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曾国藩（1811—1872）　字伯涵，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白杨坪一户地主家庭。幼年在其父执教的家塾中熟读诗书，少年时已小有才名。相传十四岁那年，他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前去访友，看到曾国藩的诗文，大为赞赏。曾国藩的父亲亦有意显露一下儿子的才学，便请命题试之。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凝祉读后大喜，认为前途无量，遂将自己的女儿许与曾国藩为妻，是即曾国藩的正室欧阳氏。二十岁时，曾国藩先后赴衡阳唐氏家塾和湘乡涟滨书院求学。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后，入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次年肄业后，考取举人。同年底赴京参加考试，未中返乡。此次赴京，虽会试落榜，却使他眼界大开，抱负更大。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三十八名中式。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馆，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官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颇为顺达的京宦生涯。

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年后，任礼部右侍郎。以后四年，历任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官至二品。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因母殁回籍守丧，时太平军已兵出广西，攻入湖南。次年初，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湖南省团练乡民。随后他坐镇长沙，以“湘乡练勇”为基干，抽调各县“壮健而朴实”的勇丁成一大团，后又招募兵员，扩编成为湘军。咸丰四年春，湘军水陆两军练成，计有各式船只四百三十余艘，各式炮五百七十余门，陆营、水营各五千余人，外加水手人等，全军总计约一万七千余人，于长沙会齐后，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向太平天国宣战。在曾国藩的率领下，湘军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互有进退，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敌手。咸丰十年，清廷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又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悉归他节制，后又为协办大学士，权势显赫。他力主“借洋兵助剿”，协力扑灭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镇压，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

咸同年间的连年战火，使苏南地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这一地区，自明清以来就是包括实物田赋——漕粮在内的重赋区。面对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残破局面，曾国藩认为再要在该地区科以原先的赋额，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另外，刚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风暴猛烈冲击的曾国藩，不希望看到因赋税负担畸轻畸重而再激发起新的农民起义；同时，他也需要笼络为数甚多的中小地主，以集结地主阶级的力量，尽快在原太平天国占领区或活动区重建统治秩序，于是便有同治初年由他倡议推行的苏南减赋和整顿漕弊等措施。虽然此举在具体执行时大打折扣，但毕竟使各级官吏及土豪劣绅有所收敛，漕粮负担严重不均的现象有所缓和，自耕农和一些中小地主有所得益。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等人得以在苏南地区很快稳定局势，当地的社会经济得以渐趋复苏，与曾国藩的这些措施不无关系。

同治四年，曾国藩又奉命督办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前去镇压捻军。因屡战无功，于同治五年冬奉旨回两江总督原任，镇压捻军之事由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咸丰四年，他就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帮助购置洋炮以装备刚组建的湘军。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他就明确提出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来巩固清朝的统治。次年他在安徽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以土法即手工制造子弹、火药和炸炮，供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之用，这是晚清洋务派仿造西式兵器的开端。同治二年，曾国藩派遣归国的早期留美学生容闳赴美采购机器。两年后，容闳自美国购置的机器运回，曾国藩将这些机器，连同李鸿章原设上海、苏州的炮局以及新买下的美商旗记铁厂合并，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用机器仿造西式枪炮舰船，装备清军。

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天津发生反洋教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强占民地，设立教堂，民众怨恨。同治九年，天津时有拐骗幼儿的案件发生，据拿获的人犯供称系天主堂指使，传教士主持的育婴堂这时又因传染病死去婴儿三四十名，消息传开，群情激愤。是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地方官员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证，近万名群众围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胁迫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路遇天津知县刘杰时，又开枪打死刘杰的一名随从，结果被民众殴毙。随后，天津城内的外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等建筑被愤怒的群众焚毁，二十名外国传教士、商人被打死。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名向清朝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海口示威，曾国藩奉命急赴天津处置。迫于列强的压力，最后曾国藩代表清朝政府答应处死所谓肇事的民众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放黑龙江，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并付“赔偿费及抚恤费”五十余万银两。这样的处理结果，招致舆论的猛烈斥责，很多人直指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清廷为找替罪羊，也为着压抑湘系集团的势力，于同年八月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面对千夫所指，曾国藩有苦难言。

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参与筹划了赴美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年，他接受容闳的建议，上奏清廷要求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具体办法是，每年选派幼童三十名，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先入美国中小学，毕业后再入军政、船政学院学习，一切费用由中国自备，十五年后学成回国。次年秋，首批三十名幼童在容闳的带领下抵美，至光绪元年（1875）先后派遣了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后因守旧官员的反对，清朝政府于光绪七年下令提前分批撤回留美学生。在这些未完成学业中途被撤回国内的留学生中，日后仍出现了如詹天佑这样的杰出人才。

对“天津教案”的处置，令曾国藩成众矢之的，也使他从此心情郁闷。两年不到，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在南京病死，时年六十一岁。其奏疏、信札、诗文等，后被辑成《曾文正公全集》，现有新编《曾国藩全集》出版。

左宗棠（1812—1885）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父亲是乡村塾师。五岁时，全家迁居长沙，后就读于城南书院。二十一岁中举，后会试失败，未再赴考，回家乡买地置业。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入湖南，左宗棠以幕僚身份助湖南巡抚张亮基遣兵抵挡。张亮基以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奏告清廷，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后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未随往，告辞回乡。咸丰四年，左宗棠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深得重用。咸丰十年，左宗棠由曾国藩保举，以四品卿衔襄办皖南军务。受命后，左宗棠遣人招募兵勇，组成一支约五千人的“楚军”，赶赴江西与太平军交战。他先后攻陷德兴、婺源，又在乐平挫败太平军李世贤部的进攻，晋升为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由左宗棠接任浙江巡抚。随后，左宗棠率兵入浙作战，并于同治二年（1863）任闽浙总督兼巡抚事。几经交战，次年清军攻陷杭州、湖州，平定浙江，左宗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同年冬，左宗棠又率部入闽作战，先后攻陷福州、漳州。继而又追击至广东，于同治五年正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扑灭了太平军余部。旋左宗棠由粤返闽，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

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旋因奉命督办陕甘军务，船厂由沈葆桢接办。抵兰州后，他设立了甘肃制造局，制造新式枪炮。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又从德国购置设备，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拥有洗毛机三台，粗纺锭一千零八十枚，毛织机二十台，染整机全套，二十四匹和三十二匹马力蒸汽机各一台，厂房二百三十余间，占地二十余亩，雇用德国工匠十三名，是晚清首家机器毛纺织厂。但因所购机器性能与当地所产原料不合，产品质量差，销路不广，经营困难。光绪八年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厂内锅炉爆炸，无力修复，只得停工。

先是，左宗棠于同治六年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部入陕镇压西捻军。次年西捻军告败，左宗棠又率军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同治十二年攻占肃州（今甘肃酒泉），剿灭了回民起义，次年晋升东阁大学士，并留督陕甘。这时，新疆的局势已相当危急。同治三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发生反清起事，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机入侵新疆南部，建立残酷统治。同治十年，沙俄悍然出兵强占伊犁地区。面对危局，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驱逐阿古柏，抵抗沙俄的入侵。光绪元年，左宗棠受命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在兰州制定西征战略，筹办粮饷，整编军队，为进兵新疆做准备。次年春，左宗棠移驻肃州，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在新疆军民的配合下，至同年秋率军相继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底定天山北路。到光绪三年底，左宗棠率部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重创阿古柏军队，阿古柏身亡，残部逃往境外，清军取得粉碎阿古柏殖民政权的胜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光绪十年，清廷根据左宗棠的多次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省，进一步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阿古柏政权被肃清后，左宗棠即筹划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光绪五年，派往俄国的谈判代表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左宗棠闻知，极为愤慨，奏请出兵屯驻哈密，规复伊犁。清廷亦震怒，宣布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部署备战。光绪六年，年近七旬的左宗棠率军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为表示自己的抗俄决心，左宗棠命人替他带上棺材随行，情景壮烈。同年五月，左宗棠开抵哈密。沙俄也增兵伊犁，并派舰队东来武力恫吓。清廷为避免冲突，于七月召左宗棠回京。次年初，《中俄伊犁条约》订立，中国虽然挽回了一部分权益，但仍遭受不少损害。

左宗棠奉召入京后，先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后离京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履任后，他重视兴修水利和整顿盐务，试图推行票盐制，即取消官府授予某些商人的运销特权，允许商人领票买盐，在按规定纳税后自由贩运食盐，旨在“裕课、便民、恤商”，增加税收，便利民生，发展经济。他推动建立了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并为该矿申请减税，扶持商人资本的经营。光绪九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继而进犯中国。左宗棠力主抵抗，以七旬之身亲自巡视长江防务，指导战备。不久，清军在越南北部败退，左宗棠应召进京，入值军机。

光绪十年夏，法军突袭马尾军港，中法宣战，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时福建水师和马尾船政局已被摧毁，基隆、淡水失守，形势危急。左宗棠受命后，即赶赴前线，于同年十月底进驻福州。随后便组织防务，遣兵援台。这时在中越边境也传来冯子材率部挫败法军的捷报。然清廷却下令停战求和，并于光绪十一年四月签订了有损主权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左宗棠深为叹息。出于对国事的担忧，他于同年六月上书清廷，针对中法战争期间各省督抚各自为政、互不呼应的状况，奏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统一指挥海军兵船。因积劳成疾，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处于危难中的祖国，遗嘱道：“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其著述文稿等，后被收入《左文襄公全集》，现有新版《左宗棠全集》问世。

李鸿章（1823—1901）　字少荃，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属肥东县）一官宦人家。少年饱读四书五经，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有机会在京城拜见曾国藩等达官贵人，其后，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李鸿章奉旨回乡督办团练，抵挡太平军。咸丰八年底（1859年1月），他投入曾国藩的麾下，充当幕僚。

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发迹，始于同治元年（1862）春。当时太平军兵锋直逼上海，为增援上海，李鸿章得曾国藩准允，在庐州府一带紧急招募团练、乡勇，编成一支直接归其统领的淮军，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并于同年夏全部开抵上海。后淮军又不断扩充，成为继湘军后太平军面对的又一主要敌手。

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李鸿章因镇压有功，接连升迁，时任江苏巡抚，封为一等肃毅伯。次年署两江总督，调集淮军六万人赴河南与捻军交战。捻军被镇压后，于同治六年授湖广总督。同治九年擢升直隶总督，不久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李鸿章开始了历时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生涯，直接参与清朝政府许多内政外交的决策。

身居高位的李鸿章，依据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方策，即对外妥协求和，对内改革图强，两者互为联系，互为依托。他在上海期间，就已着手创办洋务企业。同治二年李鸿章在沪设立了三所洋炮局，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另二所分别由丁日昌和韩殿甲负责。同年底李鸿章攻占苏州后，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迁至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购置的机器，以及丁、韩两局并入铁厂，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成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厂，以制造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舰船，并附设译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馆。以后，李鸿章又推动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批近代民用企业。他是晚清举办洋务事业用力最勤的一名官员，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

同治十三年日本军队悍然侵袭台湾，引起清廷警觉，次年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负责组建北洋海军。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总管海军的日常事务，并调淮军提督丁汝昌前去主持北洋海军。光绪十一年清朝政府设立海军衙门，总管海军和海防事宜，任命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但实权握在李鸿章的手中。他着力扩编北洋海军，拨巨款修建旅顺、威海卫军港，营造船坞，修筑炮台，聘请外国教员训练海军官兵。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正式建成，拥有新旧大小舰船二十五艘，一时颇有声势。

对付欧美列强，李鸿章认为中国国势贫弱，一旦发生纠纷，很难占据上风，更难以决胜于疆场，因而力主妥协求和。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曾代表清朝政府相继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和《中法新约》，丧失了中国的很多权益。在处理对日外交时，他也取同样方针，持息事宁人的态度，结果事与愿违，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得寸进尺，不断进逼。光绪十年日本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在朝鲜策动亲日势力发动“甲申政变”，攻入皇宫，挟持国王，建立了亲日政权。事变很快被朝鲜军民和驻朝清军平定。之后，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若朝鲜发生事端，日本则与中国同样享有派兵权。伊藤博文得意而归，因为该条约为日本以后向中朝两国发难提供了借口，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一年初，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攻占威海，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李鸿章被紧急召见入京，委以赴日议和的使命。这时中国败局已定，李鸿章深知此次东瀛之行，与国与己都将蒙受羞辱，他硬着头皮接下了这宗注定被人唾骂的使命。随后李鸿章在天津登轮悄然开赴日本，同行的有其儿子即曾任中国驻日公使、通晓日语的李经方，还有美籍顾问科士达，中国官员马建忠、伍廷芳等。李鸿章一行抵日后，即在马关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等开始会谈。日方蛮横地提出，中国若想求得日本停战，必须交出大沽、天津和山海关，听由日军进驻，旨在将北京直接置于日军的炮口下，以进一步逼迫清廷就范。面对如此苛刻的停战条件，不管日方如何强逼，李鸿章坚持表示不能答应。这时，日本国内一部分战争狂热分子按捺不住，认为李鸿章妨碍了日本的在华战略意图，决定行刺。同年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结束仍无结果的第三次会谈，返回旅舍途中，突遭枪弹袭击，其左面颊中弹，血溅轿帘，顿时晕眩昏倒，后经救治才苏醒。后李鸿章仍带伤参加会谈，日方的要挟也稍有收敛。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马关条约》订立，中国蒙受割地赔款等一系列巨大损害。李鸿章虽是奉命而行，仍觉愧对国人，返抵天津后便告病请假，居家不出，让别人回京复命。《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遭到人们的猛烈谴责。后李鸿章不再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名曰奉旨入阁办事，实是被解除了实权，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闲居京城。

次年春，李鸿章作为中国特使，奉派前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对这次出访，李鸿章期望颇大，认为是“联俄制日”的一次好机会。他与沙俄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习称《中俄密约》），规定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和朝鲜，中俄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口岸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这是俄国精心策划的阴谋，它打着共同对敌的幌子，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过境铁路的特权，并为其海陆军伺机侵入中国领土提供了方便。李鸿章却一味相信“联俄制日”，接受了这份密约。

离开俄国后，李鸿章又去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访问，历时一百九十天，行程数万里，这在晚清外交史上实属空前举动。他肩负的外交使命主要有二，一是“联俄制日”，一是商洽提高关税。结果后者处处碰壁，毫无进展；前者订了《中俄密约》，貌似成功，实则“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后患无穷。此次欧美之行，使李鸿章有机会实地考察西方社会，所见所闻，对他触动不小。回国后他在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禀告出访经过时，曾当面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亟须设法图强。他也曾同情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但终究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太多表露。光绪二十五年底（1900年1月），他奉命出任两广总督，暂时离别了闲居数年的北京城。

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达到高潮。为扑灭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列强纠集成八国联军攻占天津，进犯北京。时慈禧太后态度游移，一面令李秉衡率兵出京迎战，一面又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赶赴北京，与各国议和。不久北京沦陷，慈禧太后一行逃往西安，留庆亲王奕劻在京会同李鸿章议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朝政府签下了《辛丑条约》，其内容多依据先前由列强拟具的《议和大纲》，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野蛮践踏。回到寓所，李鸿章神情呆滞，瘫倒在床，调治二十天方有好转，又力支病体与俄国谈判，促其撤出中国东北。虽经多次交涉，俄方仍胡搅蛮缠，拒不撤军。李鸿章胸闷气喘，病情加重，于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病逝，时年七十八岁。其著述文稿后被辑成《李文忠公全集》行世。

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迹的，他们的崛起，给晚清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带来变动，举其大要，清廷原先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发生松动，地方督抚的权势逐渐抬头，这对晚清历史的演化影响甚大。而在对外关系方面，左宗棠率兵西征、收复新疆失地的壮举为人称道，曾国藩和李鸿章则更多的是妥协退让。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晚清，国力的衰弱暴露无遗，清皇室又不思振作，苟延残喘，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不同，他们不是立足自身，而是寄望于虚幻的“以夷制夷”，其结果便是一次次出场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