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沈葆桢　丁日昌　郭嵩焘

沈葆桢（1820—1879）　字翰宇，又字幼丹，出生于福建闽侯（今属福州）。父亲是塾师，母亲是林则徐之妹。沈葆桢自幼习读诗书，聪慧好学，深得父母喜爱，亦受舅舅林则徐的器重，他续娶的妻子林普晴是林则徐的二女儿。

道光二十七年（1847），沈葆桢得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1854）迁御史，因尽心尽责，得咸丰帝赏识，于次年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咸丰八年擢广饶九南兵备道，加按察使衔，旋调赣南总兵。同治元年（1862）由曾国藩推荐，升任江西巡抚。在赣期间，他着力与进击江西的太平军交战，同治三年俘获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和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南昌将他们处死，清廷赏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

同治元年南昌发生“教案”（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势力之间发生的冲突），清廷指令镇压，沈葆桢并没有贸然处置，而是派人细加察访，了解曲直，最后决定向外国传教士赔偿五千两白银结案，不再追究，当地民众均感宽慰。

同治五年沈葆桢由左宗棠推荐，继任福建船政大臣，主持设立不久的福州船政局。沈葆桢到任后，费心筹划，积极经营。次年，马尾船坞工程基本建成，沈葆桢亲临巡视。船坞前临闽江，临江处为船槽，船槽之后设有铁厂、船厂、机器厂、锯木厂和木料栈房等；船政局办公楼设在坞外东北侧，求是堂艺局和外国工匠居舍相邻近，煤厂位于临江处，中国员工居舍建于山麓。同年八月，开始兴建船台；次月始，从法国购买的各种机器、汽轮机及聘请的工匠等陆续抵达，转锯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木模厂等相继建成。同治七年闰四月，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该轮载重约三百五十吨，沈葆桢十分欣喜，亲自登轮试航，称赞该轮结构牢固、行驶轻灵。至同治十三年，福州船政局先后建成大小轮船十五艘。

同治十年，曾有内阁学士宋晋抨击福州船政局“靡费太重”，要求清廷下令停办。沈葆桢与左宗棠、曾国藩等人上疏力争。沈葆桢列举事实，强调造船为今日中国谋求富强所必需，并指出如现在裁撤船政局，已经购置的大量机器即使转让出售，也无人承买，积存仓库必致锈蚀，最后必成一堆废物；况且已经建成的那些轮船，每年须小修一次，数年后则须大修，更换机器或零部件，若船政局停办，轮船便无处修理，结果必将是“厂废而船随之俱废”，万不可停办。在他和左宗棠等人的坚持下，福州船政局终得继续开办。

同治十三年四月，日本出兵进犯中国台湾。清廷闻讯，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他带领轮船兵员，前往台湾巡阅察看，同时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沈葆桢受命后，即积极部署。他建议清政府将日本侵台事件照会各国，澄清被日本蓄意歪曲的事实，同时加强东南沿海海防和台湾的防务，并敷设闽台通讯电缆，加强两地间的联系。五月初四日，沈葆桢率舰船驶抵台湾。同月初八日，他命人携带由他起草的照会前去与侵台日军交涉。他在照会中明确宣布：“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与人。”与此同时，沈葆桢大力加强战备，一是在安平海口修筑炮台，安放西式大炮；二是从大陆调派罗大春等将领镇守淡水、宜兰、基隆；三是借调淮军防守台北；四是调拨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轮船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防和闽台之间的联系。这些措施，遏制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后在清政府作出支付白银五十万两的承诺后，日军撤出了台湾。

以后，沈葆桢又为开发和建设台湾作了很多部署。光绪元年（1875），他奏请开办台湾基隆煤矿获准，这是中国第一座投产的近代煤矿。在奏请开办的同时，沈葆桢就派人前去实地勘察，然后择定在老藔坑一带兴建煤矿，并派人去英国选购机器和聘请技师。基隆煤矿于光绪四年正式投产，日产煤炭约一百吨，最多时工人约有一千名。沈葆桢还奏请开垦台东高山族聚居地，提出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选土目、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给茶盐、易冠服、变风俗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台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他还奏准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加强对台湾的治理。

光绪元年四月，沈葆桢升迁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他十分重视海防建设，派人向英国订购炮船，大力扩充南洋水师。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谥文肃。其奏稿、诗文等，收入《沈文肃公政书》等书。

丁日昌（1823—1882）　字禹生，一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八岁后入三兄的私塾读书，十三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黄氏樵苏纺织维持生计。贫寒的生活，使他从小就体验到了民间的疾苦，并注重讲求吏治民生等实用知识，隐然有经世抱负。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秀才，第二年补廪生，此后三次赴广州参加乡试，均落第，不得不另觅出路。他最初被惠潮嘉道李璋煜延入幕府，后来又在家乡设帐授徒，有记载称他还曾受雇于外国洋行，因而染指洋务。咸丰四年（1854）七月，三合会吴忠恕集众围攻潮州府城，他以邑绅身份募乡勇三百人前往解围，以军功选授琼州府学训导。

咸丰九年，丁日昌以上述军功（一说以捐纳）出任江西万安知县，任内注重整顿吏治，安定民生，尤以“善折狱”著称，在任三个多月，便清理了积案六十余起，显示了干练的行政才能。不久被广东巡抚耆龄借调回籍办理洋务。咸丰十年八月，调任吉安府邑庐陵知县。次年三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西渡赣江进入吉安境内，他和知府曾泳弃城出逃，虽在三日后又夺回了府城，仍受到革职处分。后辗转加入曾国藩幕府，并结识李鸿章。同治元年（1862）五月被派赴广东办理厘务，不久又调至提督昆焘军营督办火器，在广州郊区燕塘设立了炮局，招募香港工匠，仿造西洋炸炮和炮弹。同治二年八月，李鸿章专折调其赴上海督造军火，从此他成为早期洋务派的重要成员。

在上海，丁日昌先主持建立了一个炸炮局，该局招募中国工匠，使用泥炉和锉、磨、旋等手工工具，仿造西洋炸炮和炮弹，所造三眼开花炮在淮军攻打为太平军占领的无锡城时曾发挥了威力。在此期间，他还参与办理较为棘手的遣散常胜军事宜，逐渐受到李鸿章的倚重，并很快由一名候补知州擢升为地位重要、责任重大的苏松太道员。在接受这一任命时，他欣喜地说：“此不世之遭逢也，吾得行吾志矣！”同治三年九月，他踌躇满志地向清政府上了一份密禀，提出了他对于时局的见解以及应变主张。他认为，自中外互市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多方挟制，凭借的就是船坚炮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也就是必须尽快地实行变法，变西方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实现自强的目标。他所提出的自强之策，首要的一条便是选择合适的地点，自行设厂制造船舰和枪炮。这份密禀经由李鸿章代为转呈后，总理衙门认为“切中时宜”，同意“悉心筹酌”，于是，李鸿章便将筹办机器制造局的任务交给了丁日昌。

接受这一任务后，丁日昌先设法筹集资金六万两，购买了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该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西洋枪炮，是外人在沪设立的一座规模较大设备较完善的机器厂。此后，丁日昌又将原先由他和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两个炮局并入该厂，并添置了由容闳从美国购回的机器，于同治四年五月正式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并出任第一届总办。丁日昌为江南制造局制定的发展规划是：近期内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此后逐步发展到能制造轮船以及挖河、耕织等民用机器，并能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生产技术人员，进而使该局能发挥机器母厂的作用，为随后设立的天津机器局等其他近代机器工业提供机器、人才和技术。

丁日昌关于自强的另一主张是建立近代轮船航运业。担任苏松太道后，他碰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外商轮船航运业的竞争和打击下，上海传统的沙船业正面临亏本停歇的危机。他最初试图说服朝廷恢复禁止外商赴北洋装运豆货的规定，以保障沙船在运漕回程时能有足够的货源，清廷因担心引起外人干预，未予采纳。此后他又设法采取减免沙船税捐，说服华商订立公约不再雇用西方夹板船等项措施，力图扶持和保护旧式沙船业，但收效甚微。在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沙船与近代轮船相比已丧失了竞争能力，要与外商争利，就必须建立本国的轮船航运业。在上述致清廷的密禀中，他已经提出了允许中国富绅向外国购买轮船夹板的建议，未获响应。同治六年正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同年十二月又晋升江苏巡抚。在此期间，他先作出了试行轮船漕运的尝试，让沪上富商郭德盛承包三万石漕米的运输任务，规定所有雇船、付款以及一切盈亏，均由该商自理，官府不作任何干涉。在获得成功后，商号吴南记向丁日昌提出了购买四艘轮船承担明年漕运，所有水脚等费仍按沙船办理的申请，丁日昌极力予以支持，但由于受到包括曾国藩在内的各方面势力的反对，未能如愿。此后，丁日昌仍不放弃采用种种方式倡导创办近代轮船航运业。同治八年五月入京觐见时，他向慈禧面陈了“广招华商购船，兼运西皖漕粮”的主张。返回江苏途中，他特意乘坐内河小轮船，以显示自己对创办轮船航运业的信心。在举行乡试时，他又专门安排用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操江”和“恬吉”号轮船，接送应试生童。据有关资料记载，他还集资购买了“平安”号轮船，往来于上海和汕头之间，揽载货物，扩大轮船航运的影响。他的上述努力，最终促成了同治十年中国第一家近代航运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创办。

同治九年七月，清廷特派丁日昌赴天津帮同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在此以前的同治五年三月，中英双方因英国领事入潮州城问题僵持不下之际，清廷也曾特派丁日昌赴潮州办理对英交涉，在此以后的光绪四年（1878）十月，丁日昌又受命专程赴福州办理乌石山教案，这些非常使命均与丁日昌在巡沪和抚苏期间曾办理过大量对外交涉事务，并给人们留下了熟悉洋人情性、善于办理洋务的印象有关。丁日昌强调：“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绌”，目前的态势是“强敌环立”，在这种态势下“徒以口舌相争”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亟谋自强才能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因此，“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他很清楚，天津教案的根源在于西方教会势力凭借条约特权，无视中国政府和法律，任意欺凌中国民众，而法国领事丰大业之死也是由于他“凶戾性成”，“祸由自取”，但是，他认为为了求得中外相安，又不能不对外“虚与委蛇”，以弭平衅端。因此，抵津后他力主将涉案中国民众分别判处死刑、充军和徒刑，将有关官员撤职充军，并向法方赔款道歉。他的这些举措，被清廷内部反对洋务派的势力攻击为“抑民奉外”，他也因此被称作“丁鬼奴”。

就在这次办理天津教案之际，他又极力向曾国藩建言并最终获得曾国藩的支持，促成了由容闳倡导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创举。

同治九年年底，丁日昌因丁母忧离任回籍。同治十三年春，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事件，派兵在台湾南部的琅登陆，清廷要求沿海各省督抚筹议海防，丁日昌随即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陈《海防条议》，系统地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建立近代海军的主张。这一主张最早是他在同治六年江苏布政使任内拟定的《创建轮船水师条款》中提出的，他当时的设想是：制造根驳轮船（即炮舰）三十艘，创建三洋水师，其中北洋辖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中洋辖江苏、浙江各海口，南洋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一旦发生战争，则以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互相呼应，守卫海疆，这是晚清历史上关于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次论述。同治七年出任江苏巡抚后，他又提出了《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六条，进一步充实了上述设想，但在当时应者寥寥。《海防条议》连同《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上陈后，总理衙门将这两份文件分送有关大臣讨论，引发了清廷内部的一场激烈争论，并最终促成清廷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着手筹办近代海军。在《海防条议》中，丁日昌还进一步提出了自行仿造耕织机器，用机器开采五金各矿，设立电报公司，建立近代银行，修筑铁路，以及加速培养水师将才、外国使才、制造通才等项建议。这些建议几乎囊括了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以至于时人称道同光新政“多采雨翁之策”，但与此同时，他也成了清廷中守旧派集中攻击的目标，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等交相指责丁日昌是要“以夷变夏”，并攻击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尤为小人之尤”。

光绪元年五月，丁日昌再次复出，先受任北洋帮办大臣，复改命为福州船政大臣，次年三月又补授福建巡抚，在此期间他的重要建树之一是致力于台湾的防卫和开发。他最早向清廷建议，台湾地位十分重要，仅靠福建巡抚兼管很难奏效，必须专派重臣驻岛督办，并授予军政、财政方面的实权，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成效。他的这一建议开了十年后台湾设省的先声。他亲赴台湾全岛巡查，除了在吏治、税制、番务、垦务、防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外，还特别主持了架设电报线、开采煤矿和筹办铁路等项开发工作。他将丹麦大北公司原拟架设的福州至厦门的电线器材买回后，派轮船专运至台湾，并从福建电报学堂中挑选技术人员赴台，经过实地勘查，成功地架设了旗后（今高雄）——台湾府城（今台南）——安平全长为九十五里的电报线。他派遣专员赴台，利用沈葆桢原先订购的机器和雇用的西方技术人员，在基隆煤矿实施机器挖井采煤，并获得成功。他还奏准将上海拆除的淞沪铁路的铁轨等器材运至台湾，改筑台北至台南的铁路，后因经费不足而被迫中止。

由于政务繁忙，积劳成疾，丁日昌不得不于光绪三年七月奏请回籍养病，第二年又获准退休。光绪五年春一度奉命赴闽办理乌石山教案，清廷也欲赏加总督衔，令其专驻南洋会办防务，并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均为其谢辞。光绪八年，丁日昌在家乡病逝。

郭嵩焘（1818—1891）　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自幼随父亲诵读诗书，十七岁考取秀才，十八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过往甚密。后又结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交游很广，亦小有文名。二十岁以后，家境中落，曾去辰州（今湖南沅陵）任塾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以幕僚身份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处，参与海防事宜的筹划。战争的失败，促动他思索“洋患”的问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道光二十七年（1847）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九、三十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守制在家。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曾国藩奉旨办团练，组湘军，与太平军交战，郭嵩焘作为曾国藩的密友和幕僚，鼎力相助。为济湘军兵饷之急，咸丰三年他赴益阳、宁乡等地劝捐筹饷；五月，他劝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全省开办厘捐；次月，他与罗泽南等人率湘勇一千四百人出长沙赴南昌，救援被围的江忠源部，开湘军出省作战之先例。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他发现太平军拥有水军，机动灵活，水陆呼应，使清军难以抵挡，遂建议设水师，并为江忠源代拟《请置战舰练水师疏》，力陈制战船、购洋炮、治水师的重要性。疏上，得清廷采纳，即命四川、湖广等地速制战船，曾国藩亦在湘军中置办水师。同年十月，得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三年，他曾先后在湖南、浙江等地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措军饷。期间，郭嵩焘曾游历上海，会见英、法等国领事，参观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访问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墨海书馆，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思想颇受触动。

咸丰八年，郭嵩焘任职翰林院，曾三次得咸丰皇帝召见，并奉命入值南书房。次年，他奉命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因反对北塘撤防，遭僧格林沁排挤。咸丰十年初，郭嵩焘因病回籍休养。同治元年（1862），任苏松粮储道；次年，任两淮盐运使；同年六月，署理广东巡抚。在广东，他协同左宗棠扑灭了太平军余部。同治五年，受同僚倾轧，郭嵩焘被参回乡，家居八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后得军机大臣文祥向恭亲王奕?荐举，于光绪元年（1875）任福建按察使。同年，他呈递《条议海防事宜》，直抒胸臆。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上海防六事”，即办洋务、谋自强的六项措施，曰练兵、制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奉旨令各督抚详议。在这场讨论中，郭嵩焘力陈政教、用人为中国积弱之源，亦为改革图强之本，余练兵、制器、造船、理财等皆为末，此论已触及晚清政治改革的问题，振聋发聩，引人注目。

时逢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交涉，中国被迫应允派大员赴英“谢罪”。清廷遂于同年七月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国赔礼道歉，旋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是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消息传出，郭嵩焘顿遭众人奚落，有一首对联嘲讽他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湘籍官员，攻击尤多，刘坤一质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然郭嵩焘深知面对列强进逼，贫弱的中国无以回避，唯有正视现实，了解西方，方有可能转弱为强，故不顾旁人的诟骂，于光绪二年十月与副使刘锡鸿及随员等一行近三十人，由上海启航赴英。途中历经香港、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参观了学校、官署，对当地的社会现状有了真切的了解。他逐日详记所见所闻，写成《英轺纪程》（亦称《使西纪程》）一书。他在书中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批评中国士大夫不明时势，只知一味负气自矜，虚骄自大，无补于世。此书寄回国内后，遭守旧派群起攻之，被毁版停印。

光绪三年底，郭嵩焘抵达伦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不久，他又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常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但以驻英时间为多。他以浓厚的兴趣，走访英国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种学会等，结识了不少数学、化学、天文、地理、海洋、测量、植物、医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他因自己不懂英语，译员亦不能胜任而深为抱憾，虽年已六旬仍孜孜学习英语。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尽其所能维护中国的权益。他目睹海外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的保护，上疏清廷要求在海外设立领事，保护侨民。这项建议被清廷采纳，光绪四年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以后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又相继设立了领事馆。在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轮撞沉华船赔偿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项交涉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维护或挽回了一些民族权利。

郭嵩焘在北京受命出使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不顾他的反对，硬是委派一个反对西学的刘锡鸿担任副使，随同赴英，以致日后郭嵩焘时时受制，甚至连他在英国学外语、穿西服、起立迎客等举动，都被刘锡鸿视为有辱天朝威信，竟以“汉奸”罪名屡加参劾。国内守旧官员也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在这种情形下，郭嵩焘势单力孤，只得自行引退，奏请因病卸任。光绪四年七月，清廷诏命撤回郭嵩焘，以曾纪泽继任出使英、法大臣。次年正月，郭嵩焘出使未满三年，就被迫卸职东归。回到国内后，他不愿赴京，托病辞官，径回故乡。时湖南守旧风气很盛，上至巡抚，下至地方士绅，皆视他“勾通洋人”，对他持有敌意。郭嵩焘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于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病逝。他死后，李鸿章曾奏请特旨赐谥，并付国史馆立传，遭慈禧太后拒绝，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留有《英轺纪程》、《养知书屋遗集》和《郭嵩焘日记》等。

评：沈葆桢对晚清海防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因而不顾非议，对福州船政局尽力维持，建树颇多，尤其是对专业科技人才和近代海军将领的培养，成绩显著，引人注目。

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中的实干家，在晚清机器制造业、轮船航运业、铁路、煤矿、电讯以及近代海军的发轫阶段，多有所创议和建树。时人因此称道，对于洋务事业“李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郭嵩焘语）。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所受到的打击也最重。当他在世时，有人便咒骂他为“丁鬼奴”；在他死去十八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仍有人念念不忘地叫嚣要斩其尸以谢天下。他的个人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所折射的正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步履维艰。

在晚清洋务派成员中，郭嵩焘独具特色。他对洋务或可称作对西方的认识，并没有停留于坚船利炮，而是能触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较深层次，并直抒己见，主张“循习西洋政教”，这在当时几近异端邪说，他因此在同辈人中成了一名孤独的先行者，遭非议，被罢官，乃至死后还受贬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