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张謇　汤寿潜

张　謇（1853—1926）　字季直，号啬庵，本籍江苏通州（今南通），寄居海门。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小康之家，十六岁因冒用如皋张姓的籍贯考取秀才，被张家敲诈勒索，几乎倾家荡产。少年的张謇体验到世事险恶，一直到中年以后，他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愤慨不已。

同治十三年（1874），二十一岁的张謇离家谋生，先到南京，在原通州知州孙云锦的江宁发审局当书记，两年后因孙的介绍，入驻扎浦口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幕，过了几年闲散的游幕生活，结识了当地一些名士学者。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率军入朝，他作为吴倚重的幕僚随行，颇受吴长庆和朝鲜国王赞誉。他上陈《朝鲜善后六策》等几篇建议书，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对策，被当时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嗤为多事，但却受到后清流首领翁同龢等赏识。在朝鲜，他开始同袁世凯结识。光绪十年，吴长庆病逝，两广总督张之洞请他入幕，并且向李鸿章推荐聘用，都被他婉谢。他对朋友说：“我们像处女，岂可不选择媒妁，草率嫁人？”他“南不拜张，北不投李”，慎于出处，当时颇得到人们的称赞。

长期游幕历练，丰富了学识，增长了才干，张謇很快成为后清流中的佼佼者。但是他的科举道路却多磨蹭，直到三十三岁参加顺天会试，才取中南元（举人第二名）。此后参加四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场屋失意，使他厌倦制艺八股，注意经世致用，他曾在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崇明瀛洲书院讲学。光绪二十年张謇再次入京应试，竟然状元及第，得到了科举时代士子梦寐企求的最高荣誉。他循例授翰林院编撰，这时已过了不惑之年。

可是张謇并没有由此走上“状元宰相”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上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成为当时帝后党争中积极支持光绪帝主战的清流派的一名核心人物。战争还未结束，他因父丧匆匆离京回籍守制。《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他满怀悲愤，在日记中写下和约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得失无论矣！”他愤于政府昏聩无能，感到宦海险恶，决心离开仕途，走上“状元办厂”的道路，效力于实业和教育。他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强调发展近代实业和近代教育的重要。光绪二十二年初，由张奏请，派他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在张之洞和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他采取“商办官助”的办法，克服了筹集资金的种种困难，于光绪二十五年建成大生纱厂，有原始资本四十四万五千一百两，纱锭二万零四百枚。由于通海地区盛产棉花，棉纱畅销，运费节省，工资低廉，而且张注意改善经营管理，大生投产不久，利润逐步增加。光绪三十三年，大生二厂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从建成投产到1913年，两厂共获净利约五百四十万两，拥有资本二百万两，纱锭六万七千枚，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人经营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一家。

张謇以大生纱厂为基础，于二十世纪初举办了若干为大生纱厂服务的相关企业。例如，为了棉花原料供应，设立通海垦牧公司；为了利用轧花棉籽制油，设立广生油厂；为了便利原料和产品运输，设立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了修配机器设备，设立资生铁冶厂。他还设立大兴面厂，利用多余动力磨粉以供食用和浆纱；设立大隆皂厂，利用油厂“下脚”制造皂烛；等等。

张謇深感实业需要人才，人才出于学校。光绪二十八年，他筹办通州师范学校。此后，他在南通海门地区创办女子师范学校、小学、中学、职业学校等多所，并于1924年将纺织、农业和医科三所专科学校合并为南通大学。他还创办博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医院、养老院、公园、剧场，以及贫民工厂和盲哑学校等众多的文教和社会福利事业。由他倡办或资助的外地一些学校，有上海吴淞商船学校、复旦学院、中国公学和南京两江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学校等。张謇在实业和新式教育事业方面的开拓和成就，使他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为此他于光绪三十年受赏三品衔商务头等顾问官，宣统三年（1911）学部还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

戊戌维新时期，张謇埋首办厂。他虽然列名发起强学会，但对康梁变法并不完全赞同。义和团运动时期，他担心这场运动扩展到南方而招致外国干涉，和汤寿潜怂恿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划“东南互保”。光绪二十九年他去日本访问参观，对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和政府对于民间资本的扶助和鼓励印象特别深刻，他看到日本实行立宪而强，中国实行专制而弱，坚定了中国实行立宪的信念。回国后，他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次年，他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请求立宪的奏稿，刻印了日本宪法。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颁布预备仿行立宪的诏谕，他和郑孝胥、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任会长，他和汤被推为副会长。宣统元年江苏咨议局成立，他当选为议长，联络各省咨议局代表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宣统三年清廷成立以皇室成员和满蒙权贵为主体的皇族内阁，所谓“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他和汤寿潜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要求改组，没有被接受。

在二十世纪初年各地掀起的收回路权运动中，张謇和苏南著名士绅王清穆等设立江苏省铁路公司，与汤寿潜等浙江绅商收回沪杭甬路权运动相呼应，他任协理。次年公司正式成立，着手规划江苏全省铁路工程，抵制英国资本对江苏路权的侵夺。在英国公使的威胁和盛宣怀的怂恿下，清廷以“铁路国有”名义大借外债，出卖路权，严旨斥革汤寿潜，张謇等也因修建苏路北线资金缺乏，同意接受英国借款，苏浙争路风潮中途流产。

武昌起义当天，张謇正乘轮船从汉口东下。到南京，他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一面派兵援助湖北清军，一面奏请从速实行宪法。在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张謇决定转向共和，剪了辫子寄回家，说：“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不过他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认为非袁不能统一全国，发起建立统一党，支持袁世凯。1913年他出任进步党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部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制订了不少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1915年秋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愤而离开北京回到南通。此后便一直致力于自己家乡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的企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括农、工、航运以至金融的地方实业系统，人称大生资本集团。到1924年，大生四个厂拥有纱锭十五万五千枚，布机一千五百八十二台；盐垦方面，苏北沿海二十个盐垦公司共占地四百十三点五亩，资本估计二千万元。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国内连年军阀混战，加上张謇自己求成心切，大生集团发展过快，从1923年起，它开始发生经营困难，由盈转亏。张謇罗掘俱穷，心力交瘁，不得不将工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他终于被迫将大生各厂和欠大生款项的所属各企业交给债权人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接管。

晚年的张謇思想日趋保守，提倡尊孔信佛，反对新文化运动。不过他始终企望祖国独立富强，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希望结束军阀混战，以实现他毕生追求的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目标。

1926年7月，张謇病故于南通。

汤寿潜（1856—1917）　原名震，字蛰光、蛰仙。浙江绍兴县无乐乡（今属萧山市）人。父亲曾充幕僚和塾师。汤寿潜幼时在村塾读书，聪颖过人。有一次老师教课讲到《论语·为政篇》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句，他问道：“我现在刚六岁，便读了《论语》，比起孔夫子怎么样？”老师受窘，事后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虽然强词夺理，可是志向不一般。”同治十二年（1873）上省城杭州读书，对《通典》、《通志》和《通考》抱有兴趣，立志经世致用。光绪十二年（1886），汤寿潜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张曜受命督办河工，于前一年派到山东，汤寿潜提出有关治理黄河的建议，受到张曜的赏识。光绪十四年，汤寿潜中举，这时他已开始撰写《危言》，光绪十六年刊行。他在书中以沉重的忧患感惊呼中国：“时乎时乎！危乎危乎！”提出了包括迁都长安、改革科举、设立议院、裁并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藏、推广学校、建设海军等多方面的变法主张，提倡认真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尖锐批评一些人“不师夷之长技，而徒濡染其穷奢极巧之风”。《危言》发表后，受到了当时主张或同情维新的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就称赞它对于时事十分有见识，后来还向光绪帝推荐。

发表《危言》这一年，汤寿潜离开张曜幕，去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取。两年后再赴会试，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外放为安徽省青阳县知县。赴任前翁同龢召见他后，断言“汤必为好官”。次年春，他以亲老不便奉养为理由，到任只有三个月，便辞官回家，受聘为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并且列名加入北京的强学会。光绪帝曾决定宣召他入京，因为戊戌政变发生而中止。义和团运动时期，为了防止这场运动向南方扩展而招致外国干涉，他到南京与张謇共同怂恿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划“东南互保”。光绪二十九年清廷派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次年又特赏道衔，授两淮盐运使，他都以亲老没有就任，而受聘为上海龙门书院院长，将书院改为龙门师范学校（今上海中学前身）。

从光绪三十一年起，汤寿潜便以主要精力投入兴建铁路、收回路权的活动。他和旅居上海的浙江籍士绅发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筹资自办铁路，他被推为公司总理，并由清廷授予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在江苏和浙江两省绅商士民共同努力下，光绪三十二年苏杭甬铁路开始分头建造，到宣统元年六月底（1909年8月），从杭州至苏浙交界枫泾的浙江境内铁路三百二十八里全线建成，投入费用六百十八万两，被誉为中国商办铁路建设中速度最快、质量最优、用费最省的一条。

沪杭甬铁路动工前，英国拒不同意废除在此之前由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同怡和洋行订立的苏杭甬铁路草约，美国商人也想承造浙赣铁路。浙路公司成立后，美商图谋落空，而英国公使不顾英商逾期未予确认的事实，以草约已订为借口，指责清政府“有意失信”。清政府屈从于英国压力，把造路和借款分开，以路权作押，向怡和借款，准许江浙绅商附股，全省绅商人民纷纷反对。汤寿潜十分愤慨，多次致电军机处，反对向英国借款造路。时任邮传部侍郎的盛宣怀和汪大燮又抛出“部借部还”的方案，由邮传部出面借款，再拨给苏、浙两省铁路公司，强迫它们接受借款。汤寿潜对此十分愤慨，认为这不啻“不渴而饮鸩”，要求将盛、汪逐出邮传部。为了将汤寿潜远调，清廷于宣统元年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不久改授江西提学使。为了和全省商民共同投入保路斗争，汤寿潜以父亲老病为理由，请求收回成命。第二年他去广州、汕头等地，宣传他的“东南铁道大计划”，准备筹资自办东南铁路。这年七月，一度离开邮传部的盛宣怀重新回部任右侍郎。汤寿潜立即致电军机处，严劾盛宣怀是出卖路权的罪魁祸首，请求清廷不是将盛调走，不让他插手铁路，以谢天下，便是严饬他自己，以谢盛宣怀。他在上海对郑孝胥说：“我月底入京，有可能被杀头，没有别的事拜托你，请你写一首诗哀悼我，于愿足矣。”清廷果然为此斥责他“狂悖已极”，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消息一经披露，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各界纷纷集会请愿声援，汤寿潜因此声誉鹊起，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

汤寿潜在投身保路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清末立宪派的政治活动。他对于以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寄予很大的希望。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下诏预备仿行立宪。他和张謇同被推为在上海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会长为郑孝胥。他们联名致电要求速开国会，都没有结果。宣统三年，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成员主要是皇室和满族权贵，汤寿潜和张謇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要求改组这种“皇族内阁”，吸收“汉大臣中之有学问阅历者”参加，被载沣拒绝。汤寿潜终于看清了预备立宪的骗局。

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派人去上海敦请汤寿潜回到光复后的杭州。汤被公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他派军队与江苏和上海的革命军联合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援助湖北。他写信告诫袁世凯，不要造成“分割之祸”；后来还写信给江苏都督程德全，要他警惕北洋军倾巢南下。汤寿潜还和程德全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倡议在上海召开起义各省代表会议，通电指出：“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他赞成民主共和，终于同主张保皇的郑孝胥分道扬镳了。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汤寿潜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授任交通总长，他没有赴任。临时政府改派他去南洋劝募公债，汤大约一个月便回国。此后他以在野之身为实现他在1905年拟订的全浙铁路规划而继续努力，坚持浙路商办。由于袁世凯推行“统一路权，干线国有”的政策，浙路公司股东大会于1914年3月终于作出了浙路“交归国有”的决定。袁世凯为了笼络他，邀他入京，北洋政府赏赐他二十万元，作为表彰他办理浙路的功劳和四年不支薪水的补偿，他都不接受。他对袁世凯一向十分厌恶，早在清末就曾弹劾袁“树党弄权，居心叵测”，以后还向摄政王载沣表示：“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凯。”这二十万元后来移赠浙江教育会，用作新建浙江公共图书馆的费用。

汤寿潜晚年息隐于萧山临浦镇，写遗诫说到自己身后“敛用野服，勿称放官，毋赴于位，毋受赙赠”。1917年6月，汤寿潜病逝家中。其著作除《危言》外，还有《尔雅小辨》、《理财百策》等。年轻时他曾钻研《通典》、《通志》、《通考》，撰写《三通考辑要》，共三十卷，二百余万字，于光绪二十五年出版。

评：张謇曾经这样回述他同汤寿潜的交往：“方是时，朝野汹汹，争欲效力革新之业，予与君亦各树议立事，国人每并称之曰‘张、汤’。”汤寿潜的事业虽不及张謇，声望也稍逊于张，但两人主张维新变法，参加立宪运动，投身保路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时期很快从主张君主立宪转而接受民主共和，所走的人生历程，的确在许多方面相近，甚至相同。胡适曾经评价张謇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汤寿潜实际上也是这样。两人都有炽烈的爱国热情，远大的理想抱负，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们是伟大的，然而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只能是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不能不令后人为之扼腕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