保没有回旋余地。

其中第一条指责冯保向皇帝进献房中术与春药，使之得病，并非无根之谈。朱载垕的父亲朱厚熜，打着“养生”的幌子，热衷于“采阴补阳”的“房中术”。有其父必有其子，前几年已有言官在进谏中隐隐约约提及此事。例如隆庆二年（1568）正月，户科给事中石星条陈六事，第一条就指出，皇帝“入春以来天颜渐癯”，原因就在于“纵长夜之饮，耽声色之欲”，“万一起居失调，圣躬亏损，悔将安及？”又如隆庆三年（1569）三月，给事中吴时来条陈九事，其中第三条希望皇上“戒嗜好”——“声色宝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以固宠，人主因之丧邦”。也隐约涉及“诲淫”之事。由此可见程文等言官所揭发的情节，并非向壁虚构。

接着是六科的两巨头的弹劾，分量也很重。吏科都给事中雒遵（字道行，号泾坡，陕西泾阳人）的弹劾，直斥冯保为“僭横”：“方今司礼太监冯保，僭窃横肆，坏乱朝纲，若不明法大斥其罪，则祸本未除，其何以号令天下，而保安社稷哉！”他忿然指责冯保，不过是一个侍从之仆，竟敢在皇上即位之日，立于御座之旁，文武百官是拜皇上，还是拜冯保？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要求皇上务必将冯保交付三法司，追究其僭横情罪，依法惩处。

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字与成，号阜南，松江华亭人）在奏疏中谴责冯保：“刚愎自用，险恶不悛，机巧善于逢迎，变诈熟于窥伺，暴虐久著，贿赂彰闻。”他特别指出冯保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个阴谋：“五月二十六日卯时，先帝崩逝；辰时，忽传冯保掌司礼监。大小臣工无不失色，始而骇，既而疑。骇者骇祸机之隐伏，疑者疑传奏之不真，举相谓曰：果先帝意乎？则数日之前何不传示，而乃传示于弥留之后？是可疑也。”因此他主张不要授予他大权，以免后患。

广西道监察御史胡涍（字原荆，号蓬渠，常州无锡人）弹劾冯保“窥视名器”，他表示：原先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没有听说有革职令旨，就被冯保取代，所传令旨出自冯保，臣等相顾惊愕，请皇上严格驾驭身边近臣，不要为他们的谄谀所迷惑。

一切都按照高拱的布置在进行。为了防止冯保利用司礼监的权力，扣押奏疏，高拱事先要官员把奏疏的副本送到内阁，有利于造成“倒冯”舆论，他正好从中拟旨，驱逐冯保。

3．张居正“附保逐拱”

冯保虽然老谋深算，对嘉靖以来朝中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但如今自己挨整，毕竟有点手足无措。他唯恐百官面奏皇上，局面难以收拾，便派亲信徐爵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说：不要怕，正好将计就计应付。他不同于谨小慎微的高仪之流，精通申不害、韩非的权谋术，深知协助高拱逐去冯保对自己并无好处；反之，协助冯保逐去高拱，自己就可以升任首辅。正如文秉所说，张居正是“深中多谋”之人，“耻居拱下，阴与（冯）保结为生死交，方思所以倾（高）拱”。何况他对冯保的印象一向很好，根本不相信高拱与言官所说的“矫诏”之事。作为顾命大臣了解很多外人所不知的内情，他日后回忆：“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指冯保）宣遗诏，音旨悲怆。今上（指神宗）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适余得上召见于平台，付以国政，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这一说法与冯保的自述是一致的，这种互相信任提供了合作的基础。穆宗临终之际，皇后、皇贵妃和皇太子极力主张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因此只要激怒皇后、皇贵妃和刚刚由皇太子即位的小皇帝，冯保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张、冯的亲信姚旷、徐爵连夜开东华门，三番五次往来沟通声气。

冯保终于抓住高拱的把柄。高拱一向自傲，口不择言，出口伤人。十岁的小皇帝即位以后，他在公开场合多次感叹：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张居正和冯保定计抓住这一句话，激怒皇后、皇贵妃、小皇帝。关于此事，各种文献的记载大同小异。

吴伯与说：冯保抓住高拱所说“安有十岁天子能裁决政事者乎！”遂谬其辞以激上曰：“高阁老言十岁孩子安能决事！”

朱国桢说：“（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卯初刻，上（指穆宗）崩，三臣在阁，闻报皆哭，（高）拱尤悲切，屡顿足曰：‘十岁的太子如有何做得皇帝！’冯保素惮（高）拱强直难与言，即遣小竖飞报两宫曰：‘高阁老呼太子为十岁的孩子做不得皇帝。’两宫皆讶之，太子在侧色变。”

万斯同说：“一日，内使传旨至阁，（高）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去若曹矣。’（冯）保大惊，居正亦欲逐拱，觊首辅，遂与（冯）保合谋。”

以上诸位的措辞略有差异，要点却是一致的，高拱怀疑十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做皇帝。王世贞的说法别具一格：“时居正当视陵地不出，（高）拱使所厚语居正曰：‘当与公立此不世功。’因语云云。居正阳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报（冯）保，保得为备，乃言于皇后、贵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乡周王以为功，而已得国公爵矣，又多布金于两宫之近侍，俾言之。’皇后与贵妃皆错愕。保乃抑给事、御史疏不遽达，而拟旨逐拱。”不知王世贞所谓“迎立周王”的说法有何根据？从史料考证来看，此说迹近于谣言。张岱却信以为真，在高拱列传中全文照引。

最为正确的记载来自申时行，他作为亲历者目击者，提到高拱所说的“十岁天子安能决事”的来龙去脉，说得最为具体细致，也最可信。他写道：高拱呈上新政所急五事疏，“上御文华，讲读毕，即与阁臣面决政事，具仪式以请。（冯）保念以为审尔，则事权悉归内阁，而司礼益轻，欲格其奏，乃请上批云：‘照旧制行。’使文书内臣持到（内）阁，新郑（高拱）言：‘此疏不发阁议拟，而旨从中出者何也？’内臣以御批对，新郑曰：‘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裁决政事者乎？’内臣还报，（冯）保失色，故谬其词以激上曰：‘高阁老云：十岁孩子安能决事？’上怒，入奏两圣母，皆相持而哭。是日，给事、御史论劾（冯）保恣横不法疏凡七上，（冯）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张居正），则使所亲问计，江陵方恶新郑，与乘机逐之，则以计授（冯）保。”

于是乎，张居正“附保逐拱”的好戏上演了。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高拱满以为是皇上要下令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高仪预感到不祥之兆，为了避祸，称病在家。张居正前几天前往天寿山视察穆宗陵地，归途中暑，正在家中调理，几经催促，才姗姗来迟，扶曳而入。高拱见了他，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连声说：“今日之事，必是为昨科道本（指科道官弹劾冯保）。有问，我当对，我必以正理正法为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处，我去则无事矣。”张居正心中自然有数，并非“为昨科道本”，但又不能点破，便不置可否地敷衍了一句：“公只是这样说。”

高拱、张居正一行来到会极门，太监王蓁手捧圣旨出来，文武百官下跪接旨。王蓁朗声喊道：“张老先生接旨！”全场一片肃静，只听得王蓁一字一句地高声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我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少，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钦此。”

今日之事大大出乎高拱预料。先是王太监所说“张老先生接旨”一句，便大有蹊跷，他是首辅，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已经感到大事不妙。愈往下听，愈觉得不对劲，想不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据王世贞描述，当时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政客，对这种结局多少也作过一些考虑。在上五事疏之前，就曾向高仪提及“若不得行，则任彼朋辈倾陷，死生不复顾”；今日上朝时，又与张居正说起“言必忤意，公可就此处，我去则无事”。只是这样的结局来得太突然，而且已经无法挽回，圣旨严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次日就离京返乡。高拱的下场出乎很多官员的意料，引起猛烈的震动，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就是一个例子。张岱描写道：“壬申（隆庆六年）神宗践祚，（高）拱与江陵张居正同在政府，各以才相倾压，朝臣分左右袒，（魏学）曾独中立其间。亡何，高拱罢，廷臣失色，（魏学）曾独大言曰：‘践祚甫数日，上首逐顾命大臣，岂正始事？且诏出何人手，不可不明示！’百官朝罢，要九卿诣居正所，诸大臣有至有不至者，居正则谢病罢客。拱遂狼狈行，而居正不无怏（魏学）曾意，未几，晋南京右都御史，嗾言官论列，诏褫新命，以侍郎归里。”可见对于高拱罢官，廷臣都大惊失色，噤若寒蝉，唯独魏学曾公然对诏书表示怀疑，而且知道张居正参与其事，要找他理论。张居正避而不见，事后又对魏学曾打击报复。张居正“附保逐拱”的蛛丝马迹，已经显露无遗。

张居正为了避嫌，与高仪联名上疏，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这篇奏疏写得情真意切，丝毫没有落井下石的意味，张居正说：“臣不胜战惧，不胜忧惶。臣等看得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端慎，未尝有过。虽其议论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临事兢慎如恐弗胜……惟先帝付托之重，国家忧患之殷，日夜兢兢，唯以不克负荷为惧，岂敢有一毫专权之心哉！”张居正还为高拱的陈五事疏辩解，其本意不过是恢复祖制，明确职掌，有益于新政，虽然词句直率，其实并无他意。何况又和臣等彼此商榷，联名同上，倘若皇上以此为高拱之罪，那么臣等也罪责难逃，请求将臣等与高拱一体罢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为高拱分担罪责，百端为高拱评功摆好，希望皇上予以挽留。然而联系到连日来与冯保密谋策划如何斥逐高拱的活动，人们不禁对他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汗颜。皇帝的圣旨很快下达：“卿等不可党护负国。”不同意收回成命、挽留高拱。这其实是在张居正预料之中的，他的上疏不过是显示姿态而已。

第二天一早，高拱赶去辞朝，向皇帝告别。张居正对他说：我为你向皇上乞恩，请你驰驿行。所谓驰驿行，是指高级官僚享受国家驿站提供交通工具的优待特权。张居正的意思是让高拱体面地离京回乡，高拱却不领情，一口回绝：走就走，何必驰驿行？还顺便挖苦一句：你不必如此，难道不怕“党护负国”圣旨再次下达吗？张居正尴尬地应了一句：你到底只是如此。

高拱辞朝后，仓促乘坐一辆骡车离开京城，出宣武门踏上返乡的归路。张居正所说的“乞恩驰驿行”，倒并非敷衍之词，果然在高拱辞朝后，对皇帝说，高拱原籍河南，距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长途跋涉，实在苦难，伏望皇上垂念旧劳，特赐驰驿行。

因为没有享受驰驿行的特权，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厂卫的缇骑兵丁踉跄逼逐，所带行李囊筐被抢夺一空，随行的奴婢仆人带了盘缠四散逃亡。出都门二十余里，饿极了，在一家野店胡乱进食果腹。高拱一行途径良乡真空寺，正好有亲朋故友前来接风送饭。高拱刚下车，就见到一名小吏手持文书进入寺中，原来是张居正派何文书送来“驰驿行”的勘合（证件）。到了此时此际，高拱仍然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下台是张、冯串通一气的阴谋，请求恩准驰驿行是做给别人看的政治手腕。他那傲视一切的习性压抑不住地流露出来，对着文书讽刺张居正，“欲上本救我，则上本救我；欲言党护负国，则言党护负国；欲乞驰驿，则乞驰驿；欲准驰驿，则准驰驿”。说得激动，形容两面三刀的民间俗语脱口而出：“俗言云：‘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三起三落’。”这话粗俗不堪，却生动之极，流露出高拱对张居正的看法：“又做师婆又做鬼”，“三起三落”云云，讥刺张居正任意拨弄皇上于掌股之间。饭毕，高拱负气不愿“驰驿行”，送行的亲朋故友再三相劝，他也思忖：虽是张居正的安排，但既称君命，安敢不受！乘势下台阶，放弃骡车，改为“驰驿行”。

卧病在家的高仪，听到高拱“回籍闲住”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担心连累自己，忧心忡忡，顿时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高仪入阁办事才一个多月，与高拱、张居正一起成为顾命大臣，在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中，避免了麻烦，虚与委蛇，称病不出。高仪身为高官，却一向淡泊明志，简静寡欲，徐象梅说他：“雅饬如书生，自视恂恂无他技，及见权势煊赫，群然风靡者，若无有也。雅恬素绝纷华珍玩之好，家不蓄姬媵，独文史自娱。官三十年，世业不增尺寸。”高仪一生秉礼循法，过着清贫生活，就连旧屋焚毁后并未再建，一直寄居于他人篱下，如此清正之人以这样的方式谢世，结束三十年的为官生涯，未免令人唏嘘，令人感慨。

三位顾命大臣，一逐，一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辅，一人独当辅佐小皇帝的重任。不久吕调阳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阁，毕竟人微言轻，难以撼动张居正的权力。张居正“附保逐拱”的结果，意味着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牢不可破，为张居正日后厉行改革，实施新政，奠定了坚实的权力基础。正如日后他的副手申时行所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正）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天启年间出任阁臣的朱国桢，谈到嘉靖以来内阁的权力斗争，不无感慨地说：张璁刚愎自用逼逐费宏、杨一清，严嵩陷害夏言至死，徐阶以阴柔扳倒严嵩，议论道：“凡若此者，原非同调，便生异心。小者逞口谇，大者动杀机，势逼使然，深心独运。然未有新郑（高拱）之知江陵（张居正），与江陵逐之之狠者。”政治斗争就是如此，“小者逞口谇，大者动杀机”。斥逐高拱固然心狠手辣，不过是“逞口谇”，后面的“王大臣案”才是“动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