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话明史——童心与帝业

旧时民间的训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我们已经看过了，现在还在流传着。但皇家的训蒙读物，又是怎样的呢？

明代对皇帝的导读，分经筵和日讲两门。但并非只限小皇帝，太祖、成祖以来就在举行。经筵每月只有初二、十二、廿二三次，这自然不足以充实皇帝的学问，于是而有日讲。

张居正为任怨的名相，震主之权臣。明代以大臣而实拜三公者，居正一人而已。穆宗逝世，神宗嗣位，在张居正主持下，命文臣编写了两本教材，一为《通鉴直解》，一为《历代帝鉴图说》。这时神宗才十岁，这就需要掌握两个特点，一是编写给十岁小孩子看的，与成人有别；而这个小孩子正是君临天下的共主，与普通儿童又不同。就前者说，居正做的是小学教师的工作；就后者说，则具有帝师之尊。他还替神宗拟了一份课程表，其中包括作息时间。

《历代帝鉴图说》共二册，当为宫官绘写，其书恐无刻本。但据《神宗实录》所记，间有与《通鉴直解》重复处，如说：“天下之患，每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秦末年，只因几个戍卒倡乱，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于是豪杰并起，遂以亡秦。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唯圣明留意。”《通鉴直解》也说：“秦之销兵，本为止乱，然以斩木揭竿之人，遂能乱天下而不可制，可见保邦之道，安民为本。”这是两书相同处，但细柳劳军等故事，却未见于《通鉴直解》。

《通鉴直解》共二十八卷，除司马光《资治通鉴》外，还补充了刘恕的《通鉴外纪》和薛应旂的《宋元通鉴》，故时代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宋元，元以后就大书曰：“大明一统万万世矣！”（但宋元部分较草率，与以前的不同）

此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改名《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居正进此书时，对象固为十岁的小皇帝，但到现在，即使用功的高中生阅读，恐也觉得吃力，因而又由陈生玺等作了注释和语译。

全书选录的内容，绝大部分带有故事性，以历代皇帝为纲。先录正文，次为《直解》。《直解》的文字用浅近的文言，间亦用“的”“了”等字，以及宋元时口语，如“百姓们”作“百姓每”。《直解》的开头是对语词、名物的简释，然后是讲本事，最后归结为对皇帝修身治国的借鉴与惩戒，使小皇帝从其中明辨是非，识别忠奸。《直解》中的论点，大都平稳通达、已有定论的，也因为是给小皇帝看的；就像我们为小朋友编写教材，只能循着大路走，不能怎样出奇制胜。张居正是主张独断的，这与他的性格相符合，他论唐宪宗时雪夜破蔡之役，就说：“而不知宪宗之独断乃大将之所以成功也。”他在《陈六事疏》中，竭力推崇秦始皇，但在《通鉴直解》中却说：“始皇以诈力并六国，天下之人方且敢怒而不敢言。”这并不矛盾，因为《陈六事疏》只是他个人的政见，《直解》则是集体性的作品，总得与其他大臣取得共识，而且对小皇帝大谈秦始皇的英明，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直解》全书，估计出于居正之手的不多，他的主要精力，还在最后的审读修订，以及进讲时的疏导上。

温公的《通鉴》是帝魏的，也是对的，《直解》却是帝蜀，于《东汉纪》后又立《后汉纪》，纪主则为昭烈帝，对刘禅，不称后主而称后帝（对陈叔宝则仍称后主），并以曹操、孙权为“乘时窃据”。其中论刘备与关羽、张飞的情谊云：“先主少时与河东解县人关羽、涿郡人张飞相好，结拜为兄弟……先主与这两人情意绸缪，就是睡卧时也不相离，同在一个床榻上，其恩爱如至亲兄弟一般。他二人也一心尽忠于先主，却不以兄弟结义之情，失了上下相临之礼，平居虽是这等忘形相爱，若是公庭聚会，在稠人广众之中，便终日侍立在旁，不少怠倦……今世俗相传桃园结义，即此是也。”对关羽，尤为赞扬，为他另立一节：“俗说关公千里独行，便是这件事……此所以忠义贯于古今，精灵充于宇宙，而后世有叛君事仇，自托于去就之智者，视此可以深愧矣。”实际已把关羽神化了。正史中只说“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并无结拜事。明代曾有《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时自已流传甚广，连士大夫都在看，小皇帝看了，一定感兴趣，这也见得平话小说影响的深远。

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后唐《明宗纪》云：“崔协、孔循、郑珏、李琪、任圜、安重诲是个人。”我起先感到很奇怪，崔协、孔循等当然是个人，小皇帝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对刘、关、张等没有加上这三个字，在这一节里忽然要加上？但看到下面，才知道这三字并非虚加：“……圜对道：‘明公择相，不用李琪，而用崔协，这就是弃撤苏合丸之贵重有益于养生，而取蜣螂所弄之丸也。’蜣螂，秽虫，在桑树下，把人矢弄成丸，如弹子光润圆转，人力不及。丸成，脱壳成蝉飞去。此蝉脱，医家用之，此以贵重之药，譬喻李琪，有益于天下国家。”因为下面有蜣螂、蝉的譬喻，生怕小皇帝把人当作虫，故而开宗明义就说“是个人”，这固然见得文臣用心之周到，但我由此又想到更复杂的问题。

讲官进讲时，神宗必有询问，讲官也希望能提出来，才见得求学的认真。《直解》中一再提到“清心寡欲”，这欲主要指色欲之欲（张居正本人，倒是死于纵欲），反复强调，原没有错，但如果十岁的小皇帝问道：什么叫清心寡欲？清心尚可回答，寡欲就很难讲得妥帖。又如说“此时中宗为皇太子，不得进见，只有两个嬖臣叫作张易之、张昌宗朝夕在里面用事”。二张之于武后，不同于一般的宠臣，写成嬖臣，原没有错，讲得明白，却不容易。这类例子，举不胜举。皇帝如已成人，原可明言，现在却是十岁或十一二岁的儿童，身份又是皇帝，进讲时就要煞费苦心了。

张居正进讲在文华殿后面，内搭一小帐篷，君臣之间，造膝密语。逢到盛暑，居正进内站立时，神宗即命太监打扇，隆冬则铺毡片于地上，阴雨天暂停。神宗写给居正的信札，称为“元辅张少师先生”。

但居正所以能得到这样的恩荣，主要是走内线的缘故。

神宗的嫡母为陈太后，生母为李太后（本为贵妃）。穆宗病重时，张居正曾与太监冯保相结纳，引为内助，形成张冯联盟。神宗即位后，冯保为了讨好李太后，暗示居正用两宫并尊之礼，对李太后也加上尊号，于是便称陈太后为仁圣皇太后，李太后为慈圣皇太后，两宫遂无分别（晚清慈安、慈禧之号，即援用万历朝故事），李太后因而也更信重居正。

王闿运挽曾国藩联，有“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居”语，这是指三人共辅幼主而言。居正对霍光亦颇推崇，在《直解》中曾说：“故武帝之后，汉之所以不亡者，大抵霍光辅佐之力也。”又说麒麟阁上画像，所以只写“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而不名，也因霍光“辅佐三朝，功德茂著”的缘故。然而他哪里料到，他自己身死之后，家庭遭受的惨祸，比霍氏也好不了多少。班固评霍光即有“功高震主”语，这且留待后面再说，这里还是说本题。

《直解》实是讲义，也全是载道的，单看《直解》本文，小皇帝未必懂得。《明会要》卷十四云：正德“二年三月，上御经筵，詹事杨廷和，学士刘忠直（值）讲。讲毕，因致规谏语。上退，语刘瑾曰：‘经筵讲书耳，何添出许多话来！’瑾曰：‘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并迁南侍郎”。武宗原是个花花公子，何况还有刘瑾那样的太监在旁边。但也说明，讲官是要借题发挥，“添出许多话来”的。

神宗从小聪明，颇为张居正称道，李太后督责尤严；她本应居住慈宁宫，为了便于监护神宗，张居正就请她迁居乾清宫，五更就叫醒神宗起床，逢到神宗不读书，就令他长跪。神宗上完讲筵回宫，太后便要他像讲官那样复述一遍。

据《神宗实录》，万历四年三月，张居正进讲唐玄宗于勤政楼设宴及宠安禄山事，神宗说：“楼名甚佳，乃不于此勤理政事，而佚乐宴饮何也。”十月，居正讲宋仁宗不喜珠饰事，神宗说：“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又说：“宫中妇人，只好妆饰，朕于岁时赐赏，每每节省，宫人皆以为言，朕云今库中所积几何！”居正顿首说：“皇上之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福也。”

这写的虽是进《帝鉴图说》时事，却说明大臣进讲时，君臣是有对话的；进《通鉴直解》时，想必也是这样。这时神宗为十三岁，已可见其对功课的接受水平与理解能力，而这与张居正的辅导自有密切关系。

然而正由于与神宗关系的密切，却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小皇帝初即位时只有十岁，冯保早晚都侍候着他，有时还需要用力拥抱。因为是儿童，难免与冯保争吵，冯保便去告诉李太后，太后就训责小皇帝：“使张先生闻，奈何！”小皇帝因而害怕张先生，小小心灵上已感到一种压力。

神宗在讲筵时，读《论语》“色勃如也”，将“勃”字误读成“背”字，“居正忽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惮之。及居正卒后蒙祸，时比之霍氏之骖乘”。此事见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谷氏对张居正的批评十分严厉，几乎一无是处。霍氏骖乘（副车），指汉宣帝初立，谒见高庙，霍光以骖乘相从，宣帝内心感到恐惧，“若有芒刺在背”。

上面举的两个故事，都在神宗的儿童时代，但在儿童心理上已有不良的影响，到神宗长大后，加上其他的因素，当然会对张居正形成敌对心理，如宣帝之芒刺在背。

等到居正一死，于是削爵、抄家、审问家族等惩罚接踵而来。荆州知府将张家的大门封闭后，子女都逃避到空房间中，等到门开时，饿死的就有十几个。居正的长子敬修，起先因受不了刑讯而诬服，后来便自杀了。

记得前人曾经说过：张居正当国时，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过错；身死之后，家门丧败，这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