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嘉靖禁海与倭寇之患

关键词：大礼议／戚家军

明朝嘉靖时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倭寇、海患最严重的时代。为此，明朝长期实行海禁，闭关锁国，其结果却大出明朝君臣的预料，海患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年间，皇帝崇信道教，不理朝政，首辅严嵩专权，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开始猖獗横行，大肆扰乱沿海秩序。这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局势不稳，各诸侯对商业的要求已是勘合贸易远不能满足的，于是组织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任意抢掠。中国沿海的海商也常常勾结倭寇谋取私利，形成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嘉靖时期的倭患由于有中国海商集团的加入，显得越发棘手。

世宗崇道

由于明武宗无子，因此其去世后，皇太后张氏与内廷大太监张永、谷大用，以及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反复商议后，决定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位。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世宗即位不久，就在与杨廷和等文官势力在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争执。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依祖训兄终弟及之意拥立世宗，却把世宗继位看作是孝宗过继皇子，因而坚持世宗应尊孝宗为父考，而以其生父为叔父，这当然是世宗所不能同意的。杨廷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疏，希望迫使世宗就范，屈从廷议。世宗尊崇父母，要维护皇权，自然不甘受人摆布，自削权柄。于是“大礼之议”成为新帝与旧臣的一次全面的较量，历史上称为“大礼议之争”。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一方胜利结束，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受到打击，以慈寿皇太后（明武宗母后张氏）为代表的皇族、勋戚势力也被削弱，世宗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世宗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都投入到大礼议上，绝不仅仅只是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议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世宗则借大礼议风波巩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统治。

世宗即位之初，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打击宦官势力，抑制外戚勋贵集团，减缓了土地兼并的速度。然而随着登基日久，权力巩固，世宗开始崇信道教方术，愈演愈烈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召进京，被世宗封为真人，总领道教，还在城西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真人府”。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有了儿子，认为这是因为邵元节祈祷有功，于是赐予后者蟒衣玉带，还加官为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又得到世宗的宠信，受封礼部尚书、太傅，世宗给予其一品官员的薪俸待遇。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世宗险些被不堪忍受虐待的杨金英等16名宫女勒死，杨金英等人事败后被杀。这一年是农历壬寅年，因此这一事件被称作“壬寅宫变”。经过这一场事变，世宗更加不理朝政，躲入西苑永寿宫不出，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上过朝，朝政先后由当权的内阁大学士把持，其中擅写青词（斋醮祈福活动时，向太上尊神呈奉奏章的祝词，因为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而得名）的奸臣严嵩是专权时间最长的一个。上有崇道的君主，下有专权祸国的大臣，明王朝一度陷入了贪贿成风、国困民穷、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窘困境地，时人因此讽刺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也”。

禁海与倭患

明世宗的不作为不仅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问题严重，也严重损害了国防安全。嘉靖时期，蒙古鞑靼部在俺答汗的统治下兴盛起来，不断侵犯明朝北部边境。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明朝迫于俺答汗威势，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后又因闭市而战事复开，北京城多次戒严，直到隆庆初年俺答汗受封顺义王，双方互开边贸，北部边患才得以控制。

除了北部有鞑靼入侵外，明朝南方的倭寇之患也在嘉靖一朝为祸最烈。倭寇入侵中国，在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当时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在战争中落败的一些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抢劫烧杀。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倭寇，在沿海兴建防倭城，布置数万兵力，倭寇大为减少。但到嘉靖年间，明朝国力渐衰，君主荒怠无能，奸宦把持朝政，倭寇入侵事件频繁发生。嘉靖二年（1523），日本左、右京兆尹大夫分别遣使宗设、瑞佐和宋素卿至宁波。宋素卿事先贿赂宁波市舶使，得以先办入境手续，宗设不平，追击瑞佐、宋素卿二人，却波及明朝官兵及居民，都指挥刘锦战死海上，指挥袁琏被俘，而明军竟无力抵抗。世宗闻后大怒，罢市舶司，下令寸板不得下海，断绝了与日本的一切官方贸易。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民间走私贸易日益猖獗，倭寇与海盗、沿海豪族、商人，甚至是官员结合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走私团伙。此后的40年，是明代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

在当时的倭寇之中，“华人所居七八”，除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还有部分马来西亚人和葡萄牙人。“倭寇”演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武装走私团体。在各股倭寇中，以王直的实力最强。王直（《明史》作汪直）原是徽州海商，后来因为贸易不通，而转以走私抢劫为生，流亡海上。王直在日本平户建立基地，并联合葡萄牙和日本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王直海商集团成为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拥有兵众二十余万人及载重百吨以上巨舰百余艘。王直海盗集团不断在舟山、定海一带抢劫、杀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王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影响甚大，史称“壬子之变”。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因为倭患日盛，明朝命右副都御使朱纨为浙江巡抚，负责浙、闽海防。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擒杀海盗及奸商90余人。但因触及当地官僚牟利的关节，竟被诬告擅杀良民，被迫服毒自杀。此后，倭寇在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1553），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奉命征讨，取得了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大捷，而严嵩党羽赵文华的到来，使得这位抗倭英雄背上畏敌失机、糜饷殃民的罪名，被押回京城斩首。之后，出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因为无法以武力消灭王直，于是利用其迫切要求通商的心理诱捕王直。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被捕入狱，两年后被杀。王直被诱杀后，他的养子和下属大肆报复，四处作乱，海患愈演愈烈。

戚继光抗倭

倭寇的不断骚扰让数十万百姓被杀或被俘，无数财产被劫掠，农、工、商业的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整个东南沿海的富庶之地遭到了巨大破坏，解除祸患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就在这时，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让人们看到了抗倭胜利的希望，这个人就是明代中晚期的军事家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山东蓬莱人。他出身将门，17岁就承袭其父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开始了金戈铁马的一生。嘉靖三十五年（1556），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极力推荐，戚继光调任浙江任参将，负责镇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辖各县。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针对沿海卫所废弛、旧军战斗能力低下的情况，亲自去义乌等地招募了一支由4000多名农民、矿工组成的新军。这支部队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被誉为“戚家军”。戚继光结合实战需要，根据东南沿海沼泽多，倭寇惯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一种攻防兼宜的“鸳鸯阵”，将盾牌、长枪、叉、狼笎、棍、刀等肉搏武器配备火器、弓箭远射兵器，通过灵活变换队形，发挥各种武器和士兵的整体作战威力，在对倭作战中表现出巨大的杀伤力。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数千人驾驶百余只战船大举入侵台州。戚继光得到战报，紧急部署兵力，戚家军神速迎敌，与敌人在台州展开了激战。戚家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九次皆捷，共歼灭倭寇五千多人，史称“台州大捷”。仅此一战，戚家军就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名声，令倭寇闻风丧胆。戚继光在战场上看到了义乌人的英勇，于是又亲自到义乌招兵三千多人，扩建了队伍，补充实力。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寇战争节节胜利。九月，浙江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分别率军在宁波、温州等地与倭寇交战十余次，大获全胜。至此，窜犯浙江的倭寇基本荡平，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世宗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负责福建用兵事宜。俞大猷（1504—1580）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福建晋江人，历任参将、总兵等职，转战东南沿海，战功卓著。戚继光和俞大猷相互配合，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戚继光被倭寇称为“戚老虎”。此后，戚继光第三次赴义乌招募新兵万余人。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家军在平海卫战役中，率中路军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左路广东总兵刘显相互配合，取得“平海卫大捷”。这次胜利，战果累累，歼敌两千多人，救出被掠走的百姓三千多人，收复兴化城（今福建莆田）。不久，戚继光升为福建总兵，负责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这年冬天，一万多名倭寇围攻仙游，戚继光率军驰援，三战三捷。至此，入侵福建的倭寇基本被荡平。此后，俞大猷和戚继光又率军清除流窜在广东沿海的残余倭寇。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消除。

抗倭战争胜利结束后，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倭寇产生的主要根源，认为海禁过严，使沿海百姓失去谋生的手段，是倭寇问题屡禁不绝的根源，逐渐形成“弛禁派”。到隆庆时期，明政府逐渐放开了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