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左良玉发兵东下“清君侧”

南明小朝廷的内部纷争不止太子案，还有童妃案，闹得不可开交。弘光元年三月十三日，河南妇女童氏抵达南京，自称是当今皇上在藩邸（福王府）时的元配王妃。朱由崧矢口否认，下令把童氏关进锦衣卫诏狱。《明季南略》写“童妃一案”，有几点值得注意：

——（朱由崧）嗣王之岁，即封童氏为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乱，播迁各不相顾。及弃藩南奔，太妃（按：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妃）与妃（童氏）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按：时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初六日），陈潜夫奏妃故在，上弗召。至是，自诣（越）其杰所，其杰不敢隐，解至南。上弗善也，系之狱。妃在狱细书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甚悉，求冯可宗达上，上弃去弗视。

——《遗闻》云：童氏本周府宫人，逃乱至尉氏县，遇上于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岁。已而贼破京师，播迁云云。刘良佐言：“童氏知，非假冒。”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关，谁敢与陛下称敌体！宜迎童氏归内，密谕河南抚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上命曲尚忠严刑酷拷，童氏号呼诅骂，寻瘐死狱中。

——《野史》云：马士英语阮大铖曰：“童妃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大铖曰：“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张捷曰：“太重。”大铖曰：“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士英曰：“真假未辨，从容再处。”

朱由崧坚决不认，锦衣卫又不敢用刑，听其在狱中饥饿而死。他的这种六亲不认作风，引来非议纷纷，文臣自不必说，即使统兵将领也按捺不住，出言相讥。黄得功说：“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真伪未辨，乞多方保留。若骤处死，即果诈伪，天下必以为真东宫矣。”刘良佐上疏议论太子、童妃二事：“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绝灭。”朱由崧答辩：“朕元妃黄氏先朝册封，不幸夭逝；继妃李氏，又已殉难。登极之初，即追封后号，昭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闻知？童氏不知何处妖妇，诈冒朕妃。朕初为郡王，有何东西二宫？据供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王之明是驸马王昺之侄孙，避难南来，高梦箕家丁穆虎声令冒认东宫，正在严究。若果真实，朕于夫妻伯侄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朕于先帝无纤介之嫌……岂有利天性之心，忍加毒害于其血脉！”这样的诡辩，很难取信于民。

三月二十八日，军事实力最强的将领左良玉发声，委婉地表示异议：“东宫之来，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当初左懋第北上和谈，给史可法写过一封密信，说太子在北京。史可法起先也以为王之明是真太子，上疏力争。得到左懋第密信，自悔失言，向马士英转述了左懋第的密信，且言一时有伪皇后、伪太子二事，深可怪叹。史可法这些话正中马士英下怀，立即把史可法信件公布于众。左良玉抓住这一把柄，指责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进而大兴问罪之师：“满朝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体。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转展诛求，遂使皇上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皇上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

先礼而后兵，四月初四日，左良玉以此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兵东下，声称“本藩奉太子密诏率师救援”，把矛头对准马士英：

窃见逆贼马士英，出自苗种，性本凶顽。臣身在行间，无日不闻其罪状，无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汹传，陛下屡发矜慈，士英以真为假，必欲置之死而后快其谋。

臣前两疏，望陛下从容审处，犹冀士英夜气稍存，亦当剔肠悔过，以存先帝一线。不意奸谋日甚一日，臣自此义不与奸贼共天日矣！臣已提师在途，将士眦目指发，皆欲食其肉。臣恐百万之众发而难收，震惊宫阙，且声其罪状，正告陛下，仰祈刚断，与天下共弃之。

为此，左良玉声讨马士英八大罪状：

第一条罪不容于死的是：“自先帝之变，人人号泣，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与先帝为仇。钦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复修之；思宗改谥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绝天下报仇雪耻之心。”

第二条罪不容于死的是：“国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贼臣窃柄以来，卖官鬻爵，殆无虚刻，都门有‘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之谣。如越其杰以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部堂；张孙振以赃污狡犯，不数日而夤缘仆少。袁弘勋与张道濬，皆诏狱论罪者也，借起废径复原官。如杨文骢、刘泌、王燧以及赵书办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当路。”

第三条罪不容于死的是：“阁臣司票拟，政事归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为首辅，犹复掌枢（兵部），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铖为添设尚书，以济其篡弑之谋。两子枭獍，各操重兵以为呼应，司马昭复生于今日。”

第四条罪不容于死的是：“陛下选立中宫，典礼攸关。士英居为奇货，先择其尤者以充下陈，罪通于天。而又私买歌女寄养阮大铖家，希图进选，计乱中宫，阴谋叵测。”

第五条罪不容于死的是：“陛下即位之初，恭俭神明。士英百计诳惑，进优童艳女，损伤盛德。每对人言，恶则归君。”

第六条罪不容于死的是：“国家遭此大难，须宽仁慈爱，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铖以来，睚眦杀人，如雷祚、周镳，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题三案，深埋陷阱，将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

第七条罪不容于死的是：“九重秘密，岂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动，无不窥视。又募死士，窜伏皇城，诡名禁军，以观陛下动静，曰‘废立由我’。”

第八条罪不容于死的是：“率土碎心痛号者，先帝殉难，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内至今传疑未已。况今皇太子授受不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与阮大铖一手拿定，抹杀的确识认之方拱乾，而信串通朋谋之刘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议，不畏万古纲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为四海讴歌讼狱所归者，付之幽囚。”

左良玉的结论是：“天昏地惨，神人共愤，凡有血气，皆欲寸磔士英、大铖等，以谢先帝。”

左良玉痛斥的八大罪状，无疑是对马士英的一次清算，每一条都有根有据，由此折射出弘光小朝廷内里的腐败，已到何等程度。计六奇评论得好：“数列八罪，使人摭辩不得，躲闪不得，足褫奸雄之魄矣！”

为了使得发兵“清君侧”，占据道德的高度，博得舆论的赞许，左良玉连续发表声讨马士英的檄文。

一篇檄文写道：

——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屠发为僧；重得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会当国家多难之日，侈言拥戴劝进之功。以今上历数之归，为私家携赠之物，窃弄威权，炀蔽聪明。持兵力以胁人，致天子闭目拱手，张伪旨以詟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为报仇而立君，乃事事与先帝为仇，不止矫诬圣德；初因民愿而择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愿，何由奠丽民生！幻蜃蔽天，妖蟆障日。

——苏、松、常、镇，横征之使肆行；槜李（嘉兴）、会稽，妙选之音日下。江南无夜安之枕，言马家便尔杀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谓英名实应图谶。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类此之为，何其亟也！而乃冰山发焰，鳄水兴波，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猪豭，如阮大铖、张孙振、袁弘勋等数十巨憝，皆引之为羽翼，以张杀人媚人之赤帜；异己者德并苏、黄，才媲房、杜，如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等数十大贤，皆诬之为朋党，以快虺如蛇如之狼心。

另一篇檄文写道：“马士英者，蛮獠无知，贪狼悖义。挟异人为奇货，私嫪毐以种奸。欺虾蟆之不闻，恣鹿马以任意。不难屠灭皇宗，遂敢刑戮太子……岂先帝不足复留种，既沉其弟，又灭其兄；将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并剪其主。”

左良玉的声讨，义正词严，毋庸置疑。有这种看法的并非仅仅左良玉一人，湖广巡抚何腾蛟也指责马士英：太子到南方，何人奏闻？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既是王昺侄孙，何人举发？江西总督袁继咸公开声明：太子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冒，当务之急必须赦免太子，才能遏制左良玉举兵东下。

南明小朝廷的内讧，为清军南下提供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朱由崧与马士英丝毫没有反省，一意孤行，把左良玉当作头号敌人，集中全部兵力对付左兵，听任虎视眈眈的清军步步紧逼，在所不顾。请看计六奇的记述：

（四月）初五日丁巳，左兵入九江、安庆，至于建德，顺流东下。

初七日己未，左兵入东流。良玉沿途遍张告示，称：“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师赴救。”士英等大惧，京师戒严。士英专理部事，不入直。江督袁继咸请赦太子，以遏止之。弘光切责士英，调黄得功、刘良佐离汛，遣刘孔昭、阮大铖、方国安、朱大典共御左兵。升大典兵部尚书，国安挂镇南将军印。

四月十六日丙寅，黄得功兵至江上，着于荻港、三山暂驻，有警进前。

十五丁卯，马士英言：“水陆诸军必直抵湖口，与九江、安庆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息。”即催阮大铖、朱大典督诸军前发，不得稽延。

计六奇的评论，言简意赅：“左、马鹬蚌也，都是罪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清军由此得以轻而易举地向南挺进，拿下江淮富庶之地。文秉的评论颇为奇特，一方面肯定左良玉举兵，“海内望是举久矣，无不喜其来，而悲其晚”；另一方面又说“宁南侯左良玉举兵反”，理由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过他所说的喜其来而悲其晚，确是事实，左良玉在九江暴病而亡，其子左梦庚获悉清军南下，遂引兵返回湖广，“清君侧”半途而废。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减轻马士英的罪责，他心目中的头号敌人并非清朝而是左良玉。当时史可法连续上疏告急，朱由崧的答复是冠冕堂皇的：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史可法知道这是受马士英蒙蔽所致，于是说明两者不可等量齐观：“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以蒙蔽至此？”他随即向马士英发去公文，请求选将添兵，大声疾呼。马士英唯一担心的就是左良玉，遂不予回应。史可法又请求回朝商议，遭到朱由崧拒绝：“西警方急，卿专心料理，待奏凯复见。”史可法叹息道：“奏凯二字谈何容易，诚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

此时，清军接连拿下徐州、砀山、亳州、泗州，乘势渡淮，如入无人之境。四月十九日，福王召对群臣。马士英固执己见，主张全力抵御左良玉。大理卿姚思孝、尚宝卿李之椿、工科给事中吴希哲等，请求备战淮扬。福王也以为有理，对马士英说：“左良玉虽不该具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马士英不敢当面反驳皇帝，指着群臣厉声叱责：“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黄）得功、（刘）良佐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异议者当斩！”福王默然，诸臣噤若寒蝉。马士英的一意孤行，放弃江防，为清军渡过长江大开方便之门，所以计六奇要说“左、马鹬蚌也，都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