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杨秀清　韦昌辉　石达开

杨秀清（1821—1856）　原名嗣龙，广西桂平人。他出身贫苦，五岁丧父，九岁丧母，靠伯父抚养成人，长大后继承祖业，以耕山烧炭为生。他长于深山，从小失学，文化不高，见世不广，但却喜交游，广结纳，很有人缘，有抱负，富权略，胆识过人。他不满现状也力图改变现状。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宣传拜上帝，两年后从古林社来到大冲村，在曾玉珍家设馆授教，因为曾的母亲是杨秀清的堂姐，杨也常来大冲村，两人因此相识。冯云山趁机对杨秀清说：“你以烧炭为业，实在没有出路，长此下去，只有苦一辈子，不如大家共谋大事，求一条出路。”并且进一步向杨秀清宣传拜上帝，鼓吹反官府，打动了杨秀清的心。他很快信了拜上帝，并且成了拜上帝的积极宣传者。在他的鼓动下，他的许多亲友也信了拜上帝，其中就有他的妹父萧朝贵。拜上帝的势力不断壮大后，很快与当地地主团练武装发生冲突。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紫荆山区的团练头目王作新以“阴结党羽，图谋作乱”罪将冯云山逮捕入狱，洪秀全为设法营救冯云山也仓忙返回广东。拜上帝的信徒失去了主心骨，有人退缩，有人动摇，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当地民间流行的“降僮”迷信，即假托鬼神降附人身的习俗，公开恫吓和煽动人们不要相信拜上帝。在这节骨眼上，杨秀清挺身而出，借用了同样的“降僮”方式，假托天父附体传言，安定了众人之心，进而扭转了困局。

据有关文献记载，冯云山被捕后，他成日苦思冥想，忽然有一天变得耳聋口哑，连续两个月不能言语，信徒们都认定是不祥之兆。可是到了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这天，他突然开了口，而且以天父的口吻谴责那些在信徒中搞分裂的不良分子，并且声称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国真主，来拯救世人，然而世人不但不知敬拜天父，反而背叛天父，天父本当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但出于仁慈之心，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毒，故特差东王下凡，以己之病代世人赎罪。大家听了这番话，都相信是天父下凡降在杨秀清的身上向信徒传言，进而重新找到了精神寄托，坚定了对拜上帝的信仰，杨秀清也从此在拜上帝的信徒中拥有了代上帝传言和赎病主的身份，成了他们的主心骨。此后，杨秀清又在信徒中到处募集款项去买通官府，营救冯云山。由于捐款者多为紫荆山区的烧炭工，因而这次筹款救冯的行动后来就被太平天国追叙为“科炭”功。冯云山出狱后，返回广东寻找洪秀全。九月初九日，杨秀清又与萧朝贵密谋，让萧朝贵以同样的方式假托天兄耶稣附身，取得了代天兄传言的权力。在这段时间里，杨秀清和萧朝贵就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方式，巩固了信徒们的信心和斗志，维系和发展了以拜上帝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民团体，也确立了他们自己在这个团体中的威信和地位。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洪秀全和冯云山重返紫荆山区，确认了杨秀清和萧朝贵代天父和天兄传言的做法，并将三月三日规定为“爷降节”，九月九日规定为“哥降节”，进而与杨、萧以及韦昌辉、石达开结拜为异姓兄弟，共奉上帝为天父，耶稣为长兄，洪秀全为次兄，杨秀清位居冯之后，萧、韦、石之前为四兄，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组成了反清起义的领导核心，并着手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的信徒赴金田村团营。为了防备不测，洪秀全和冯云山预先去平南县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秘密布置起义事宜，而将金田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由杨秀清负责。杨秀清等按照冯云山的设想，仿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依据男女分营的原则，将陆续到达金田入营的信徒编制成军，并严格加以训练。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金田村已会集了两万多拜上帝信徒。不久，清军侦悉洪秀全、冯云山行踪，派兵包围了花洲山人村，杨秀清接报后，及时派遣蒙得恩率精兵赶赴花洲，在平南思旺圩大败清军，将洪秀全等迎接到金田村。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在金田正式宣布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咸丰元年（1851）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为了确立洪秀全的领袖地位，杨秀清再一次假托天王附体，明确宣布天王“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随后，洪秀全建立了五军主将制度。由于杨秀清在太平天国起义准备阶段的突出贡献，在太平军将士中的实际影响，以及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洪秀全封他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位居萧、冯、韦、石诸主将之前。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宣布各军各营都要听从杨秀清的号令，确立了杨秀清在太平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的地位。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冯、韦、石分别为西、南、北、翼王，同时明确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使杨秀清正式成为继天王之后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攻打桂林受阻后撤围北上，连克兴安、全州，并继续进军湖南。一路上山道崎岖，行军艰难，又不时遇到清军的围追堵截，当四月二十五日进入湘西时，队伍仅剩五六千人。这时，一些人怀土重迁思想抬头，对于继续前进失去信心，要求从道州越都庞岭经灌阳重返广西。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再一次显示出超人的胆识和谋略，他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已如同骑上了虎背，容不得再有任何顾恋。为今日计，上策莫过于放弃两广，继续北上，然后沿江东下，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以直捣南京作为根本之图。在占据南京后，再分别遣将出征。这样，即使推翻不了清廷，也可以在黄河以南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为了激励将士们的斗志，号召各地民众响应太平天国起义，杨秀清和萧朝贵又先后联名发布了三篇著名的檄文，即《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经过一番工作后，太平军度过了危机，明确了战略目标和作战方略，起义队伍也迅速壮大。此后，太平军按照既定战略，出湖南，占武汉，顺江东下，势如破竹，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攻占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逐渐深居简出，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交由杨秀清统理。针对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天京的战场形势，杨秀清作出了三路作战主动出击的战略部署：以罗大纲率兵东出镇江，监视苏、松，警卫天京的东南门户；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等领两万精兵北伐，目标是直捣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北京；胡以晃、赖汉英统军西征，目标是占领安徽、江西的广大腹地，再攻打两湖，西袭巴蜀。其中北伐军遵照杨秀清“师行间道，疾取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的指示，一路迅速进军，一度进抵天津，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孤军深入，远程奔袭，很快陷入了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的困境，在北方坚持长达两年的艰苦斗争后惨遭失败。西征军先后攻取天京上游的战略要地安庆、九江、武昌，占领长江流域大片腹地，在进军湖南时遇到了曾国藩统率的湘军的顽强抵抗，先军败湘潭，复失守武汉。杨秀清再令石达开赴安庆主持西征全局，在湖口和九江两次重挫湘军，重占武汉，一举扭转了局面。咸丰六年初，杨秀清又部署了天京解围之役，从西线抽调精兵，先解镇江之围，复乘势渡江取扬州，摧毁清军江北大营，再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破清军江南大营。

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渐稳固，杨秀清的个人权势欲和享乐思想也不断滋长。进城后，他大兴土木修建了豪华的东王府。坐堂视事时，他总是头戴龙凤冠，身穿黄龙袍，脚登绣龙鞋，座后女官侍立，有部将奏事，必先三跪呼然后方可起身。外出巡视时，排场十分惊人，总要鼓乐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采鸟兽数十对和用丝绸做成的长约数十丈的五色龙开道，千余人随行，并规定如有将士回避不及，得跪于道旁，如仍对面行走，则斩首不留。位尊权重后，他也越来越显得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居功自傲，不知自忌。咸丰四年秋冬间，北王韦昌辉的部属张子朋激变水营，杨秀清迁怒于韦昌辉，将韦打了几百板，直到站不起来。燕王秦日纲的马夫看到杨秀清的同庚叔后没有起来迎候，这位同庚叔仗恃杨秀清的威势，将马夫抽打了两百鞭，再交给石达开的岳父、负责天国法庭事务的卫国侯黄玉崑，要他加重处罚。黄玉崑劝慰说既经鞭打，可不必再加杖了，这位同庚叔仍不罢休，向杨秀清诉说后，杨秀清不问缘由便蛮横地要翼王石达开捕办黄玉崑。黄玉崑以及秦日纲、陈承镕获悉后愤而辞职，杨秀清大发雷霆，亲自下令将秦、陈、黄三人锁拿，交韦昌辉分别杖一百、二百、三百，并将该马夫五马分尸。黄玉崑被打后愤而投水自尽，获救后又被革去侯爵，降为伍卒。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在杨秀清的积威之下，虽表面顺从，内心却早已深怀积怨。

更为过分的是，杨秀清连洪秀全也不放在眼里了。咸丰三年十一月，杨秀清借口洪秀全放松对幼主的教育并随意杖责侍从女官，假托天父附身，当众挫辱洪秀全，还要杖四十大板。韦昌辉等在旁跪求开恩赦宥，并表示愿代受杖罚，杨仍不允。直到洪秀全伏地等候杖责时，杨才将其赦免。咸丰六年七月中旬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杨秀清自以为大敌已除，一统江山已经稳固，进一步威逼洪秀全将他从九千岁封为万岁。一天，他假托天父下凡，将洪秀全召至东王府，说：“你与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被迫答：“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杨又进逼：“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只得回答：“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杨这才满意地说：“我回天矣！”洪秀全受此逼迫，急忙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等带兵回京勤王。韦昌辉接到密诏后，率先带领三千精锐从江西前线返回天京，于八月初四日凌晨包围东王府，杀死杨秀清。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太平军中流行起“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回转故乡去，仍旧做长工”的歌谣，既表现了对太平天国前途的失望，又反映了杨秀清的存亡与太平天国兴衰的密切联系。

韦昌辉（1824—1856）　原名志正，又名正，广西桂平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家中有地百余亩，年收租万余斤，衣食丰足，但由于他的先人是从广东迁居桂平金田村，而且并非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因而在当地仍不时受到土著势力的排斥和欺压。他的父亲为了改变有钱无势的状况，从小就培养他读书，一心指望他日后能博个功名，跻身权势者的行列。他长大后曾两次参加县试，但都未能中榜，不得已用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门前挂出“登仕郎”匾额，借以炫耀乡里。按照清代规定，登仕郎属于正九品文官阶，而监生只是生员，不算正式官员，因而不能悬挂此匾。同村秀才梁嘉于是唆使大湟江巡检王基，以僣妄之罪将他逮捕，敲诈了几百两银子后才将他放出。韦昌辉遭受这一耻辱后，执意要报仇雪恨。

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冯云山因在紫荆山区宣传拜上帝被当地官府押解回籍，路经金田村时借宿韦昌辉家，在冯云山的劝说下，他接受了拜上帝的信仰，加入了反对官府的斗争行列。道光二十九年夏，洪秀全和冯云山重返紫荆山，以结拜异姓兄弟的办法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组成反清斗争的领导核心，并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韦昌辉自筹经费，在自己家中建了十二座铁炉，白天打制农具，夜间铸造兵器，以供起义时使用。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号召各地拜上帝的信徒赴金田村集中，韦昌辉和杨秀清一道坐镇金田，具体主持团营事务，他的家则成了谋划和指挥团营的总机关。十一月二十四日平南“迎主之战”后，洪秀全、冯云山来到金田，也住进了他家。十二月初一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誓师起义，他毁家纾难，率全家男女老幼一百多人同时加入了太平军。由于他在金田起义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清廷文献中一度误将他视为起义军的首领。

咸丰元年（1851）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自称天王，并建立了五军主将制度，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位居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封首义功臣为王，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在太平天国前期主要领导人中，韦昌辉论军事谋略不及杨秀清和冯云山，论领军作战不及萧朝贵和石达开，因而在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向江南进军途中，他较多地负责“典粮饷”即全军粮饷辎重的筹措和供应工作，以及太平天国内部的日常事务工作，如处理周锡能反叛事件等。他也经常亲临战阵，指挥过一些战斗，据清方文献记载还负过三次伤，尤其是在冯云山、萧朝贵相继牺牲后，他作为仅次于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领导人，更多地参与了重大军事决策，并直接担负了指挥部队攻城略地的重任。

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天国攻克南京，随即改称天京，定为首都。入京后洪秀全即深居简出，将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统交杨秀清主理，而由韦昌辉和石达开协助。韦、石两人，石达开侧重于军务，经常在外统军作战，韦昌辉则侧重于政务，更多地留在天京“协理天事”，即协助杨秀清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当时，社会秩序还很混乱，清政府派出的奸细以及对太平天国怀有敌意的人想方设法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韦昌辉协助杨秀清在负责天京城守时通过严查密访，先后镇压了混入太平军内部充任机业总制的吴伟堂，以及隐藏在北典舆馆里以教书为掩护的张继庚等人内外勾结准备发动的叛乱，查获了朱大妹私藏红粉密谋毒害天王等阴谋暗杀活动，保障了首都的安全和稳定。

在办理外交事务时，韦昌辉也贯彻了太平天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咸丰三年三月二十日，英国公使文翰偕同翻译密迪乐等乘坐神使号兵舰来到天京，这是西方列强与太平天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韦昌辉和石达开接见了密迪乐。当了解到英国人也信奉“天父上帝”、并且也有“十款天条”时，韦昌辉兴奋地说：“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并且表示：“我们今后不但可以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当英国方面表示愿意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交战期间保持中立，同时又要挟如果太平军对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将采取如同十年前发动鸦片战争一样的手段时，韦昌辉严正地指出：“你们如果帮助满人就大错特错了，况且即使有你们相助，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他作对！”当谈到文翰准备登岸访问天京，希望天王或东王接见时，韦昌辉说：“天王是上帝的次子，是天下的君主，不仅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一番令英国人摸不着头脑的解释，迫使文翰放弃了访问天京的计划。

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步稳定，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也开始突出。杨秀清自从以军师身份主持朝政后，恃功自傲，骄横跋扈，甚至假借天父名义当众挫辱洪秀全，韦昌辉等虽与杨秀清同列王位，也只能唯东王之命是从。当时规定，凡部属有要事上达，均先呈报北王和翼王，称作“禀报”，他们认为可行再转报东王，称作“禀奏”，东王认可后即可施行。韦昌辉个性阴忍残刻而且老于世故，在杨秀清的积威之下，他表面上对杨秀清十分恭敬，奉命唯谨。每当东王驾到，他都亲自上前扶轿迎候，在讨论事务时他从不多言，而且说不上几句话就跪谢道：“如果不是四兄（指杨秀清）教导，小弟肚肠嫩（即才识短浅），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韦昌辉的部下张子朋奉命出师湘潭，因与水营争船责打了水营士兵，差点酿成兵变，杨秀清知道后马上赶到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韦昌辉部下一名裨将替他打抱不平，他却公开表示东王对他的罪责并无不公，并下令杀了这个裨将以向杨秀清谢罪。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小老婆的哥哥争夺一处宅院，杨秀清听说后大发雷霆，发狠要杀掉韦的哥哥，并将人交给韦昌辉去议罪，韦昌辉竟然提出将其兄五马分尸，并且说如不这样做将不足以儆众。然而，在背地里韦昌辉对于杨秀清却心怀积怨，并且窥测时机，随时准备报复杨秀清并取而代之。杨秀清对他也加意防范，几次准备派他赴前线统兵作战，又担心他拥兵自重而改换他人。

咸丰六年七月中旬，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于无奈之中，一面答应封杨秀清为万岁，一面秘密派人同时宣召韦昌辉、石达开以及顶天侯秦日纲等回京勤王。（另一种说法是，韦昌辉和石达开听说此事后，私下商定刺杀杨秀清以清君侧。）时韦昌辉因上游武昌军情紧迫，已被杨秀清派赴江西主持军务。接到密诏后，他立即从江西前线领军三千，昼夜兼程，于八月初四日深夜赶回天京，与秦日纲会合后，迅速分派所部占领和封锁所有通往东王府的要道，并严密包围东王府。临近拂晓时，韦昌辉带领亲兵闯入东王府，杀死杨秀清以及府内杨的所有亲属和部众。这时，天京城内杨秀清的势力仍然很大，洪秀全在杨秀清被杀后已下令赦免所有杨的余党，韦昌辉为了防止东王的势力东山再起，与秦日纲再次定计，假借天王旨意，宣布因为自己在攻进东王府时滥杀无辜，须接受杖刑四百的惩罚，召集东王属下前往天王府前观看行刑。等到东王的部属来到天主府时，他早已伏下重兵，将东王余部全都杀绝。此后，天京城内的屠杀先后使太平军将士两万余人送命。

时石达开正在湖北前线督师，获悉韦昌辉回京后滥杀无辜的消息，立即赶赴天京，当面斥责韦昌辉不该肆行乱杀。韦昌辉不以为然，并准备趁机除掉石达开。石达开接到密报后连夜缒城出逃。韦昌辉派秦日纲率大军追捕未及，遂将石达开全家老少一并杀死。石达开逃至安庆后领精兵四万回京靖难，并先行派人进京要求天王下诏诛杀韦昌辉以正国法。十月下旬，韦昌辉在天京被杀。

石达开（1831—1863）　小名亚德，字子祥，广西贵县人。他的祖上从广东移居广西，世代务农。父亲石昌辉，小时曾替人家放牛做工，后来自己置办起田产牲畜，家境逐渐富裕。石达开未满十岁时父亲就去世。不久母亲也病故，他不得不中断学业，独立操持家务，长大后以耕种为业，兼做一些小本生意。

道光晚年，洪秀全、冯云山来广西宣传拜上帝。石达开读了洪秀全的书后，很快成了拜上帝的信徒，并在家乡积极宣传拜上帝，使他所在的龙山地区成了拜上帝的早期基地之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洪秀全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拜为异姓兄弟，共奉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形成拜上帝的领导核心，在六人中，石达开年龄最小。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石达开在家乡竖旗誓师，传令集众，率领三千余人取道桂平来到金田。团营期间，他负责太平军的军事训练，并兼理财政，多有所建树。金田起义后，他率领所部作为前锋转战于武宣、象州、桂平、平南等地，在象州独鳌山以及茶地移营、大旺分军、进军大黎、攻占永安诸役中屡建奇功。咸丰元年（1851）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随后建立五军主将制度，任命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石达开被封为翼王，寓“羽翼天朝”之意，时年仅二十岁。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在永安突围北上。有记载称，在进入湖南后，石达开曾提出过“先行入川，再图四扰”的建议，未被接受。其后，太平军执行杨秀清提出的“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攻长沙，破岳州、汉阳、武昌，然后沿江而下，连克黄州、九江、安庆、铜陵、芜湖诸城，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攻占南京。一路上，石达开始终担任前锋部队的统帅，先后历经大小数百战，未曾受到大的挫折，清军称他为“石敢当”，听到他的名字便争先躲避。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石达开与韦昌辉留京共同协助杨秀清管理天国军政事务，并负责全军的司法与后勤工作。时太平天国在占领区颁行“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的命令，推广金田团营时即已实行的圣库制度，在各地尤其是安徽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人对此感到不满，拒绝执行。咸丰三年八月，石达开奉命出巡安庆。在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民间的实际情况后，他一面发布安民告示，号召民众不要轻易迁徙，并一改以往对所破州县未尝设官据守的做法，逐级设立乡官，建立起地方政权；一面果断地停止执行粮食钱财概归圣库的命令，改为实施“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的办法，让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同时采取措施抑制豪强，赈恤贫弱，在水陆要地设立关卡，征收赋税。到该年冬天石达开回天京复命时，安徽地区已出现了“军用裕而百姓安”的良好局面。安庆改制得到了杨秀清的赞同。咸丰四年夏秋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上奏天王，提出在江西、安徽等地推广石达开在安庆的做法，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

咸丰四年春，太平天国西征军在进军湖南时遇到了曾国藩统帅的湘军的顽强抵抗，首败于湘潭，复败于武昌，再败于田家镇，西线形势顿时吃紧。同年十月，石达开受命赴前线主持西征军务。当石达开率军进抵湖口时，湘军水师已越过九江来犯。石达开率部将登高观察敌情，看见敌军以快蟹、长龙大船居中指挥，舢板轻舟往来作战，船制严整，船上都配备了西洋铁炮。各将领看了都有些害怕，石达开却很快找到了敌军的薄弱环节，这就是敌军虽然船坚炮利，但那些快蟹、长龙船制笨重，难以移动，必须有舢板轻舟卫护才能发挥作用，加之湘军自出长沙后连续征战已显疲倦，又连续获胜很容易骄傲轻敌，如果能够诱敌深入，先切断大船和舢板间的联系，再采取火攻，就不难制服。于是，他亲率一军驻守湖口，另以两军分驻九江和小池口，与湘军正面相持却不与其战，夜晚则出动小股部队袭扰敌军，使其彻夜戒备，心烦气躁。相持了一个多月后，石达开见敌军锐气已失，求战心切，突然主动撤出湖口守军。敌军果然中计，一百二十余号轻舟急不可待地驶入鄱阳湖中，而笨重的大船仍留在外江。石达开见敌落入圈套，突然挥师堵住湖口水卡，将湘军水师拦腰切成内湖和外江两段，然后乘夜派小划火攻敌船，取得湖口大捷。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复以轻舟百余号分别从九江、小池口进入大江，用火弹、喷筒猛攻湘军水师，毁敌大船十余号，再群集围攻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慌乱中弃船逃跑，羞愧得要投水自尽。湖口、九江两役打得曾国藩苦心经营引以为豪的湘军水师溃不成军，一举扭转了太平军自湘潭战后连续败退的局面。此后，石达开乘胜领军西进，于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重新克复武昌，控制了天京上游。

曾国藩在湖口受挫后，不遗余力地纠集兵力进行反扑，以胡林翼督队攻武昌，塔齐布率部扰九江，自己则坐镇南昌策应。八月，武昌告急，石达开奉命再次率师赴援。在分析了战场形势后石达开认为，曾国藩倾其全力反攻武昌、九江，其南昌大本营实已空虚，与其在武昌和九江与湘军正面决战，不如乘其不备奔袭江西，这样不但武昌、九江之敌将不战自退，而且一旦江西得手，就可以西通湖南，东连闽浙，南接广东，北界苏皖，将东南各省联为一气。于是，他命令武昌守军固守待援，自己则领军从湖北通城入攻江西，以破竹之势连克新昌、瑞州、临江、吉安、漳树等重镇，很快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进而包围省城南昌。困守南昌的曾国藩果然如石达开所料，先撤九江围军回救，再撤武昌东路围军回援江西。就在此时，石达开接到了回京攻打江南大营的命令，不得不留下黄玉崑主持江西军务，自率三万精锐赶赴天京。咸丰六年五月，石达开协同韦昌辉、秦日纲诸部，一举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六月中旬，石达开再次奉命督师西上，主持湖北军务。

就在石达开到达武昌后不久，天京变乱发生了。石达开闻讯后轻骑简从，昼夜兼程，赶回天京。从洪秀全处了解到事变真相后，他当面责怪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韦昌辉却认为石达开“党于杨”，将不利于己，于是准备加害石达开。石达开在危急之中连夜缒城出走。韦昌辉则下令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亲属全部杀光，并派秦日纲率重兵追击石达开。石达开逃至安庆后，从武昌前线调集四万将士，于十月初八日自安庆渡江东讨韦昌辉，并上书天王请诛韦昌辉以正国法。当进至宁国府时，洪秀全在天京军民全力协助下已诛杀韦昌辉，并将首级送至宁国府，请石达开领军入京。

十一月一日，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合朝文武的拥戴，同举他提理政务，并欲推为“义王”，洪秀全也加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但他谦辞不受“义王”称号。此后，他及时调整了太平天国的战略部署，分派各部在东线坚守句容、溧水，西线坚守九江以下的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北线则在皖鄂边境适时发动攻势，很快稳定了战场形势。可是，洪秀全在经历了杨韦变乱后，对外姓疑忌日重，加封其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他们主持军政。安、福二王自身既昏庸无能，又忌恨石达开有才干得人心，使得石达开很难和他们共处。这时又传出安、福二王欲加害石达开的风声。石达开的亲信张遂谋劝他“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朝列”，“请旨上帝，南面称制”，即取天王而代之，但他不愿意这样做。经过反复思量后，石达开于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率领卫队离京出走。

咸丰七年八月十八日，石达开率领二十多万太平军将士自安庆经建德进入江西，转战于闽浙赣之间。其间，洪秀全在太平军将士的劝谏下，曾削去安、福二王王号并铸“义王”军牌派人送至石达开军中，希望他能率部重返天京，为他所拒绝。咸丰九年春节过后，石达开分兵两路从江西进军湖南、广东，四月底抵达湘西宝庆府，拟从这里间道进入四川，因受阻于清湖南巡抚骆秉章部，被迫南返广西。九月十五日，石达开率部攻占庆远府城，该城地处桂北要冲，东可出桂林，南可下柳州，北可入川、黔，西可去百色及云南，石达开改城名为龙兴，改旧府署为翼王府，试图在这里建立起政权。然而，此时的广西在太平军远去天京后反清斗争已陷入低潮，当地的地主官绅厚集团练，坚壁清野，不时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并很快使太平军的粮草供应陷入困境。而当初随石达开出走的许多江浙和两淮籍战士，在屡遭挫折后也日益萌发了不满和思归情绪，并不时发生哗变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不得不于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放弃庆远城，继续流动作战。两个月后，彭大顺、朱衣点、童容海等六十七名将领集体反旆，率领二十万太平军脱离石达开，踏上回归天京之路。在屡受挫折、众叛亲离的沉重打击下，石达开被迫率领亲信部属返回家乡贵县，一度想隐居山林，但清廷正到处悬赏缉拿他，又使他欲罢不能。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石达开复聚众数万从贵县北上，出广西，入两湖，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二日自湖北利川进入四川，沿途招兵买马，到达涪州时队伍又达二十余万。因受阻于清军无法继续前进，石达开游移作战于鄂、黔、滇、川边境。同治二年春，石达开再次部署分兵三路进军四川，可是当他亲率主力从云南昭通抢渡金沙江，于三月二十五日抵达四川宁远府时，赖裕新一路中途已兵败越巂厅中州坎，李复猷一路由贵州绕入四川边境时遇阻也中途折回。石达开率部继续北上，于三月二十七日进抵紫打地（今安顺场）时，受阻于大渡河，复陷入清军重围。石达开组织将士三次抢渡大渡河，都劳而无功，血战二十余日，也未能突出重围。在进退维谷之际，石达开写信给清四川总督络秉章，表示愿意“舍命以全三军”，即以牺牲自己来保全部下。四月二十七日，石达开带着五岁幼子石定忠赴洗马姑自投清营，被解至成都后，于五月初十日遇难。

评：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杨秀清号令五军，驾驭全局；韦昌辉毁家纾难，举族从征；石达开才华出众，勇冠全军：他们为创建太平天国，立下的岂止是汗马功劳？可是在打下江山坐了王位后，却很快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悲剧，不但招致杀身之祸，也使好不容易打下的半壁江山几乎毁于一旦。用个人素质去解释，归罪于杨秀清的骄横跋扈，韦昌辉的阴柔奸险；或是从阶级出身上去剖析，归因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似乎都不无道理。然而，除此之外，是否还可以总结出一些更深层次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