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张居正改革

关键词：一条鞭税法

1573年～1582年

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世宗病死，太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享受，明政府的财政危机没有得到任何缓解。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年号万历。万历皇帝即位后，主持朝政大权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位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改革家的能臣、权臣，在皇朝颓败之际，临危变制、厉行改革，让业已走向衰落的明王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跻身内阁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荆州）人。他少年得志，16岁时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此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即位后，张居正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春，长期沉湎酒色的穆宗突然中风，穆宗把年仅10岁的幼帝朱翊钧（即明神宗）和大明江山托付给了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此时，张居正谨慎地考量局势，同样身为次辅的高仪年迈多病，没有威胁；唯一的障碍就是身为首辅的高拱。

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但他常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也得罪过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穆宗时，高拱就看不起秉笔太监冯保，反对其升任掌印太监，两人自然就结了心仇。穆宗死后，神宗年幼，实际权力暂由其生母李太后代理。冯保是神宗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得到了太后完全的倚仗。冯保便借机以皇帝的名义升自己为掌印太监，并掌管东厂。从此，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冯保的意见。

张居正看到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看到了冯保身后有太后做靠山。他一向为人机警，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但张居正又不甘心长久居于首辅之下，于是他决心借冯保之力，向高拱开刀。作为合作的筹码，张居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障了冯保“批红”的权力，双方合作默契。

冯保上台后，高拱也企图先下手为强，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试图驱逐冯保。但是，冯保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加之又有张居正为之谋划，高拱非但没有成功，反倒落下口实。人们纷纷以为，幼年皇帝刚刚登基，高拱就弹劾其身边之人，有挟辅政之名而行夺权之实。最终，在李太后的主持下，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皇帝的谕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张居正坐收渔翁之利，顺理成章接任首辅。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世了，这样，内阁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期待已久的时代来了。

整顿吏治

张居正初任首辅时，吏治腐败。为此，张居正以铁腕政策，在两京十八大衙门中强行推行“京察”，对四品以上官员实行考核，凡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从此，张居正开始了他构思多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京察”这第一把火就粉碎了官僚集团对新任首辅的期望。随后，张居正整顿学政，遏制了请托腐败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革驿递制度，刹住了官员私用驿站、中饱私囊的腐败之风，为国家节省了大批资金。可以说，张居正的吏治改革是围绕反对贪污贿赂而展开的。张居正认为，上层官员应做奖廉抑贪的表率，政府首脑及地方督抚是正风之本，他自己也率先垂范，概不接受官员的礼物。他明白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骄伪也。”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国家财政上，他要为国理财，整顿税务。张居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官吏给予重用，安排到各个重要部门，并通过清查皇室子粒田、处理荆州抗税，追查京营兵士棉衣造假等事件，大刀阔斧地整顿经济。这当然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但是，张居正没有手软，坚定地执行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实施一条鞭法、丈量田地等政策，取消了农村中的豪富乡绅的赋税减免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一条鞭法将赋、役内各款目合并，以田为主征银，从而取消了豪绅势宦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张居正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艰难地推行改革，解除了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储备不够一年之需，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然而，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国家储粮可以保证10年的消耗，国库积银达400万两。后人称赞道：“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败落的明朝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身死政亡

然而，个人主导的改革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其实，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施政必然要遭到豪强权贵的疯狂报复，但他并不在意，决心“弃家忘躯，以殉国家”。可惜，他没想到的是，政敌的报复在他去世之后才展开，连累的是他的老母、爱子和方兴未艾的改革大业。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

张居正一死，年已20岁的神宗开始亲政。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管制下、对他有着严父般畏惧的神宗再也隐忍不住发作了。半年后，神宗迫不及待地将冯保逐出京城，发往南京孝陵种菜。对冯保的处分是一个信号，久居官场的大臣们嗅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正中神宗下怀。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风云突变，神宗下诏夺了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衔，并夺谥，随后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这次抄家是真正的人间惨剧，把封建官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京城官员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先令当地官员登录张府的人口，封闭房门，不许人出门，以致还未抄家就令十几口老弱妇孺被活活饿死。为了向皇帝有个交代，负责查抄的官员还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追赃，逼死了大儿子张敬修，张居正的二子张懋修经不起拷打，屈打成招，自杀未遂，最终与其弟张允修等族人一起被充军。

一代名相、十年帝师在身后的遭遇，令清明志士寒心战栗。这一系列事变，不仅全盘否定了一个辅佐神宗十年的老臣，更是否定了十年来的国政，多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明朝最后几十年的短暂复兴变成了明朝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自此，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终于夭折。似乎是对张居正的报复，以神宗为首的满朝文武，以敛财为风，从此明朝急剧衰落，积重难返，回天乏术。神宗推倒了张居正，也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向了深渊。

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国力衰微、险象丛生，人们终于能体会张居正的良苦用心。天启年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张府没有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9），思念救国之才的崇祯帝还给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写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