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话明史——大臣去留之是非

明孝宗朱祐樘，享国虽仅十八年，而世称贤君，曾自谓“吾不自治，谁能治吾”，常称阁臣为“诸先生”，故君臣之间，亲如肺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特列“弘治君臣”一章。当时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同心辅政，知无不言，时人有“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语，天下称贤相。

孝宗病危时，晨召三人付以身后之事，并执刘健之手，以“东宫（即武宗）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相托，健等皆泣下。

孝宗逝世，武宗即位，改元正德，三人同为顾命大臣。刘瑾入司礼监，三人即辞位，刘瑾矫诏勒刘健、谢迁致仕，而东阳独留。东阳耻之，乃上言曰：“臣等三人，责任一同，而独留臣，将何辞以谢天下。”不许。

明代是官僚政权的烂熟时期，太监也是一个阉割了的官僚集团，并且渗透到宫闱内部，与士大夫的官僚集团常相敌对，而太监集团中又有士大夫，史称阉党，如刘瑾时的焦芳等，所以士大夫集团和太监斗争时，往往处于劣势。

《明史·李东阳传》云：“初，健、迁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稍）缓，故独留。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东阳默然。”因而为士林所薄，有狂生献诗曰：“才名空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东阳长沙茶陵人）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门生罗玘，甚至复书请削门生籍，东阳皆默受之。谈迁《国榷》卷五十引周圣谟曰：“果如所见，是使朝廷之上有小人便无君子，成何世界？”

《明史》仅云“惟东阳少缓”，李梦阳《秘录》则谓：“闻阁议时，健尝椎案哭，谢亦亹亹訾訾罔休，独李未开口，得恳留云。”这与《明史》所记无大歧异，或许《明史》是参照《秘录》的。但与东阳同时期人陈弘（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一却说：“瑾素与李阁老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遂趋至御前俯伏哀号。”又云：“瑾于朝阳门外创造玄真观，东阳为制碑文，极其称颂。”这就不止“语少缓”问题，《明史》这样记载，于东阳则为恕辞了。

后来刘瑾乱政，焦芳助虐，东阳奔走弥缝，多所补救，待毙的得以全生。如正德三年六月，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指数刘瑾罪恶的，诏召百官跪于奉天门外，接着，就下三百余人于诏狱。次日，东阳即力救之。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等几得危祸，又赖东阳而解救。次年，刘健、谢迁已被削籍，但刘瑾还是怀恨，欲借故抄谢迁之家，亦赖东阳调护。

天夺其魄，刘瑾伏诛，东阳在《答乔希大书》中说：“走处身无状，不能勇决必退，以逃贪冒之讥。夙昔初衷，中间事势，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烛者，无容喋喋……顾外招物议，内咈人情，公私之间，两无所据，实由识计疏浅，处置乖方，即此一事，敬闻过矣。”又在第二书中说：“若今道路谤责之言，洋洋盈耳，仆曷尝置一喙于其间哉？顾进退之迹，无以自明。”牢骚与自疚兼而有之，亦可见其当日委屈调停的难言苦衷，只是牢骚多于自疚，本文末段就谈到谈迁对他的批评。

东阳工书法，家居后请他撰诗文书篆者颇多，亦欲以此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欣然命笔。他逝世后，京中西郊住宅即被卖。《国榷》引耿定向曰：“公仕宦五十余年，柄国且十有八年，郑简端公（郑晓）谓公卒之日，不能治丧，门人故吏醵金钱赙之，乃克葬。又谓尝过其门，萧然四壁，不足当分宜（指严嵩）辈一宴之费云。”故《明史》称其“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风操可以励世。

查继佐《罪惟录》记东阳为刘瑾父草封都督诰云：“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又云：“号令风行于天下，威名雷动乎八方。”查氏评曰：“或以颇比瑾，不知此谐讽也，正以彰瑾之擅，挽回尽大，有机用焉。”未免过情之誉。东阳草拟的是诰词，其时刘瑾淫威正盛，东阳怎敢“谐讽”？即使刘瑾被蒙住，焦芳辈还是识货的，东阳的性格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东阳明明是在说浑话。

夏燮《明通鉴》卷四十一《考异》云：“至于东阳之留，人亦幸其留，则似后修《实录》之曲笔也。今不取。”这也对，因为话又说得过了头，仿佛东阳之留，如文章之有伏笔，已为日后刘瑾造孽时留下缓解地步了。

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出现清一色局面：或者全是君子，或者全是小人；小人当权时，也需要君子支撑门户，只要不是死敌。大学士王鏊坚意乞休时，刘瑾就挽留他，还说过“王先生何苦如此”的话。

李东阳位居宰辅，又爱风雅，名足副实，领袖群伦。刘瑾东宫旧奴，祖制所许。东阳身处横逆之间，周旋泾渭之途，时人及后人对他有赞誉，有责难，有恕辞，也有持平之论。对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物论不尽一致，也是很自然事情。《国榷》编著者谈迁，是明末遗老，立论公允，时有创见。他记八阉窘于公议，将择窟自避时，大臣们如能自披肝胆，坚除腐恶，后来的政局何至坏到这地步，“君子所以不能无罪于长沙（指东阳）辈也”。这是《春秋》责备贤者，即以君子而责君子。他对刘健、谢迁之去，东阳之留，认为彼此未为失策，“今或厚奖刘、谢而訾长沙之腼颜，不亦苛乎”。

《国榷》卷四十八，记正德五年南京监察御史张芹，劾“李东阳受先帝之托，使瑾得荼毒天下，就使能倡始诛瑾（按，刘瑾是杨一清用以阉攻阉之计剪灭的），仅可赎罪，今攘他人之力为己功冒赏，何善为身谋如此也”。李东阳之误，在于刘、谢议诛刘瑾时，他却不作声，后来刘瑾荼毒天下，实非他个人所能为力。谈迁曰：“瑾横时，茶陵虽事解救，仅毫剂丝补，于大端溃决而莫之挽也。其自辨曰……此在他人代为茶陵解则可，如出于茶陵，岂大臣体国之义耶。门人罗玘上书切规，良有以也。”此论极精辟，但东阳在刘瑾荼毒时所能为力的，确也只是“毫剂丝补”。封建时代一些大端之溃决，古人也有归之于气数的，语虽荒谬，实也无可奈何之词。《明史》赞语云：“李东阳以依违蒙垢，然善类赖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又云：“王鏊、刘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诚明去就之节，乌能委蛇俯仰以为容悦哉。”两段话因人而施，未可偏废，对李东阳的功过，还是说得中肯的、得体的，如其中评李东阳“依违”，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