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话明史——胡惟庸案

明太祖在位时，大狱朋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之狱，前后长达十年，族诛至三万余人，亦历代所仅见。而此案颇具传奇性，明清人已有怀疑，今人吴晗曾作《胡惟庸党案考》专文。《明史·奸臣传》，第一人即为胡惟庸，但《明史》在叙述时，语亦暧昧，《奸臣传》前言中有云：“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意思是惟庸的“凶狡自肆”是因，“叛逆诛死”是果，似只承认其人品的恶劣，“竟坐”之“竟”含有意外的含义。

胡惟庸为定远人，与太祖也可说是同乡，于和州归太祖后，一直受到重用。洪武六年，由右丞相而进为左丞相，因而宠遇日盛，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四方之趋附者日走其门，所受财物，不可胜数。但权臣的专横跋扈是一回事，叛君谋反又是一回事，奸臣不等于叛臣。严嵩父子的种种罪恶，原是无可讳饰，但说严世蕃通倭谋反就不实了。

据《明史》本传所载，惟庸反志之发端，起于这样一件异事：“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志矣。”此事本不可信，有的书上说是府第溢醴泉，更为可怪，即使旧宅内出现一些奇异的迹象，但是否由此而“有异谋矣”，也是疑问。这时惟庸几已一人之下，而太祖政权也极为稳固，谋反并非像小孩骑竹马、弄木棍那样可以随便玩玩，那是连六亲都会断送的。这一点，惟庸也是明白得很。

《明史》又记惟庸与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密谋时说：“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陆、费原已有过过失而为太祖斥责，于是“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凡是真的想谋反的人，不会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法”的。再说陆、费不法之事，一是“擅乘传”，一是“日嗜酒色”，在当时也算不了什么大罪，他们会因此而起反心吗？

清初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胡蓝之狱》记刘基死后，太祖向惟庸追究刘基死的原因，惟庸因恐被发觉（实则胡惟庸往探刘基之病，原是奉太祖之命而去），乃计曰：“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因而拉拢陆、费，与《明史》所记的又不同。

《本末》又记云：“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倔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即发羽林掩捕，考掠具状。”这一段故事，《明史》没有记载，可能因为太离奇了。按照《本末》所记，这时胡惟庸的反状已很显著，甚至与倭王约定，并遣旧时元臣封绩向塞外蒙古称臣，太祖竟毫无所闻，还答应惟庸到其家观赏醴泉，而驾出西华门时，偏巧又会遇到云奇，云奇为什么不早一点进宫奏告？太祖既已省悟，应当大为吃惊，立即返回宫中，以防再有意外，却还好整以暇地登城观望^[1]，连复壁间谋反的兵器都看得清清楚楚。再说，胡惟庸既已下了冒万死、宁先发的决心，他的丞相府周围却无亲信窥伺巡逻。按照常识，胡惟庸既知太祖允临其第，事前必有严密的戒备措施。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三百八，亦以此事出于后来中人之附会，“传不取之是也”。

《明史》跳过这一段，先记因汪广洋妾陈氏从死事被太祖知道后，太祖大怒，“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治罪。明年（十三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宁指御史大夫陈宁，节指中丞涂节，两人都参与惟庸密谋。而《明史》略去的惟庸邀太祖观醴泉这一事，倒是很重要的，这一事如果不可信从，则可信从的就不多了。

像胡惟庸这样阴狠的权臣，和其他大臣之间必然有许多矛盾，他在背后，对太祖也难免有些牢骚不满之词，但这并不能作为“有异谋”的确证。只是一旦成为罪人时，却无一而非罪状了。

《明史》又云：“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惟庸既经审问，何求不得，为什么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直到十年后才能“肃清逆党”？末云：“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此用曲笔，史官之意自很明白。

《明史纪事本末》是相信胡惟庸谋反的，但谷应泰在评论中说：“而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惨矣。”似乎只承认跋扈，而且只是一人。

《国榷》卷七谈迁评曰：“或曰：惟庸非叛也。素作威福，怵于汪广洋之斩首，积疑成狱，既斧钺不少贷，而缓李善长、陆仲亨、费聚何也？可以知其故矣。”

意思是说，陆仲亨、费聚原是和胡惟庸同谋的，太祖却饶赦了他们（李善长后来自缢死），可见惟庸叛君非事实，否则，为什么肯放过陆、费^[2]？只是到了二十三年，还是在劫难逃。

说得最痛快的是赵翼《廿二史札记》：“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胡党既诛，犹以为未尽，则二十六年又兴蓝党之狱，于是诸功臣宿将始尽。”瓯北论史评诗，常有灼见，此亦其一。

[1] 胡惟庸府第究在京城何处，太祖登城是否望得见复壁兵器？可参阅吴晗文。

[2] 查继佐《罪惟录》列《奸佞传》与《叛逆传》，而入胡惟庸于《奸佞传》，并以为惟庸通倭为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