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推行汉法与四等人制度

关键词：四等人制度

元朝时期

蒙古族原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当蒙古铁骑一踏入中原，汉化也就提上蒙古统治者的议事日程。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面对先进的农业文明，蒙古统治者要统治中原，势必需要改变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

改汉制、兴汉法

改汉制、兴汉法肇端于成吉思汗时期。1219年，正在中亚征战的成吉思汗邀请全真教领袖丘处机北上论道，表面看来，是要向丘处机学习长生不老之术，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全真教治国安民之术。丘处机也坦率地说，他没有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谈中，他针对蒙古军队的屠杀掠夺，一再阐释治国应“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应“以清心寡欲为要”的政治观点。他劝诫成吉思汗释放“驱口”，尊重汉地习俗，重视农业，等等。成吉思汗指令耶律楚材将谈话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这说明成吉思汗对汉法开始有所重视。丘处机离去后，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进言采用汉法。由于忙于征战，成吉思汗无暇考虑怎样有效地治理统治区，因此，耶律楚材最初并没有得到重用，但成吉思汗晚年曾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这为窝阔台后来采纳耶律楚材的汉化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参照汉法，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除屠城旧制，汉化取得初步成果。

忽必烈受过很深的汉文化教育，在争夺汗位和统一全国的殊死争斗中，又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这使他深深认识到汉法维护对其统治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后，在全国推行汉法。具体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定国号及礼仪制度。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都没有纪元年号。忽必烈即汗位后，便采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法，定年号为“中统”。阿里不哥归降后，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定国号为大元，设太庙，祭祀祖先，仿照宋、金朝礼仪制度制定节日、庆典的朝仪，将皇权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第二，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元世祖忽必烈参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具体事务；设枢密院管理军事，长官为院使、副使；设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长官为御史大夫。除大都及附近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外，其他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各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分设总管、知府、知州、知县。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元与宋的统治机构是一脉相承的。但宋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重点在于对地方的防范；元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让地方机构发挥积极作用。元朝行省制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改革，对以后各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虽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为“行省”。今日之省，也是由元代行省制度演变而来的。

第三，重用儒士，尊崇儒学。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奉命管理漠北汉地。他开始广泛延揽天下儒士，咨询治国方略。这样，许多怀才不遇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许衡、刘秉忠、郝经等，纷纷归附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积极地用“以儒治国”的思想来影响忽必烈。刘秉忠向忽必烈灌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同时又进言“孔子为百万师，立万世法”，应尊崇孔子；姚枢向忽必烈提出建立学校、重视儒学、培育人才的建议；郝经提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等。忽必烈都一一采纳了这些建议，并重用了这些儒臣，如刘秉忠官拜光禄大夫；窦默官拜大学士，累赠太师和魏国公；郝经、姚枢等都被给予高官厚禄。

汉化与反汉化

忽必烈早期对儒学有很大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期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他便认为儒臣不识时务，渐渐疏远了他们。蒙古旧贵族趁机掀起了反对汉化的高潮。从忽必烈后期到元朝灭亡，汉化与反汉化的斗争都十分激烈，在太子真金之死和南坡之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儿子，深受汉文化的熏陶。真金为燕王时，由王恂讲解儒学的三纲五常和治国之道，许衡讲经史。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真金开始参与政务。他选用了许多儒士为幕僚，以“仁”治国，凡是扰民的苛治，一旦听说，即刻废除。他对阿合马、桑哥等旧贵族视若仇人。因此，真金的仁政招来了许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制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在忽必烈晚年，他们离间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之情，使忽必烈怀疑太子真金阴谋夺位，便严厉追查。太子真金在忧惧中死去，汉化受挫。

元英宗时期崇尚儒学，大兴汉法，任用汉文化素养较深的拜住为相，同时又不断削弱守旧势力的力量，推进汉化的进程。但随着汉化的深入，反对力量也渐渐汇集到以铁失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麾下，对抗英宗的汉法政策。至治三年（1323）八月初，英宗南还，在上都南面的南坡驻营，铁失等守旧派调集所管辖的军队，发动兵变，将英宗大帐包围。铁失先杀中书省右丞相拜住，再杀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继位的泰定帝实际上是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利益的代表，这反映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化和反汉化的激烈冲突。

不管元朝中后期反汉化的斗争如何激烈，元朝推行汉法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是尊奉孔子。忽必烈虽采取过一些崇儒措施，但对孔子没有特加尊崇。成宗即位后，下令尊崇孔子，称“孔子之道，垂宽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尊奉”。武宗即位后，又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超过了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奉。仁宗时，命令国子监刘赓到曲阜，以太牢（牛牲）祭祀孔子。皇庆二年（1313）又以宋儒周敦颐、程颢、张载、司马光、朱熹等从祀孔庙。次年又封孔子第五十三世孙袭封衍圣公，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

其次是正式实行科举。早在世祖忽必烈时期，朝廷便围绕科举的行废问题展开讨论。一直到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上言实行科举，以经学取士。这年十一月，仁宗才下诏正式开科取士，规定各地推举年25岁以上的举人经乡试后，次年二月在礼部会试，然后御试，以后科举每三年开试一次。科举考试内容以《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四书五经”为主。与前代相比，元代科举在考试程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完善。元代开科取士，在政治上多少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汉文化在蒙古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是编纂和刊刻书籍。汉文化造诣比较高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不久，就创设奎章阁学士院，专门研究和鉴定书画，同时又设艺术监，负责校正、刊刻儒家书籍。从天历二年（1329）年到至顺二年（1331），文宗组织一大批文人，编纂了《经世大典》，这是一部集元朝典制之大成的著作。元顺帝至正三年（1243），开始编修金、宋、辽三国史书。另又修订英宗时期颁布的《大元通制》，于至正五年（1245）年成书，赐名为《至正条格》，这是元朝在汉化道路上取得的最后一项比较大的成就。

四等人制度

尽管元朝中后期陆续取得了一些汉化成就，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碍，使元朝的汉化呈现出二元格局的特点，大量不适应汉地情况的蒙古旧制继续存在。比如投下制度、怯薛制度等。但最为史书诟病的是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四等人制度。

元朝建立之后，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自然首先要确立本民族的社会地位。忽必烈依照民族成分、被征服的先后顺序以及对蒙古统治者的归附程度，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等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等级的蒙古人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享有许多特权，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还可以任高官而受轻罚。第二等级的色目人主要指西夏人，也包括中亚、东欧地区的各个被征服民族。第三等级为汉人，主要指女真、契丹以及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族人。他们在各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缺少政治特权。第四等级为南人，也称新附人，是元代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社会等级，主要指原南宋治下的各族，以汉族为主体。

元朝在将各族人民划分等级之后，又把所属人口按照应服差役的不同、交纳贡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等区别，分为民户、军户、匠户、冶金户、打捕户、葡萄户、畏兀户、也里可温户等，分别承担不同的徭役，称为“诸色户计”。按照不同的职业，元朝将人民分为10个等级，从上到下分别是：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儒指儒家知识分子，在历代封建社会中是四民之首，而在元代却排到了第九位，在娼妓之后，可见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知识的轻视。

等级制与诸色户计等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元朝的社会组织网络。这种划分具有强烈的民族歧视性质，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