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话明史——吴中四杰之冠的高启

去年因选注《明诗三百首》，涉猎了一些明代诗人的作品和资料，近承《苏州杂志》殷勤征稿，于是想到了高启（1336—1374年）：他因替魏观写过上梁文而株连惨死，也是明初东南一件大冤案。

刘基与高启都是朱明开国时期有成就的作家，但刘基后期已成为太祖的“吾子房也”，又卷入政争中（刘基之死，也是疑案）。高启却是纯粹的诗人，他的乐府诗，就非刘基所及。他与清初的吴伟业都以风格高华、音节浏亮^[1]著称。明代不少诗人，在文学理论上都有自己完整的观点，并写过专题，各自代表一种流派，高启只是用诗歌本身来表达他对诗的认识。明初诗坛，还有一个人文地理上的特征，即名家大都出于南方（清代仍保持这种优势），尤蔚著于吴中。刘基曾被称为越派领袖，高启则为吴中四杰之冠。这当然由于当时南方较为富裕开放，苏州更加繁荣。

少年时期，他没有投从过名师，全靠自己力学。十八岁时，和吴淞江畔的青丘巨室周仲达之女结婚，后遂移居岳家，自号青丘子。二十三岁时曾作《青丘子歌》，也是一篇微型的自传，反映了他在年轻时的志趣与愿望。他因曾住过吴县北郭，故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为北郭四子，余三子的成就都逊于高启，而四子的下场都很悲惨，杨基殒命于输所（服苦役的工所），张羽投水自尽，徐贲瘐毙狱中。

高启被腰斩时只有三十九岁，在明代仅生活了七年，时当大乱初平，雨露一新，却不让他再活下去了。所以，他的大部分时期是在元代度过的。当时元政已很腐败，群雄并起，东南涌汹，张士诚割据于苏州。他的《明皇秉烛夜游图》《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都是他歌行中的力作，实为有感于元主的享乐误国而作，露出他的萧条没落之感。后者作于元顺帝至正十年己亥（1359年），开头的“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的文皇，即指元文宗，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云：“与少陵《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同一用意，盖拳拳故国之思，意不在教坊弟子也。而诗格则在元和、长庆之间。”此诗后于文宗时（约三十年）所作，过了十年，元朝就灭亡了。沈氏以为是元亡后作，实误。诗中“朝使今年海上归，繁华休说乱来非”二句，即指当时京师粮食恐慌，元主诏遣大臣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征海运粮，乃运米十一万石至京师事。高启又有七绝《闻教坊人歌》：“《渭城》歌罢独凄然，不及新声世共怜。今日岐王宾客尽，江南谁识李龟年。”更是效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的。

他的诗，工于模拟，学什么像什么，也因为常服他人衣冠，因而能显示他本色和气魄的，便觉单薄了一些。这与他才到中年，便遭腰斩的惨遇也有关系，艺术生命过早地随肉体而被扼杀，如果天假以年，渐涉苍劲，必将枝盛叶茂，自成天趣。埋葬了一批有才情的诗人，也就埋葬了一片艺术的生机。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痛心的例子，原不止高启等几人。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征高启、王彝等十六人共同纂修，并授以翰林院国史编修职。次年，高启乃移家金陵，由天界寺迁居钟山里第，其《清明呈馆中诸公》的“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一联，即颇为人传诵。同年七月，太祖御阙楼召对，擢启户部侍郎，启自承年少，不敢当重任而辞谢，太祖乃赐白金放归，在《始归田园二首》中，表现了极为轻快安适的心情。在《效乐天》之末云：“功名如美味，染指已云足。何待厌饱余，肠胃生疢毒。请看留侯退，远胜主父（主父偃）族。我师老子言，知足故不辱。”可见他已觉悟到富贵场中，非士子安身立命之地，哪里知道屠伯已在盯住他。《明史》本传记启放归后，有这样两句话：“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这句话说得很含混又像很含蓄，因而引起后人的附会。

这里先要说一说魏观的来历。

魏观，字杞山，湖北蒲圻人。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观侍太子说书，及授秦、晋诸王经。后为国子祭酒、读卷官。太祖以苏州为京辅重地，经张士诚之乱，地方残破，以观有才能，命出知苏州府。因前任知府陈宁苛刻，人呼陈烙铁，观尽改陈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并建学舍，请王彝、高启、张羽修订经史，所以治绩为全国最优，颇受太祖奖勉。他本来要升为四川省参知政事（即后来的布政使），因苏州父老上书挽留，仍命观还治苏州。高启与魏观素有交谊，曾作《魏使君见示吕忠肃公旧赠诗因赋》的五古。吕忠肃为元末任湖广行省左丞的吕思诚，曾荐魏观于元廷，观辞不就。所以，魏观不但是一位受吴民敬爱的贤太守，与元朝、与张士诚也无任何瓜葛。

魏观亦能诗，著作有《蒲山牧唱》，如《遂安舟中》云：“溪径斜斜入，柴门侧侧开。一牛临水立，双鸭避舟回。病眼青山豁，归心白发催。何因莼浦上，野老共传杯。”陈田《明诗纪事》曾摘其佳联数条，如“青虫悬丝不到地，黄鸟蹴花时近人”，“一苇载云归晚溆，百花吹雨入春流”，“松扉近挹桥边翠，花鸟平分水上云”。

张士诚割据时，以旧府治改建宫殿，而将府治迁于都水行司，即锦帆泾。魏观莅任后，以锦帆泾湫隘，仍迁回原处，其间自需整治修拓，御史张度借此劾魏观“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前者指观还府治于旧治，后者指相传吴王夫差曾作锦帆游乐，故名锦帆泾，故址即旧子城濠。高启有七绝《锦帆泾》云：“水绕荒城柳半枯，锦帆去后故宫芜。穷奢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所以张度罗织为“开败国之河”了。

狱成，魏观因而被杀，但据彭时《蒲山牧唱集序》所说：“后奉命治苏州豪民之不法者，陷于诬以死。”明代吴中土豪强横是出名的，魏观又尽改陈烙铁的莠政，陈烙铁自然还有些亲信在苏州，魏观之死出于土豪的挟嫌，也有可能的。

高启因受株连而被腰斩（腰斩地点在南京），罪名是他曾为魏观作过上梁文。此文今已佚失，但《郡治上梁》诗今尚存集中，诗云：“郡治新还奋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被广庇中。”实为应酬凑附之作，想必应魏观之请。这样的诗，本领再大的诗人也是做不好的。《明诗》本传说的为太祖忌恨的诗，自非指这首诗，应是指《宫女图》。拙著《伸脚录》中已有专文谈到，这里不再说了。

推想起来，可能由于高启不愿出任侍郎，即不肯与新朝积极合作，明太祖就很憎恶严子陵，说是大家都去退隐，谁来替朝廷治天下呢？开国之君说这话，自也有他道理，只是手段太狠辣了。

因坐魏观而死的还有王彝，彝字常宗，其先蜀人，徙居嘉定，以布衣修《元史》后，乞养归，后人也有以为吴中四杰的张羽，可由王彝代替，其实还差得远。

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明初文人多不仕”条：“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叛。’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其中即提到高启等吴中四杰。

高启无子，只有女儿，张羽挽诗云：“中郎幼女今痴小，遗稿千篇付与谁。”杨基挽诗云：“每怜四海无知己，顿觉中年少故人。”徐贲挽诗云：“一读一怆情，老泪屡挥滴。”四子中似以徐贲年最长？

高启的诗文，曾由他内侄周立于永乐元年刊行，这是高集最早的版本。《儒林外史》金和跋语有“《高青丘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的话，《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又写庄征君向卢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读书好古，岂不是个极讲求学问的？但国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丘文字，虽其中并无谤毁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又写卢信侯因家藏《高青丘集》，被士兵围住，次日，卢信侯自己投监去了。小说中的时间为嘉靖三十五年。

《儒林外史》固常借明事以影射清事，但明代从未禁过《高青丘集》，否则，永乐元年怎敢刊行（周立整理时可能在洪武年间）？金和跋语说是戴名世案中事，也不确。据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卢信侯影射刘著，著字允恭，号学稼，湖广江夏人，庄征君为程廷祚。廷祚曾撰《纪方舆纪要始末》一文，即是《儒林外史》写此案的粉本。总之，高启的集子明代未曾禁过，据《明史》说，太祖对魏观之被杀后来也有悔意。

大臣、大将、大诗人在太祖时的命运，在这三篇文章中，已觉灿然可观了。

[1] 浏亮，指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