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奕?　倭仁

奕　?（1833—1898）　自号乐道主人，又号鉴园主人，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他自幼聪明伶俐，六岁后进上书房，先后师从翁心存、贾桢、卓秉恬等人治经研史，且粗习声律，工于书法；学文以外也精于骑射，熟稔刀枪，被人视为文武兼资，因而也最受道光帝钟爱。据称，道光帝在密定储位时，曾经在四子奕和六子奕?之间犹豫了很长时间，兄弟俩为争夺嗣君也暗中较劲，可最终当道光帝病入膏肓、命人当众开启锦匣时，同一匣内竟是两道谕旨：其一为“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其二为“封皇六子奕?为恭亲王”。这一不寻常举措虽不乏保护、安慰奕?之情，也不无告诫他要恭慎行事之意。

道光帝驾崩后，奕继承了皇位（即咸丰帝），随即遵照道光帝遗诏，正式封奕?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畿辅地区，咸丰帝令奕?署理领侍卫内大臣，会同定郡王载铨等办理京城巡防事务。十月初七日，又破除亲王及皇子不得入军机的祖制，特命奕?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两个月后，再次指定奕?为领班军机大臣，以皇弟的特殊身份赞襄枢务。在这个位置上，奕诉兢兢业业地协助咸丰帝歼灭了太平军北伐部队，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起用曾国藩统率湘军来抗击太平军，采取征收厘金、发行宝钞官票、铸造铁钱等措施来开拓财源，并抵制了西方列强的第一次修约要求。可是好景不长，咸丰五年七月，奕?生母孝静皇太妃病逝，奕?极力请求晋封其母为皇太后，违逆了咸丰帝的意旨，进而也受到咸丰帝的猜疑和忌恨。葬礼举行后第二天，咸丰帝便以奕?在办理皇太后丧仪时“多有疏略之处”为由，下令将他逐出军机处，并革去一切差事，罚回上书房读书。这是奕?在晚清政坛上第一次遭贬斥。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郊外，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前特降谕旨，任命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将留守京城、向英法联军求和的重任交给了奕?。此时，战场局势已陷入欲和不成欲战又不能的僵局。奕?临危受命后，起初试图以已为清军扣押的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等为人质，劝阻英法联军进军北京，进而不失体面地与英法联军达成和议。可是，英法联军丝毫不予理会，悍然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奕?被迫全面接受英法联军的条件，先派人将巴夏礼等人质送还联军大营，复以御弟的身份亲自进入已为联军攻占的北京城，分别在对英、法、俄三国的《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进而促成英法联军从北京城撤军。

这次对外交涉，对于清王朝来说是继鸦片战争以后又一次蒙受的屈辱，对于奕?个人来说却为他跻身清廷权力中心提供了契机。在主持和议之际，他成功地笼络了文祥、桂良、宝鋆以及胜保等一批留守京城的文武官员，进而在北京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新的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政治集团。与此同时，在主持和议以及议和后的大量善后事宜中，他也给西方列强留下了有能力和开明的印象，并被视为“最有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政治家”，这也增加了他在清廷权力之争中的砝码。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对外交涉使奕?充分感受到了“弱国无外交”的无奈和痛苦，进而也使他对于世界大势和中外格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在和议达成后不久递呈的《统筹全局折》以及《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以及应付变局的主张。他认为，西方列强与历史上不时入侵、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不一样，他们来华的目的只是在于通商牟利，而不是掠夺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都以条约为依据，因而尚可以以信义加以笼络。他强调，在目前内忧外患交乘的情势下，英、俄等外国势力还只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直接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才是心腹之害，因而权其轻重缓急，应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他主张，在目前情势下，为了实现攘外以安内的目标，对西方列强应“外敦信睦，隐示羁縻”，以力保和局，甚至不妨效法三国时期蜀与吴联手以讨魏的故事，借助于西方列强的力量来共同镇压国内的反清势力；而从长远来看，则必须效法西方，练兵制器，实现自强，才能最终达到内患除而外侮泯的目标，保障清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他还提出了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总理其事，专办涉外事务；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与先前的五口通商大臣分别负责北方和南方各通商口岸事务；开设外国语学校等六项具体的应变措施。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逝，死前遗命立其子载淳为皇太子，派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载淳，奕?作为近支亲王反而不在顾命之列。他不甘心接受被排斥于清廷权力中心之外的事实，遂不顾肃顺集团的一再阻挠，以奔丧为名前往热河，与权力欲极强但却同样受到肃顺集团压制的慈禧取得联系，共同策划于九月三十日新皇帝和两宫太后护送咸丰帝梓宫回京之后，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肃顺集团，建立了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自己以议政王身份辅政的联合统治新格局。这就是北京政变，因时值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而肃顺等原定该年使用“祺祥”年号，又称祺祥政变。

北京政变后，慈禧因初握政柄，势孤力单，且不熟悉政事，不得不更多地借重于奕?来维系内外，支撑危局。奕?则以议政王和领班军机大臣的身份，彻底改组了军机处，将原先的军机大臣除文祥外全部罢黜，代之以自己的亲信桂良、沈兆霖、宝鋆等人，从而控制了中枢机关。与此同时，他又以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身份，掌握了皇族事务和宫廷内部事务的管理大权。以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身份，主持着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事务，进而将一切需要同外国发生联系的事务，诸如购买军火、船舰、机器，管理对外通商和关税事务，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海军，兴办近代教育事业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开办近代机器制造、航运、铁路、电报、矿业等，都纳入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使总理衙门成了清政府的外交以及一切涉外事务的总汇机构，人称洋务衙门。

面对内忧外患，奕?首先致力于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反清起义。他沿袭先前文庆、肃顺等人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族地方实力派官员的做法，在政变后十八天即请两宫皇太后正式任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又陆续任命左宗棠、李续宜、沈葆桢、骆秉章、刘长佑、李鸿章等一大批汉族官员执掌与太平军交战地区的军政大权，利用他们手中的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此外，他又将先前已经提出但受到各方面阻挠的“借师助剿”的方针付诸实施，通过种种方式，借助于西方列强间接和直接的武装干涉，打击太平军。在这两股力量的联合镇压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同治三年（1864）便被扑灭了。紧接着，他仍然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湘、淮军为主力，相继镇压了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清起义，使垂危的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

在对外事务中，他极力推行“守定和约”以“力保和局”的方针，即以条约为依据，既满足列强的既得权益，又设法抵制列强的进一步要求，以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进而为推行自强新政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他顺应时代潮流，发起了一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为中心内容，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他的主持下，清朝统治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他也因此被时人誉为“贤王”。

奕?的权势不断增长，声望日益提高，慈禧对他的疑忌也与日俱增。同治四年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书弹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慈禧趁机下令革去奕?一切差使，后来虽然由于朝中王公大臣的一再求情，奕?本人也伏地痛哭谢罪，他在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内廷的职务才得以恢复，但还是褫夺了他的议政王称号，并使他从此以后“任事不能如初”，即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放手处理外交和内政事务了。同治十二年正月，同治帝开始亲政。为了防止慈禧继续干政，同治帝以让两太后颐养天年为由，准备大兴土木，修复圆明园。奕?认为国家百废待举，库款尤其短绌，对此举很不以为然，并联合醇亲王奕等十重臣共同上书，向同治帝提出了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宴朝、开言路、惩夷患、去玩好等八条尖锐的谏议，并在同治帝召见时当廷苦谏，惹得同治帝恼羞成怒，亲笔书写诏书，声称“恭亲王无人臣礼，当重处”，宣布取消其包括亲王爵位在内的一切职称，交宗人府严议。慈禧在叔侄俩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强行出面干预，重新恢复奕?一切职称，但又特意告诫他今后要谨言慎行。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因长期压抑且纵情声色，在亲政后不到两年便遽然去世。传说同治帝病危时曾有意将帝位传给奕?之子载澂，慈安太后也有让载澂承袭大统之意，慈禧却嘱意于她的妹夫醇亲王奕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嗣君。最终，载湉继承了皇位（即光绪帝），慈禧再度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奕?的身份虽然依旧，但权力却更多地受到了奕以及受慈禧扶持的清流派的牵制，加之经历多次打击，锋芒已经大受挫折，进取心也远不如以往了。此时，西方列强从中国的东部海疆到西北边陲不断挑起衅端，中国的边疆危机四起，但奕?却既缺乏应变的勇气，又拿不出应变的方略，不惜一次次以妥协退让来换取所谓的和局。当洋务运动向纵深发展，洋务派和保守派围绕兴办铁路、创建海军、撤回留美幼童等问题展开一系列争论时，他不但难以有所作为，甚至企图通过保持超然态度来明哲保身。光绪十年，法国借口越南问题挑起侵华战争。以奕?为首的军机处却态度暧昧，举棋不定，既不愿言战，又不敢言和，导致中国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朝野为之哗然。慈禧趁机下令解散军机处，罢免奕?一切差使，让他居家养疾。

此后十年，奕?在恭王府中深居简出，不复过问政事，以弄古玩，习碑帖，游山玩水，吟诗作词消磨岁月。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事爆发后一度复出，但已锐气全失，不复有作为。光绪二十四年病逝。

倭　仁（1804—1871）　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他早年笃信理学，曾拜著名理学家唐鉴为师，将理学视为安身立命之基、治国平天下之道，加以潜心研习。理学也为他打开了通向仕途之门。道光九年（1829）他考中进士，经朝考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二年散馆后长期在京师充当文学侍从之官。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升任大理寺卿。在京期间，他与曾国藩、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等引为同调，过从甚密，曾国藩等奉他为理学大师，他自己也以理学名士自居。

道光三十年春，咸丰帝继位后颁诏求言，倭仁第一个上《应诏陈言疏》。他强调：“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严辨君子小人。”他按照理学家的标准，从各方面对君子和小人作了界定，认为在性格上“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在用人上“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在志向上“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在气质上君子“刚正不挠，无所阿向”；小人“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相趋避”，在侍君时君子“谏诤匡弼，为朝廷补阙拾遗”；小人“迁就逢迎，导人主遂非长傲”，在奏事时君子“进尤危之议，悚动人主之警心；小人动言气数，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他的这番话不过是理学家的老生常谈，但却迎合了咸丰帝继位后亟欲贬斥穆彰阿集团的政治需要，因而咸丰帝阅后连连称道这番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议论很贴切，很直率，并要求大家都像他那样大胆地陈言直谏。

也许是这份奏折给咸丰帝留下了好印象，不久，咸丰帝任命倭仁以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当任命公布时，有人认为是“用违其才”，可是咸丰帝却不以为然，倭仁本人也兴致颇高地视这项任命为施展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极好机会。然而很快他就感到治天下要比谈经论道实际得多，棘手得多。咸丰二年，倭仁上《敬陈治本折》，继续宣扬他的那套以理学治天下的空泛之论，对其任内事务却只字未提。咸丰阅后很不舒服，在奏折上批道：“朕特授倭仁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原使其敭历边疆，俾资练习，今观所奏，仍系统论治道，并未及边陲情形，岂忽近图远，转以职守为无关轻重耶？”告诫他今后一定要“留心边务，实力讲求”，切不可“徒托空言，致负委任”，并强调这样“朕也可觇其学识”，让他碰了个钉子。咸丰三年，倭仁风闻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并纵容其护卫索贿，马上向朝廷参奏，可是调查结果却是“所奏与实情不符”。为此他再次受到咸丰帝的训斥，并被咸丰帝视为空疏迂阔，不是干实事的材料，将他调回京内降三级使用。

回京后，咸丰帝决定用其所长，命其以翰林院侍讲候补，在上书房行走，不久又让他充任惇郡王奕的师傅。咸丰十一年八月，咸丰帝在热河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位，两宫皇太后认为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将他选充皇帝师傅。倭仁视此为再一次施展才学的机会，受命后即将以前所辑古代帝王事迹，以及古今名臣有关修齐治平的奏议重新加以选辑，并附加按语进呈，两宫皇太后赐书名为《启心金鉴》，令陈设弘德殿以资讲授。作为帝师，他也尽心尽职，督课甚严，每次进讲时均脸呈方正凝重之色，所授课程也必以程朱为依归。然而他能深入却不能浅出，加之年近耄耋口齿不清，年幼的同治帝对他讲的话很难产生兴趣，可碍于尊师之礼，却也不敢放肆。有时他讲得兴起竟至于涕泪潸出，小皇帝不知底里反被吓得手足无措。所幸的是，两宫皇太后对他这位帝师颇为崇敬和倚重，起初曾打算让他入掌中枢，他以授读难兼固辞，只答应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可不久仍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从此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一批被后人称之为洋务派的官员，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决心引进西学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推行自强新政。倭仁则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既不愿面对世界大势，又不愿承认中国落后，继续严守夷夏之防的藩篱和中学与西学的界限，进而成了洋务派的对立面，并被后人视之为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慈禧则极力玩弄权术，在两派之间搞制衡，借以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两派之间因此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和冲突。

同治四年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书参劾奕?，此举恰好迎合了慈禧蓄意削弱奕?权势的需要，慈禧趁机让倭仁和大学士周祖培共同审查此案。在事实尚未搞清楚时，慈禧又于三月初七日召见倭仁和周祖培，拿出一份由她亲笔书写的懿旨，斥责奕?“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决定革去奕?的一切差使，不让他再干预政事，并要求倭、周两人将她的手谕加以润色，再对外宣布。周祖培尚觉得慈禧此举太过分，委婉地请求加入“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字，倭仁则视此为打击奕?势力的大好机会，极力迎合慈禧的意向，认真地订正了手谕上的错别字，润色了文字。该份诏书交由内阁发表后，引起满朝震骇，上至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给事中、御史，交相上疏请求收回成命，唯有倭仁在廷议时坚持“懿旨圣明，恭王不可复用”，进一步推波助澜。最终，慈禧以众议难违，虽借机削去了奕?“议政王”的称号，但还是恢复了他首席军机大臣和管理总理衙门的职位。但是，奕?与倭仁之间的矛盾却更加激化，并很快在同文馆问题上再次爆发。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最初仅限于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学员为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同治五年十一月，奕?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西人担任教习，招收二十岁以上、能熟练掌握汉语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住馆学习，三年后考试优等者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近代科技人才，但却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上疏，认为天文算学只是不值一学的“机巧”，不应该让正途出身的士子去学习，更没有必要拜洋人为师。张盛藻人微言轻，他的意见被奕?等人轻易地否定了。倭仁便亲自出马，于第二年二月十五日递呈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专折，内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将近代自然科学与中国古代神秘诡谲的“术数”混为一谈，认为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敝的，进而认为即使要学技艺，以中国之大，何愁没有精其术者，又何必要“师事夷人”，更何必要让有正途出身的士子去“师事夷人”？他强调，“夷人”是中国的仇人，“师事夷人”即为“事仇”，这样做不但收不到自强的实效，而且将丧失人心，使正气不能伸张，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之后必将尽驱中国之众归于“夷人”，其罪恶莫大于此。

奏折上呈后，两宫皇太后指令交总理衙门评议。三月初三日，奕?领衔呈递复奏，对倭仁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强调船坚炮利只是西学之末，天文算学才是西学之本，当今之势，只有设馆学习西方技艺，兴办近代航运和机器制造等业，才能自强。指出如果倭仁认为此举窒碍难行，而别有良图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自当追随其后，悉心商办；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以为凭借这些就足以制敌之命，是令人无法相信的。进而又将了倭仁一军，提出内外臣工为搜求精通西方技艺的人才已有二十余年，却始终未能找到，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令人不胜欣幸，请求立即颁旨饬令倭仁酌保数员，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以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

清廷果真下旨，要求倭仁照此办理。到了此时，倭仁不得不承认：“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前面所议不过“以理度之”而已，恳求收回成命。三月二十一日，两宫太后发布谕旨，称：“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着随时留心，一俟谘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同时又给倭仁出了又一道难题，令其在总理衙门行走，即兼办对外交涉和其他洋务事业。倭仁接旨后忧心忡忡，被迫递上辞呈，承认自己“素性迂拘，洋务也不熟悉，在总理衙门行走，恐致贻误”。奕?仍不放过他，再次请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至关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着毋庸议。”倭仁无可奈何，请求向两宫太后面奏，可是当两宫太后召见他时，他除了哭诉以外，却无话可作申辩，不得不受命而出。三月二十九日，他从朝房散直回府，途中突然昏迷，经人救回府中后便一直昏厥不语。于是，清廷只得准其病假，但仍要求其病愈后再赴总署之任。

病愈销假后，两宫太后顾及其帝师身份，总算没有再给他难堪，让他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入值，同治十年又晋文华殿大学士。可是，倭仁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守旧立场。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派曾国藩前往查办，曾国藩明知“曲在洋人”，却屈服于法国等列强的压力，抱定“曲全邻好”的宗旨，以惩处中国官员和民众的方式了结此案。倭仁与曾国藩本为理学同道，平素私交也甚密，但他对于曾国藩上述做法却极为不满，认为“宜顺民心”而不宜一味媚外，并致书曾国藩，称曾此番作为既是“朋辈之羞”，又是“士林之耻”，愤怒地以绝交表示抗议。

同治十年六月，倭仁病殁于北京，终年六十七岁。

评：在晚清爱新觉罗家族中，奕?堪称最具才识的人。他以亲王辅政的身份扶佐孤儿寡母，维系内外，力挽危局，使濒临覆亡的清朝统治得以“中兴”，进而顺应时代潮流，倡导和主持了洋务运动。然而，也正是多才给他带来了多舛的命运，使他陷入了宫廷权力之争的漩涡而难以自拔。立储之争，他败给了资质平庸的奕，进而终咸丰一朝始终受到疑忌和排斥。辛酉政变，他为野心勃勃的慈禧争得了最高权位，却又先后三次被慈禧罢黜。最终，他的锐气被磨尽，爱新觉罗王朝的统治也奄奄一息了。倭仁作为奕?的对立面，是程朱理学在晚清也是在近代中国最后的代表，然而，空疏的封建礼义又岂是实用的近代技艺的对手？于是乎，封建主义的卫道士便成了中国社会前进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