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唐廷枢　徐润　胡光墉

唐廷枢（1832—1892）　号景星，又作镜心，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他出身寒微，早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校和香港教会学校。道光二十八年（1848）离校，在香港巡理厅和大审判院充当翻译。咸丰八年（1858）到上海，在上海海关先后担任大写和正翻译。咸丰十一年去职，由同乡推荐，为英商怡和洋行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同治二年（1863年）起，唐廷枢担任上海怡和洋行总买办，一直到同治十二年。他帮助怡和推销鸦片和洋货，收购丝茶等土产。在轮船航运方面，他主持华人商货揽载业务，筹辟沿海航线和南洋远洋航运，在帮助怡和同其他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还为怡和开办“拆借”的新业务，由怡和以多余的资金向中国钱庄作三到七天的短期贷款，使怡和得以充分利用其资金，钱庄得以拆进现款，以资周转。怡和的势力从而渗透到中国金融业，加深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怡和行东约翰生曾在信中多次提到，唐廷枢“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他“为了获得（怡和）中国生意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唐廷枢也向怡和资本家表白：“我总是力图为您的商行做一些令我感到骄傲的事。”

唐廷枢还附股于一些外商在华企业，担任华海、公正和北清三家轮船公司的董事，被看作是“华股的领袖和代言人”。他同时凭借买办的特殊地位和同洋行与中国商人的两方面关系，独立经商，开设棉花行、茶栈，投资钱庄和当铺。十年的买办和经商活动，使唐廷枢在商界、尤其在上海广东籍商人中享有盛誉，他先后出任上海丝业公所、茶叶公所、洋药局以及广东同乡会性质的广肇公所董事，并且捐资取得候补同知的官衔。

唐廷枢曾告诉人，他有一次从上海返回香港，目睹外国船主对中国乘客每人限给一磅水，而船上运载一百多只羊，却有满桶的水任意饮喝，他深感痛恨，于是在香港集资十万两，租赁两艘轮船在港沪之间往来。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时，招资困难，经营不善，唐廷枢出于对种族歧视的义愤和对外商轮船侵害中国权益的关切，于次年夏接受了李鸿章的札委，接任招商局总办，辞去了怡和总买办的职任。他首先将自己原来委托外商经营的四艘轮船随带入局，并且积极向中国商人招募股本。凭借他在商界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号召力，招商局于光绪八年和九年（1882、1883）顺利完成了各一百万两的两次招股计划。他重订局规和章程，力图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积极罗致并依靠一批曾经从事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或熟悉对外贸易情况的洋行买办和新式商人分管局务。光绪二年底（1877年初），招商局在唐廷枢主持下，利用政府贷款盘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增强了自己的航运实力，“从此中国涉江浮船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李鸿章语）。此后，面对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的激烈跌价竞争，招商局多次同它们谈判签订齐价合同，作出妥协，这虽然影响它后来发展的速度落后于这两家外商公司，但是它却因此减轻了因削价而造成的损失，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营业收入。光绪九年三月，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去欧洲考察商务，年底返国。此时上海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招商局处境困窘，股票暴跌。李鸿章对招商局实行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唐廷枢乃于光绪十一年夏离开招商局，招商局的唐廷枢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唐廷枢在经营招商局期间，于光绪二年末奉李鸿章面谕，筹建另一家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次年开局，被札委为总办。和在招商局一样，他拟定开平矿务局章程，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和股东的权利，并于光绪七年年底完成一百万股的招股计划，其中包括他本人及其亲友的投资。次年开平正式投产，开煤产量年年递增。光绪十一年唐廷枢从招商局去职后，便集中精力于开平的生产经营，到八十年代末，开煤已完全取代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企业资产净值也比创办时增加了一至二倍。为了发展开煤生产，在唐廷枢的创议下，光绪七年建成从唐山煤井至胥各庄的铁路，以后又逐步展筑至大沽和天津。此外，唐廷枢还兴办或接办了一些水泥厂、金矿、银矿和耕植畜牧公司。

光绪十八年，唐廷枢在开平矿务局任上病逝。他的继任者不久将矿务作抵押，大举外债，使这个原来经营比较成功的近代煤矿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落入英国资本手中。

徐　润（1838—1911）　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北岭村（今属珠海市）人。出生于一个亦商亦农的家庭。

咸丰二年（1852）徐润十五岁时，由在上海经商的叔父带到上海，先送到苏州读书，因口音不通，没有几个月，仍回上海。他的伯父徐钰亭是英商宝顺洋行首任买办，介绍他入行当学徒。徐润在行内勤谨努力，很快熟悉洋行业务，并且掌握了英语，深得行东韦伯的赏识，不过六七年，月薪便由最初十元逐步增加到五十元。咸丰十一年副买办曾寄圃去世，正买办徐钰亭年已老迈，徐润被提拔为副买办。韦伯对他说：“以后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唯老买办（指徐钰亭）在行，必须一一禀告。”徐润实际上已是“总行中华人头目”。

徐润积极为宝顺洋行收购丝茶土产，推销鸦片和洋货，开拓中国北方口岸和日本的业务，同时也投资自营商业。咸丰九年与人合开绍祥字号，包办洋行丝、茶、棉花生意，次年在温州设立润立生茶号，以后又在江西河口、宁州（今修水）与人合股开几家茶号，收购茶叶售给洋行，此外还合股开设宝源丝茶土号，并且投资于钱庄、绸庄、布庄等旧式商号。不过这个时期他自营的商业规模较小，资金不多，而且多数是合资性质。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因美国南北战争影响业务清淡而倒闭，徐润脱离该行。当年，他便自己开设宝源祥茶栈，除原有河口等茶号外，还在江西漫江、湖北羊楼洞、崇阳、湖南湘潭、长寿街等处增设茶号，归宝源祥统属，业务兴旺，获利丰厚。有人估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宝源祥茶栈得到上海钱庄通融的款项，经常在二百万两以上，比起他在宝顺时自营商业，经营规模有了很大扩展。此外，他在上海投资于房地产。广泛的经营活动，为徐润在上海工商界赢得了声望，他曾先后被推举为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洋药局和广东旅沪同乡组织广肇公所的董事。和当时不少大商人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徐润纳资捐官，由监生报捐光禄寺署正，以后又加捐员外郎、郎中等官衔，光绪二年（1876）还捐得道台。

徐润的买办和经商经历，以及他同外国商人的密切往来，使他具有丰富的经营近代企业的知识和经验，为李鸿章办理洋务企业所倚重。同时还由于他是一个殷富的商人，在招商局创办伊始，集资和经营管理方面都遇到不少困难时，李鸿章于同治十二年改组轮船招商局，便札委他为会办。他和总办唐廷枢入局后，力图在局内贯彻商办的方针，共同制订新的局规和章程。在八十年代初招商局两次增股各一百万两中，他自己投资四十八万两，招徕亲友入股不下五六十万两，两者共占招股一半以上。在唐、徐带动下，招商局完成了增资计划。光绪二年底（1877年初）招商局盘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徐润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他获得旗昌经营困难，有盘的意向，招商局其他主要负责人都不在上海，他毅然同旗昌达成草合同，并且先交付定银，然后一面电告唐廷枢，一面亲赴湖北和另一个会办盛宣怀商量，最后作出决定举借官款，以二百二十二万两收买旗昌全部轮船和各埠码头栈房。盘购旗昌，事后虽然有人指责船只破旧、价格过高，但是这件事毕竟为招商局除去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对于后来同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李鸿章为此称赞徐润“殷实明干”，认为招商局“大局转移，在此一举”。

招商局每年每船保险费一万多两，随着船只增加，保险费负担将更重，徐润便与唐廷枢共同筹划，于光绪二年集资二十五万两，创设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次年又增资二十五万两。光绪四年，徐润见到外商因招商局任用中国人当船长而不允保险，又集资五十万两续办济和水火险公司，两家后来合并为仁济和水火险公司，合计资本一百万两，徐润一人就占十五万两。仁济和对招商局自保船险，对招商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徐润自己曾经自豪地说过：“商局事事顺手，由此而起。”

从八十年代初起，徐润还由李鸿章札委，兼任官督商办开平矿务局和贵池煤矿会办，开始涉足近代工矿业。他和唐廷枢共同将招商局大量资金投入这两家煤矿。除了洋务企业，他在局外自己继续经营房地产，并且在上海创办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石印图书企业——同文书局。到光绪九年，他的个人资财已达三百四十万九千四百二十三两，其中房地产二百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四十两，股票投资八十二万三千九百十二两，典当业投资三十四万八千五百七十一两，仅房地产收入，每月可达十二万二千两。而到光绪十年，他担任招商局会办十一年，支领薪金不过二万五千两。

光绪九年，上海发生严重的金融风潮，市面银根奇紧，股票暴跌。徐润经营的事业资金周转不灵，挪用招商局款项十六万二千两的事暴露。盛宣怀向李鸿章揭发他“朘公营私，亏欠局款”，他被斥革，以资产偿债，几乎倾家荡产。次年，徐润怀着“泰山压卵，有屈莫伸”的怨恨心情，离开了他曾经倾注心力十余年的轮船招商局。

离局后，徐润于光绪十四年由台湾巡抚刘铭传邀往筹办基隆煤矿，因水土不服，只一个月便返回上海。以后又由两广总督李瀚章札委会办香山天华银矿，这个矿后因集股困难而停办。光绪十七年徐润由李鸿章札委再次提任开平煤矿会办，主要负责林西煤矿生产和开平轮船揽载。次年总办唐廷枢去世，开平由张翼主持，徐润同他时有矛盾，便以更多的精力放在他在这时期受命创办或接办的辽宁承平银矿、建平金矿、永平银矿、平泉铜矿，以及与人合资的锦州大凌河天一垦务公司上面。徐不畏跋涉，多次亲往矿区实地勘察，他对新式矿业的投资共有四十三万两之多。

光绪二十九年，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了将盛宣怀排除出招商局，札委徐润回局，重新担任会办。在徐的主持下，招商局新置轮船四艘，小轮船一艘，驳船三艘。光绪三十二年，徐润一度代理总办。盛宣怀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志在打击徐润，可是袁世凯却怀疑他和盛两人联合反对自己，于光绪三十三年将徐撤差。这时徐润已年届古稀，一年后他将年前合资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内衣针织企业——景纶衫袜厂改为独资经营，自任经理。徐润晚年往返于天津、香港和上海，宣统三年（1911）在上海病逝，年七十四岁。

徐润生前投资或创办许多近代企业，除上面提到外，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烟台缫丝局、上海纶章造纸公司、广东自来水公司、先农房产公司、广益房产公司，以及塘沽垦殖公司等十余家，投入资本有几百万两。所著《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至七十二岁时止，以后两年由其子补齐，于1927年刊行。

胡光墉（1823—1885）　字雪岩，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仁和（今杭州市）。幼时家境贫寒，他靠自学粗通文墨，在杭州一家钱店当学徒，满师后留店当跑街。后来自己开设阜康钱庄，向一些等候外放的候补、捐班官员做放贷业务，因而同官场中人有往来，同后来出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结识。胡为人机敏干练，作风果敢，而又工于心计。咸丰十年（1860）春，太平军围攻杭州，王有龄调署浙江巡抚，将供应粮饷、军械和漕运的事交给他办理，并且通令全省，凡解交粮饷都由阜康汇兑，否则不予受理，胡的钱庄业务因而十分兴旺。不久太平军暂时撤离，但胡估计迟早会卷土重来，便将阜康的资金转到了上海。次年十二月（1861年1月）胡光墉押运从上海采购粮食军需的货船由海道入钱塘江，正遇太平军攻下杭州城，王有龄城破自杀，他便将这批物资匿运到衢州，并且用客户存款买下谷二十万石储存起来。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部队从江西入浙，在衢州缺乏粮食，胡光墉便赶到江西广信谒见左宗棠，献上这批粮食，解决了军队急需，大获左的赞赏，因而被任命办理粮台和转运局务，积极为左宗棠筹措军饷军需。左宗棠在一篇奏稿中说他“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赞他“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到福州，奏请将胡光墉从杭州调来，就近差遣。次年左宗棠创建福建船政局，责成他和法国人正监督日意格等共同筹划。秋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上奏举荐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同时极力赞扬胡光墉是船政局断不可少的人，也是外国人一向信任的人。胡光墉协助沈葆桢主持船政局，订购外国机器，聘用技术人员，大都依靠胡光墉。后来左宗棠在兰州开设织呢局，在文殊山开采金矿，在平凉开挖泾河等，订购机器，聘请洋匠，也都是委派胡光墉办理。

左宗棠受命西征，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平定新疆阿古柏政权，胡光墉主持在上海设置的“采办转运局”，负责军饷催领、汇解，和向外国采购军火。由于户部和各省财政十分拮据，无法解决军费问题，胡光墉向左宗棠建议举借外债。从同治六年至光绪七年（1881），他以左宗棠名义在上海筹措外债共有六笔，合计约库平银一千六百万两。不通过胡光墉，外国洋行不肯轻易放款。左宗棠后来在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也承认：“就筹饷来说，我没有办法从各省取得，只有从胡雪岩那里得到，平心说，没有这个人，就是前线诸位也是没有办法的。”有人估计胡光墉从这六笔贷款中得到的佣金在二百万两以上。

胡光墉以“熟谙洋务”著称。他最初同王有龄结交，后来积极为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得到他们的奥援。左宗棠曾多次将他的功劳向朝廷奏报，胡光墉由补用道而先后得到按察使、布政使等官衔，受赏一品顶戴和赏穿黄马褂，这在晚清商人中是罕有的殊荣。他依仗同官场的密切关系和亦官亦商的地位，从一个钱庄主发展成为拥有巨资三千万两的著名大商人。除了最初开设在杭州的阜康钱庄，他后来在上海开设阜康雪记钱庄，在北京、天津各地设立分号，号外在厦门、福州、温州、宁波、上海、汉口独资经营六家关银号，而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全国通商口岸这种为海关代纳进口税的关银号总共不过二十一家。他还在江、浙、两湖等地开设典当铺二十六家。钱庄、银号和当铺三者组成了胡光墉庞大的金融网。胡利用官款经营，官方急需款项也多向他调剂，许多达官贵吏、甚至王公大臣和恭亲王奕?都在他的钱庄、银号存放巨额私蓄。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就在阜康存款五十六万两。到同治十一年（1872），胡光墉的资财已达二千万两，因此有“活财神”之称。

胡光墉还在杭州和上海等地创办胡庆余堂药铺。药铺以“戒欺”标榜，凭借雄厚的资力，不图眼前小利，讲究药品质量，采取各种方式做广告宣传，如遇有瘟疫，散发丸散膏丹，向穷人免费送药等，因此很快便驰誉遐迩。

胡光墉还以自己的财力，从事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如他主持赈局，一面劝捐，一面放赈，钱款往来由他的钱庄经手。光绪初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华北、西北各省灾情严重时，他曾捐输银钱和棉衣、粮食等实物济赈，据左宗棠估计，就有二十万两左右。

生丝出口是晚清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一向为外商洋行把持。胡光墉自光绪元年开始做生丝生意。为了同外商竞争，他于光绪七、八年间，购进生丝八千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出口量的三分之二。针对外商压价收购，光绪九年他更抛出巨资往产地大量购丝。可是当年国际丝价下跌，加上中法战争爆发，年初开始的上海金融危机加深，洋商相约停止生丝出口业务，上海丝价因而急剧下跌。生丝不易贮存，过久就会变质，胡光墉不得不忍痛接受英商怡和等洋行联合杀价，将他囤购的生丝售出，为此他蒙受巨大亏损在二百万两左右，连带到他所经营的钱庄、银号和当铺也相继倒闭。与胡光墉合作经营生丝的南浔丝商庞云缯后来在临终时告诫子孙：“白老虎可怕！”

胡光墉同洋行斗争失败，清政府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投井下石。由于他亏欠公私债款，清廷谕令将他革职，并令左宗棠严行追究。私人债主乘机纷纷提取存银或索还欠债。文煜更是以存银五十六万两接办了资产二百多万两的胡庆余堂，最后只让出十八股作为胡氏遗属的生活费用。胡在杭州元宝街精心经营的园宅，也落入文煜之手。左宗棠虽然想保护他，却已无能为力。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左宗棠病逝，清廷于十一月十二日进一步下旨将胡光墉拿交刑部治罪，查抄他的家产，扫数完缴。不过早在廷旨下来几天前，胡光墉就在杭州忧惧去世，他的老母也吞金自杀，他一生经营的事业尽付东流。

评：唐廷枢和徐润充当洋行买办时，他们的利益同外国资本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买办活动使他们不但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且取得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他们脱离了洋行，便为李鸿章所倚重，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重要开拓者。但是他们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官方的支持，不能不受到官府的牵制和干扰，从而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胡光墉没有投资经营近代企业，但他深谙洋务，在生丝贸易中敢于同外商竞争，表现出很大的决心和勇气。在外国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他落得惨败的结局。三人的经历从不同侧面表明，近代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何等崎岖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