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话明史——阉党焦芳

阉人自古就有，阉党之入史列传，则始于明之正德朝，终于天启朝。

顾名思义，既称阉党，其成员应该都是阉人，如东林党的成员都是士人。阉党却不然，成员不仅是士大夫，大部分人还是出身于进士。权阉大珰，需要他们舞文划策，排挤忠良，通过士大夫来打击士大夫；他们需要阉人汲引朋比，由此位列公卿。有的人对阉人未始不鄙薄轻视，只因阉人口衔天宪，功名利禄，往往凭他们一言而致得失，只好向阉门折腰了。

明代阉党的著名人士，前为正德朝刘瑾弄权时的焦芳、张綵，后为天启朝魏忠贤弄权时的顾秉谦、崔呈秀。正德和天启即位时，都只有十五六岁，生于深宫之中，正是爱玩的年龄，这两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少年天子。刘瑾为东宫旧奴，忠贤因客氏而早与幼主相识，所以，都可以将皇帝玩于股掌之上。朝散之后，宫门紧闭，日长无事，皇帝能够亲近的只有一些太监了。

《明史》阉党传占一卷，倒是可以写成专史，从其中可看到当时政治上、人事上、文化上许多特色。阉党传之前有小引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上面被点名的为焦芳，列于阉党传第一名的也是他。

《明史·宰辅年表》一：正德元年，焦芳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二年，晋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四年，晋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四年之间，已历“三太”。三公之职，本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焦芳无德无能，就因依附刘瑾。

他是河南泌阳人，天顺进士，由编修而进侍讲。当选学士时，有人向大学士万安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焦芳闻而大怒说：“是必彭华间我也。我不学士，且刺华长安道中。”彭华吓坏了，连忙告诉万安，乃进焦芳为侍讲学士（按，万安与彭华亦非正人）。

焦芳没有才学，却工于心计。户部尚书韩文曾言当前财政不足，廷议则谓理财别无奇术，唯有劝皇上节俭。廷议为什么这样说？当然因为正德会挥霍。焦芳知道旁边必有窃听的人，故意高声说：“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指皇帝）耶？谚云：‘无钱检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听者告诉正德，正德自然大为高兴，这时恰值吏部尚书马文升去职，遂擢焦芳继任（原为侍郎）。

户部尚书韩文，鉴于“八虎”横行，正德荒唐，将率九卿劾刘瑾。六部奏事，例由吏部为首，便告知焦芳。焦芳暗中向刘瑾泄露，刘瑾遂将韩文、刘健、谢迁等逐出朝廷。《明史》云：“而芳以本官（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但据陈弘谟《继世纪闻》卷一，与事实不甚相符：焦芳入阁后仍欲兼部事，刘瑾几次派人向首辅李东阳去说，东阳告以无此例，“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拟升调官间有可否，今自拟议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当廷跪承旨，内阁班皆立听，今亦将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缪，或章奏错误，小则回话认罪，大则罚俸，脱有之，亦将随同认罪乎？芳乃辞部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先书冬十月，“以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后又书“十二月，吏部尚书许进奏南京科道皆要职”云云，未明书焦芳辞职而许进继任，人家还以为两月之间，吏部竟有两个尚书。

但由此也可看到刘、焦之间勾结之深。芳每与瑾交谈，必称千岁，自称为门下。在内阁时批阅章奏，完全依从刘瑾之意。阉人虽不能入阁，焦芳却成为刘瑾的内阁影子。各地向刘瑾行贿，亦必先赂焦芳。

刘瑾是奴才而不是秀才，但他职司司礼监，可以批阅章奏，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制度。批答的章奏自然很粗鄙，便由焦芳润色，也是焦芳用武之地，可怜的阁老李东阳只是俯首低头而已。虽然如此，焦芳还是对东阳嫉妒，因为位在焦芳之上，便常向刘瑾进谗。后来东阳奉命编纂的《通鉴纂要》完成，刘瑾就叫人去捉叉头。《通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就在文字的笔画上摘小疵，除了处分几个誊录官员外，还想牵连李东阳，东阳大窘，只得向焦芳和张綵求情，要他们从中缓解，这两人其实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后人对李东阳这段日子的处境，有体谅他委曲求全、保护善类的，有讥讽他贪恋禄位、委蛇去就的，比起刘健、谢迁来，也确有愧色，所以在饯别刘、谢时，他为此而涕泣。

兵部尚书刘大夏，为孝宗旧臣，又为刘瑾所恶。阉党刘宇亦恨大夏，遂与焦芳谮于刘瑾曰：“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后借口田州岑猛事件，将大夏囚于诏狱。刘瑾欲坐以“激变”罪而处死刑，都御史屠滽不赞成，刘瑾就骂他“老畜生”，并说：“即不死，可无戍耶？”李东阳婉为大夏缓解，刘瑾也知道大夏家实清寒，去收捕他时，他还在园中锄菜。于是初拟充军广西，焦芳接上来说：“是送若归也”（大夏原籍湖南华容），因而改为肃州。用不着再说什么，阉党之恶已可概见。

阉党本是以利相合，所以内部的倾轧妒忌也很厉害。后来焦芳与张綵有嫌隙，刘瑾却信任张綵，当众斥责焦芳父子，这对焦芳真的成为千钧棒了，只得乞归回乡。焦太师并无先见之明，并非已感到刘瑾是一座冰山，然而这次乞归，正好是他运气。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安化王朱寘反，檄文中声数刘瑾之罪。五月，命太监张永总督军务，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率兵讨之。不久，寘就擒。在行军中，杨一清曾为张永划策，要他诛刘瑾。永还京，遂将刘瑾逮捕，磔于市；张瘐毙狱中，仍锉尸于市。焦芳只是削官，其子黄中（原任翰林编修）逃跑了。

刘瑾的从孙二汉被斩时，说了很有意思的话：“吾死固当，第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綵耳。今与我处极刑（按，当时实尚在狱中），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明史》说“芳父子竟良死”，也是带有不平之意。

刘瑾是犯众怒的人，但要使这样一个巨无霸伏法，最后却是杨一清用以阉攻阉之计，说服张永之故。张永又为什么能被说服？《明通鉴》卷四三引“御批”曰：“刘瑾罪恶贯盈，擢发难数，固神人所共愤，然张永本其党与，即稍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伤同类。杨一清乘机怂恿，而永尚怀疑虑，知非复可以大义相规，因以‘瑾诛公益柄用’一语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不辞。一清盖能洞见小人腑鬲，而谲以行其正者。”所以，《明史》称一清以才略智数而锄奸定难，因以成功。

但杨一清此举，实亦具有冒险性。因为刘瑾的大罪名是谋反，正德是不是相信（实际上，阉人还反什么？难道想在京城即帝位）？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有两句很巧妙的话：“言于寘鐇倡乱之后者，信而有征，言于狗马娱心之日者，迷而难悟。”这是针对正德说的，但当张永向正德奏刘瑾不法事时，正德正在醉中，就低头说一声“瑾负我”。

查继佐《罪惟录·奸壬列传》评焦芳云：“焦与尹（旻）才不能为恶，徒为逆瑾颐使。而恶之肆及，遂称殊授，百刘（健）谢（迁）无才矣。”这也说得对。焦芳等之才，本来连作恶也够不上的，但受到刘瑾的嗾使，成为阉党后，推波助澜，如同经过特殊的训练，千百个正人也变成无才了。虽然，刘瑾没有焦芳等，也不会闹得鬼哭狼嚎的。

中国的历史实在悠久丰富，即使是记阉人阉党，也会使人读到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