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王大臣案”——张冯权力联盟的强化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03 15:52:00 0

1．“先生忠而高拱邪”

六月十九日，小皇帝为了表示嘉奖之意，在平台单独召见新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与乾清宫相对的云台门的两旁，东面是后左门，西面是后右门，也称云台左右门，这就是平台，是皇帝召见阁臣的地方。

张居正因为视察穆宗陵墓，中暑致病，在家调理。十九日清晨，接到宫中内侍传达圣旨，宣召入宫，立即赶来。小皇帝已在平台御座上等候，请张居正到御座前，对他嘉奖一番，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先生忠而高拱邪”。小皇帝说：“父皇在御日，尝一再聆德音，谓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爱，悉心见辅。”斥逐高拱引来一片非议声，听到皇上如此斩钉截铁的表态——先生忠心而高拱邪恶，张居正再三叩头谢恩，感激得不能仰视，索性伏在地上回答皇上的关照——“凡是要先生尽心辅佐”，说：“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力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唯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这是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第一次向皇帝阐明施政纲领，这位极力主张扫除廓清历年积弊的改革家，此时只字不提改革，反而强调“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用心良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地位尚未巩固，时机还不成熟。他是个“沉深有城府，莫能测”的政治家，还在为今后的改革创造条件。小皇帝望着这位身材颀长，眉目清秀，长须至腹的美髯公，对他说的“遵守祖制”云云，表示赞同：“先生说的是。”谈完了政事，张居正还不忘以长辈身份叮嘱皇上：“目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小皇帝答道：“知道了。”随即吩咐左右内侍：“与先生酒饭吃！”赏赐白银五十两，苎丝四表里（即衣料面子、里子各四套），内中有蟒龙、斗牛各一匹。

这次平台召见，是朱翊钧即位后第一次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单独对话。在朱翊钧方面，一则感谢他为父皇陵寝奔波的辛劳，二则肯定张居正忠而高拱邪，希望他尽心辅佐。在张居正方面，一则对皇上的信任与厚爱表示感谢，二则以顾命大臣、内阁首辅的身份告诫皇上，遵守祖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

张居正叩头谢恩退出后，觉得意犹未尽，立即写了《谢召见疏》，呈送小皇帝。这是他十年辅佐生涯给神宗皇帝的第一份奏疏，除了谢恩的客套话，着重表达秉公为国的思想：“人臣之道，必秉公为国，不恤其私，乃谓之忠。臣少受父师之训，于此一字，讲明甚熟……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希望皇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他所提出的这几条原则，颇为真切地反映了要想有所作为的心态。而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营造“宫府一体”——宫廷与政府意见一致的局面，他后来的十年辅政生涯确实达到了“宫府一体”的目标，而张冯权力联盟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

2．“王大臣”闯宫事件

高拱回籍闲住，冯保胜利了，心里还不踏实。事实上，高拱有过回籍闲住后再度复出的先例，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一手策划了诬陷高拱的“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清早，皇帝朱翊钧按例出宫视朝，他的轿子刚出乾清门，晨雾迷蒙中，有一个太监打扮的男子，从西阶下直奔过来，被警卫人员抓住。初步审讯后，知道此人名叫“王大臣”，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其余一概不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冯保作为主管，将此事报告皇帝，声称在他身上搜查出刀剑各一把。皇帝当即下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还差的当办事校尉着实缉访来说。”其实，王大臣身上的刀剑是冯保事后安放在他身上的。

张居正与冯保密切配合，立即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插手此案，向皇帝报告案情，并且要求追查幕后主使人。他说：“适见司礼监太监冯保奏称：十九日圣驾出宫视朝，有一男子身挟二刃，直上宫门礓晚明史——“王大臣案”——张冯权力联盟的强化，当即拿获……虽其人当即擒获，逆谋未成，然未然之防，尤宜加慎。臣等窃详，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平昔曾行之人，则道路生疏，岂能一径便到！观其挟刃直上，则其造蓄逆谋殆非一日。中门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据其所供姓名、籍贯，恐亦非真。伏乞饬下缉事问刑衙门，仔细究问，多方缉访，务得下落，永绝祸本。”张居正的意思十分明显，要顺藤摸瓜，查出“王大臣”的幕后主使勾引之人。皇帝当即批复：“卿等说的是，这逆犯挟刃入内，蓄谋非小。着问刑缉事衙门，仔细研访主逆勾引之人，务究的实。该日守门内官，着司礼监拿来打问具奏，守卫法司提了问。”

在官样文章掩盖下，一场政治阴谋正在悄悄酝酿、发作。因为皇帝有旨，将案犯拿送东厂审问，而东厂正是冯保主管的部门，一切按照他的谋划，企图把高拱定为“主使勾引之人”，以行刺皇帝罪，置他于死地。

高拱是受害者，而且是无辜的，他晚年在回忆录《病榻遗言·毒害深谋》中对此案的始末记述得特别详细，兹转述于下：

正月十九日早朝，皇上出乾清门，见一内使（宦官），行走慌张，左右随从人员上前捕获。搜查后得知，此人是无须男子穿内使巾服，冒充内使。审讯后，知其本名章龙，从总兵戚继光处来。张居正听说后，急忙派人对冯保说：“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诛高氏灭口。”随即票拟谕旨一道：“着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冯保派人把刀剑各一把，置于王大臣怀袖中，随后亲自去东厂审问，关紧门窗，屏退左右，悄声对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后给心腹长伙辛儒赏银二十两，嘱咐他与王大臣朝夕相处，教他诬陷高拱指使行刺的口供，又教他诬陷高阁老的家人李宝、高本、高来参与同谋。冯保当即派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县，捉拿高府家人李宝、高本、高来，作为证人，定高拱之罪。

《皇明从信录》记载此事，取材于高拱的《病榻遗言》，这表明了这部编年史作者的倾向，认为事实真相就是如此：“时正月十九日早，上出乾清宫，见一无须男子，假装内使，趋走章皇。左右执之，问其名，曰王大臣。问自何来，曰自总兵戚继光所来。时辅臣张江陵随票旨：‘着东厂鞫问。’且嘱曰：‘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东）厂，随有一辛儒者，与朝夕同处，供其饮食男女之欲，备极款厚，因教之曰：‘但称自阁老高拱所来，欲阴行刺上，而（东）厂校缇骑已集高之门矣。”

学者型官僚朱国桢与高拱所说大同小异，这“小异”之点很重要：此案原非张居正的本意，但又不能与冯保对立，所以才上疏皇帝，请求追究主使人，引来外界的种种怀疑。朱氏写道：“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上出乾清门，见一内使趋走周章，执之，则无须男子假内使巾服者也。问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龙）。问自何来？曰自戚总兵来。阁票着冯保鞫问，保令人以刀剑各一把置大臣怀袖中，而自下厂莅之，密语大臣曰：‘汝只说是河南高老使汝来刺朝廷，我与汝官，享富贵。’随嘱一心腹伙长辛儒，赏银二十两，使与大臣朝夕同处，共饮食，唆行前计，又教之诬称高老家人李宝、高本、高来同谋。保发（东）厂校五名，至新郑拏此三人，硬成其事。原非张（居正）本意，又难与保异同，复疏请令追究主使。中外大骇，谓居正实主之。”确实如此，事件发生后，“中外大骇，谓居正实主之”，人们并没有冤枉他。

一时间，朝廷内外，街头巷尾，人们莫不汹汹惊愕。张居正感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刚刚转任吏部尚书的三朝元老杨博商量：“此事当如何处？”杨博说：“此事关系重大，若果为之，恐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张居正颇为沮丧。杨博与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字与立，号与川，山东德平人）是同年，关系相当深厚，便将此事透露给他。葛守礼又把这一消息告诉右都御史陈省（字孔霞，号约斋，福建长乐人）。陈省原是张居正的幕僚，当即向张居正通报。消息不胫而走，太仆寺卿李幼滋（字元树，号义河，湖广应城人）一听此事，不顾疾病缠身，支撑起身体赶往张府，对张居正说：“公奈何为此事？”张居正否认：“何谓我为？”李幼滋说：“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东）厂中称主使者即是高老。万代恶名必归于公，将何以自解？”张居正仍矢口否认：“我为此事忧不如死，奈何谓我为之！”

给事中和御史们忿忿不平，欲上疏挑明此事，又畏惧张居正的权势，不敢贸然行动。多名刑科给事中互相议论：此事关乎刑科职责，若无一言，我辈如何见人！于是写了语气平和的奏疏，建议把案犯王大臣从东厂送出，交由三法司审理。为了取得张居正的首肯，他们前往朝房向他解释。张居正极力劝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成了。

言官们接连等了五天，从早到晚，不见张居正的踪迹。御史钟继英（字乐华，广东东莞人）按捺不住，上疏影射此事。张居正票拟谕旨“令回话”，又恐更多言官上疏言事，不好收拾，颇为踌躇，便去午门关圣庙求签。但见那签文写道：

才发君心天已知，何须问我决嫌疑。

愿子改图从孝悌，不愁家室不相宜。

下面还有一段注解：“所谋不善，何必祷神，宜决于心，改过自新。”

张居正委派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会同冯保一起审讯案犯王大臣，成为案件的转折点，而促成转折的关键人物正是杨博、葛守礼。

3．危机的化解

何乔远《名山藏》记载，张居正与杨博商量如何处理王大臣案，杨博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抑上神圣英锐，待公平察。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万无此事。”又说：“愿相公持公议，扶元气。厂中（指东厂太监冯保）宁有良心？倘株连者众，事更有不可知者。”张居正表示愿意挽回，但不知后局如何了结，杨博为他出了个主意：“相公患不任耳，任何难结，须得一有力世家与国休戚者，乃可委按。”所谓“有力世家与国休戚者”，既是皇室亲戚又手握大权的元老重臣，当然非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莫属。张居正领悟了他的意思，松口说：“上前度处之。”意思是要向皇上请示才能定夺。

张居正请示皇帝批准，命东厂太监冯保与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三堂会审。朱希孝知道此事冯保一手操纵，事情十分棘手，受命后恐惧而哭，急忙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要他去见杨博。杨博对朱希孝说：“欲借公全朝廷宰相体耳，何忍陷公！”

杨博还为朱希孝出主意如何平反冤狱，为高拱昭雪。万斯同《明史》对此有详细记叙，被张廷玉奉敕编纂的《明史》采用，很值得一看：“及王大臣狱兴，居正与冯保将借以杀（高）拱。（杨）博间语居正曰：‘事不可诬，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发赤而退。都御史葛守礼语（杨）博曰：‘事急矣，非公莫能救。’即同造居正，博曰：‘愿相公持公议，养元气。’因历数先朝政府同心辅政，及后数公递相倾轧，可为殷鉴。居正愤曰：‘二公谓我甘心高公耶？’博等曰：‘吾两人非谓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耳。’会帝命（葛）守礼偕都督朱希孝会讯，希孝惧甚，博阴为画计，使校尉怵（王）大臣改供，又令（高）拱仆杂稠众中，令（王）大臣识别，茫然不辨也，事乃白。人以是益称博长者。”

都察院左都督葛守礼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国榷》记载，葛守礼获悉王大臣案，拉着吏部尚书杨博去见张居正，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般的交锋。

张居正明确表示支持东厂对此案的处理：“东厂狱具矣，同谋人至，即疏处之。”

葛守礼反驳道：“守礼敢附乱臣党耶，愿以百口保高拱。”张居正沉默不语。葛守礼继续说：“先时，如贵溪（夏言）、分宜（严嵩）、华亭（徐阶）、新郑（高拱），递相倾轧，相名坐损，可鉴也。”

张居正愤愤然说：“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奋起入内，取出一份东厂揭帖给二人看，意思是此案系东厂所为，与己无关。揭帖中张居正亲笔加了四个字“历历有据”，自己却忘记了，葛守礼认识张居正的笔迹，就笑着把揭帖藏入袖中。张居正此时才省悟，讪讪地说：“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一下子暴露了他参与此案的秘密。

葛守礼乘机规劝道：“此事密，不即上闻，先政府耶？吾两人非谓公甘心新郑，以回天非公不能。”

张居正口气软了下来：“苟可效，敢不任，第后局何以结？”

杨博说：“公患不任耳，任何难任，须世臣乃可共。”

赵吉士所记，与此大体相同：“张江陵欲甘心高新郑，左都督葛守礼与冢宰杨博力争之。居正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奋入内，取厂中揭帖，投（杨）博曰：‘是何与我事？’中有居正窜改四字，曰‘历历有据’，居正忘之。守礼识其字，笑纳诸袖。居正觉曰：‘彼法理不谙，为易数字耳。’（葛守）礼曰：‘机密重情，不即上闻，先政府耶？吾二人非谓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公不能。’居正揖谢曰：‘苟可效，敢不任。’高拱卒无虞。”

因此，人们对葛守礼给予高度评价。申时行说：“公立朝大者，当其夙夜兢兢，进止有恒度，事上最谨，而不蕲为恭。称引国事当否，徐以数言折群议，屹然中立，不与众俯仰，不蕲为直。”于慎行说他“居常峻峻简默，言不出口，及当大义大谋，众莫敢发，公独守经据古，侃侃指画，常以片言取决。平生取予去就，严于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宽大，耻为刻深。盖老成正直君子也……历事三朝，一意奉法，孤立无所阿曲，正色直气，望之俨然。”

朱希孝得到杨博、葛守礼的指点，为了万无一失，会审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一是花几千两银子贿赂宫中大太监，请他们尽量缓解皇贵妃（即朱翊钧生母慈圣太后）的怒气。二是派锦衣卫校尉提前秘密审问王大臣，要他从实招供，或可免罪。问他从哪里来？他回答：从冯保那里来，所有口供都出自冯保之口。校尉对他说，进宫谋逆按照法律要株连九族，为什么甘心为此？如果讲实话，或许可以免罪。王大臣茫然而哭：开始时对我说，主使者罪至大辟，自首者不但无恙，还可做官获赏。哪里晓得应当讲实话。朱希孝还令高府家人李宝、高本、高来混杂在身穿便服的校尉之中，要王大臣辨认同谋之人，王大臣根本无法辨认（原本子虚乌有）。朱希孝又诘问王大臣：刀剑从何而来？王大臣回答：冯保家奴辛儒所给。这一切都在会审之前进行，冯保并不知晓。

二月十九日，是三堂会审的日子。这天原本风和日丽，朱希孝、葛守礼、冯保一行来到东厂，突然狂风大作，雾霾弥漫，不一会，又雨雹不止。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另外两个“问刑千户”说：天意如此，不可不畏。高老是顾命元老，此事原本与他无关，强加诬陷，我辈都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诛夷之祸？二位受冯公公厚恩，当进一忠言为是，何况王大臣言语不一，二位所取“招由”，却说“历历有据”，是何所据？两个“问刑千户”回答：“历历有据”四字，是张阁老亲笔改的。白一清又说：你该当死罪，东厂机密狱情怎么可以送给内阁修改？

等了一些时辰，天色稍稍开朗，会审开始。按照惯例，东厂、锦衣卫审案，必须对案犯先加刑罚，以杀威风。于是先打王大臣十五大板。

王大臣大叫：“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说：“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

冯保见他的阴谋已被揭穿，气得面色如土，为了挽回局面，又强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回答：“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真相大白，唯恐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局面难以收拾，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顺势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气氛中，会审草草收场。

冯保还不罢休，回宫后，仍然坚持“高老行刺”的说法。皇帝身边年逾七旬的殷太监听后，跪下启奏：“万岁爷爷，不要听他。那高阁老是个忠臣，他如何干这等事！他是臣下，来行刺，将何为？必无此事，不要听他。”转过身来对冯保说：“冯家（原文注：宫内宦官同行列者相互称呼以姓，曰某家），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万岁爷爷。如何干这等事！那高胡子是正直忠臣，受顾命的，谁不知道？那张蛮子夺他首相，故要杀他灭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张蛮子出力为何？你若干了此事，我辈内官必然受祸，不知死多少哩！使不得，使不得。”太监张宏也对冯保说，此事不可。

冯保听了大为沮丧，猛然省悟，当即差人报告张居正：“内边有人说话，事不谐矣。”张居正知道事情已经不济，便对言官发布消息：“此事我当为处，只不妨碍高老便了，你每不必上本罢！”

事已至此，冯保恐怕真相败露，连夜派人让王大臣饮生漆酒，使他变成哑巴。第二天（二月二十日）夜里，王大臣押往三法司审讯时，已经不能说话。二十一日，三法司再次审讯，当即宣判王大臣死刑，匆匆了事。

这是高拱《病榻遗言》关于王大臣案的追述，细节颇为具体，读来不由人不信其为真。

申时行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录证实高拱所说并非虚构。申氏说：“（王）大臣者，浙中庸奴，以浮荡入都，与一小竖交匿，窃其牌帽，阑入禁门。群阉觉其有异，捕送东厂。（冯）保素恨新郑（高拱），未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锻炼，乃以双剑置（王）大臣两掖间，云受新郑指，入内行刺，图不轨。搒掠不胜楚，遂诬服，为言新郑状貌及居址城郭云云……是时，道府以兵卫环新郑家而守之，祸且不测。然众论皆知其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得无恙。”

天启年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朱国祯，对此事有所耳闻，他认为“张欲杀高甚的”。他在《涌幢小品》中说：“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谓张太岳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张不如是之痴，或中有小人，窥而欲做，则不可知。一曰冯保之意，庶几得之。”朱国祯的另一个身份是历史学家，他写的《皇明大事记》，谈到王大臣案，大量转引高拱《病榻遗言》的文字，在他看来，高拱的记述基本可信。朱氏关于此事的记述，从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早朝王大臣闯宫写起，直到正月二十一日王大臣被斩首处决，与高拱《病榻遗言》完全一致。只在末尾一段，表明自己的看法：“二月二十日夜，（王）大臣送法司，已中毒，哑不能言。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审，更不问所以，王大臣亦只伏首处决。张对人曰：‘高老一事我忧愁，今才救得下。’又写书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为功。中间虽有饰词，然全以坐之，则未阴狠而拙至此！”

朱国祯所说，“写书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为功”，值得细细分析。张居正为此事写了不少信件，替自己洗刷。一封信写道：“尔顷奸人挟刃入内，诬指新郑（高拱）所使。上自两宫主上，下自闾阎细民，一闻此语，咸以为信。而抵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汹汹，几成大狱。仆切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主上，斯事关系重大，窃恐滥及无辜，又委曲开导以国法甚严，人臣不敢萌此念，请得姑缓其狱，务求真的，乃可正法。荷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贵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谅鄙心，不敢肆其钩巨之巧。伏念六七日至于旬时，果得真情，新郑之诬始从辩释，国家元气乃得无损。不然，此公之祸固不待言，而株连蔓引，流毒缙绅，今不知作何状矣。嗟乎，如仆苦心，谁则知之？日来为此形神俱瘁，须发顿白，啖荼茹蘖，又谁与怜之？耿耿丹心，只自怜耳。”另一封信写道：“不穀与玄老（高拱）为生死交，所以疏先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奈中遭险人交抅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指曹傅川）。悠悠之谈诚难户晓，惟借重一出，则群喙自息，况此乃区区推毂素心，敬闻命矣。”联系到前面所说有关王大臣案的来龙去脉，不免令人怀疑，冯保原本确实想借此株连高拱，置他于死地，张居正是知情的支持的，却只字不提。只强调后来派朱希孝参与会审，处死王大臣结案，还高拱清白。他“以救高为功”，到处宣扬，唯恐别人不谅解他的苦心，以至于“形神俱瘁，须发顿白”。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对于张居正而言，经过“附保逐拱”和“王大臣”案，促成了内阁与司礼监的权力整合。张居正与冯保向政坛显示了他们的默契配合，难以动摇的权力联盟，为他们辅佐幼主，推行新政，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政治环境。经过此次风波，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不过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断绝。一方面，正如朱国祯所说，高拱受到极度惊吓，“自是奄奄不复振”，再度复出几无可能。另一方面，在皇帝心目中留下了极深印象——张居正忠而高拱邪。直到万历六年九月，高拱去世，夫人张氏向皇帝请求恢复原先的政治待遇，皇帝愤愤地说：“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他妻还来乞恩，不该准他！”由此可见，即使高拱不死，皇帝也不会再度起用他。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年代，没有一个人能够威胁他的权力和地位，这对于推行新政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万历元年（1573）九月，冯保在京城西南二十里香山碧云寺附近，为自己建造一座“寿藏”（寿坟），胜利者志得意满的情绪流露无遗。万历二年九月工程完成，他请盟友张居正为“寿藏”写一篇碑文。在碑文中，张居正对冯保称颂不已：“今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余适得上召见于平台，付以国政，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调和两宫，赞成圣孝，侍上左右，服勤备至，凡宸居早暮、出入饮膳，皆有常度，贽御供事皆选端慎者以充。上日御讲幄，无间寒暑，公惓惓劝学，侍立终日，日无惰容。凡宫中冗费悉从减省，务在节财爱民，如大庖减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马监省刍豆数，皆公所奏施行。余每对便殿，从容语及国家事，有关于君德治道者，公必导上曰：‘先生忠臣，先帝简托以辅上者，所言宜审听之。’宫壸之内尤极严肃，有干纪者悉置之理，虽所厚亦不少贷。故上以冲龄践祚，中外宁谧，宫府清晏，盖公之力为多。”这篇歌功颂德的碑文，核心是在表扬司礼监掌印太监对内阁首辅的大力支持与密切配合，宫中、府中事无大小全部由张居正决策，冯保“未尝出一内旨，外干一事”，达到“宫府一体”的理想境界。冯保经常在皇帝面前谆谆教导：张先生是忠臣，他的话“宜审听之”。冯保为张居正营造了“中外宁谧，宫府清晏”的氛围，张居正自然感激涕零。这就是他之所以写这篇碑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