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话明史——崇祯南迁之议

李自成攻占山西后，京城吃紧，思宗君臣曾有南迁之议，《明史·李邦华传》云：十七年二月，左都御史李邦华，密疏请思宗固守京师，并仿永乐朝故事，由太子监国南都。候之数日，未得消息。“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议。”这段记载很简略，只知道李邦华要思宗守京师，而由太子往南都，李明睿是要思宗自己离北都往南都。

彭孙贻《平寇志》卷八，记正月初三日，李明睿请屏退左右，趋近御案进言道：他本来劝思宗西迁长安，就甘肃、宁夏兵马亲征，现在李自成已入关，局势危急，只有南迁一策，并劝思宗及早决断。思宗四顾无人而言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思宗问路上怎样接济，明睿答道：“不如四路设兵，东山东，西河南，此陆路也。登、莱海航，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思宗便叮嘱他不可泄密。

李明睿之议在正月初三日，而预期二十日抵淮上，按照当时交通条件，思宗就得在四五天里面离开京城了。

但这时兵饷缺乏，民穷财尽，只有发内帑（宫中的存金），思宗却说：“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明睿说：“祖宗三百年积蓄，度不至是。”思宗说：“其实无有。”说罢，就叫明睿出外喝茶。

到了晚上，又召明睿进内，问他沿途谁可接济，用何等官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明睿都为思宗划策，最后又说到了钱的问题，思宗说：“然户部亦该措置。”明睿说：“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措手，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这时皇帝穷，百姓穷，都是事实，但皇亲国戚还是富裕的。

到了十八日，明睿又上奏疏，略云：“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征。京营甲兵，不下十万，近畿召募，可得数十万。圣驾一出，四方忠义英雄豪杰必有闻风响应者。夫亲征之举，以召忠义，不必皇上自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继中兴大业。日逐一日，优柔寡断，尚可为哉！”疏入，下部速议，光时亨斥明睿之疏为邪说，并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明睿又上疏说：“且今日臣之进言，为亲征也，而诸臣妄意以为南迁，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着。”思宗阅疏默然，召光时亨面诘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又曰：“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南迁之议遂止。

从上面记载看，思宗是想南迁的，为什么会因光时亨之言而中止呢？

彭孙贻于文末曾有评论，认为思宗应该南迁，他说：“国君死社稷，正也，迁国图存，权也，权而不失乎正也。”^[1]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针对李明睿的谋议，有一段很精辟的话：“独是明睿南行之说，亦有未尽善者。使上骤行于贼未至时，则人心骇惧，都城势若瓦解，后世必谓其轻弃其国；上若迁于贼之将至时，则长途荆棘，未免为贼所伺，而有狼狈之忧。故为上计，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谈迁《国榷》卷一百，也说思宗如南行，又怎样走法？“欲轻锐远行，必取道通涿，彼真定之党自南至，则涿未易出，昌平之余分掠通州，则通州未易出”。

从理想来说，思宗如能顺利地到达南都，号召勤王，以后的局势，自然远过于南明的弘光朝等，但就当时的现实来看，早走也不行，晚走也不行。他起先还以为凭明朝的力量，足以御敌保京，没想到李自成的声势竟是这样迅猛浩荡，真的在李明睿策谋时离京的话，路上倒确有成为俘虏的危险，于是最后只能上煤山了。

[1] 《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有一部《流寇志》，也署彭孙贻之名，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异同，详见《流寇志》前言，但彭孙贻评南迁的话，只载于《平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