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清朝文化

清代学术，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大抵述而无作”。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史学、文字学及大型丛书编纂上。

经学：清统治者尊崇儒学，经学得到提倡，康熙帝颁布的《圣训》和雍正帝颁布的《圣谕广训》，都是用儒学伦理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因而一批“御纂”和“钦定”的注经释义著作连续刊印出版。顺治时期有御注《孝经》，康熙时期有《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书经》、《春秋》“传说汇纂”。雍正时期有《孝经集注》，乾隆时期有御纂《周易述义》、《周官义疏》、《春秋直解》等。清代经学有宋学与汉学之分，是古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延续。清代统治者更尊宋代程朱理学，科举考试《四书》、《五经》命题，士子解答则以朱熹的注释作为准则，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所以一批官僚成为鼓吹程朱道统的理学家，如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被誉为“理学名臣”，很受器重。

清代前期学术的主流是汉学的兴起及其成就。所谓汉学，就是用汉代学者考据训诂之学来注疏儒家经典，主张“通经致用”，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故也称朴学。阎若璩、胡渭等是早期用训诂考据方法治经有所创获的学者。至乾、嘉时期，惠栋、戴震等继承和发展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分吴、皖二派）。汉学为整理古籍、辨别真伪和辑佚古书等做出了贡献，但也造成了一种为考据而考据，脱离现实不问政事的学风。嘉、道时期清朝趋向衰落，一些嗅觉灵敏的有识之士，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以挽封建社会的颓势。沉默已久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为革新政治创造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龚自珍、庄存与、刘逢禄等人。他们以西汉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鼻祖，同乾嘉学派形成对立的营垒。

史学：康熙年间官修《明史》，设“明史馆”集史家之大成。除了官修史书之外，清初的一些抗清学者纂辑明史以寄故国之思，形成了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代表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乾嘉学派对历代史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和严肃的评论，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对二十二部卷帙浩繁的史籍作了细密的考证，校订很多传写和刊刻中的讹伪，驳正了不少注释者的舛错。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对史籍中的纪传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评论与商榷。清廷修《大清一统志》，盛世修志，各地出现了修方志的热潮。章学诚著《立志三书议》，解决了方志的体例、内容等重大问题，并提出把地方志归属于史书的观点，奠定了修方志的理论基础。

文字学：亦称“小学”，涵及训诂学、音韵学。清代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超过历代。康熙年间由张玉书奉诏编纂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每字溯源流，例音切，是文字学的重要工具书。顾炎武是清代文字学的奠基人，所著《音韵五书》在文字学研究中有重要价值。文字学研究中成果最卓著的要推段玉裁，他所著《说文解字注》把清代文字学研究推向最高峰。《说文解字注》在我国文字学中的地位超过东汉许慎原著《说文解字》，当代和后世学者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语言文字学大师王国维赞扬此著是“千古卓识，二千年来治《说文》者，未能言此明白晓畅如是者也”。《说文解字注》收字9300余个，每字“悉有佐证，不同臆说，详稽博辨”，运用训诂方法和音韵知识，对汉字研究功力殊深，贡献很大，是后人阅读古文献和研究古文字最为重要的工具书。

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编纂的最大一部丛书，它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典籍，在学术文化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教育：清代最高学府是国子监，还兼有全国教育管理的职能。初隶属于礼部，后由本监自理，设管理监事大臣一人，祭酒满、汉各一人，掌教育常务。下属有司业、监丞、博士、典籍、典簿、助教等官员。学生称监生，主要是统治者的子弟，监生学业满期后，多数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亦有部分以积分法或历事法直接授予官职。

各省以提督学政掌全省教育，地方设府、州、县学，各学校教官：府称教授，州称学正，县称教谕，基本上是各学一人，又以训导数人为助手。未入学的学生称童生，经过童生试入各级学校，学生叫生员（诸生），岁、科两考前列一等者得廪生名义，成为资历较深的生员。再经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三年两考即岁考、科考）准予参加本省乡试。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都是清政府直接管理的学校，府州县学生员考选入国子监肄业的为贡生，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等不同名目。此外在京师还设旗学、宗学、觉罗学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肄业以后可按“恩荫制度”进入高级官僚行列。在地方还有社学、义学是集资兴办的学校为平民百姓子弟入学。书院是承继唐、宋以来的地方高等学府，以讲学、考课、著书为主，兼及藏书，祠祀。掌管书院的院长称师长、山长，多为品学兼优，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清代著名的书院有：京师的金台、直隶的莲池、山西的晋阳、江苏的钟山、紫阳、湖南的岳麓、奉天的沈阳、广东的粤秀等。地方学校的教育内容与考试均以科举制度为中心进行，府、州、县生员的岁考、科考都由省学政主持，轮流到各地举行，试题、考试程序都与乡试、会试接轨。天子重英豪，朝廷对各级学校的生员予以种种优惠，但对他们的行为也有严格的要求。顺治九年（1652）颁布于各地学宫的《卧碑文》竖立在“明伦堂”左边，对生员的优惠与要求有明文规定，碑文曰：“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诸生皆以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

文学艺术：清朝前期呈现封建社会的最后繁荣，政治经济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强大，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吴伟业、钱谦益、陈维崧、朱彝尊、沈德潜、纳兰性德等人是清代著名的诗词名流。清代文学领域成就最显著的是小说与剧本的创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作品在思想与艺术方面都是具有高度的成就，像一颗颗灿烂的明星闪耀在我国的文坛。

戏曲：《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昆曲，主要在江南流行，后来也逐渐流传到北方。乾隆中期秦腔表现艺术家魏长生赴京演出，“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为京城官民所欢迎，秦腔从此流入北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祝贺皇太后八十寿辰，四大徽班陆续进京演出，这样秦腔（二黄）、昆曲与徽班的艺术融合成为京剧，再流行到全国各地，成为最大的剧种。

绘画：清代绘画繁荣兴旺，人才辈出，流派众多。清朝皇帝喜爱绘画，大力提倡。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下诏编纂了《佩文斋书画谱》、《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编）等中国绘画名著。清代画坛虽流派众多，但最有成就的主要有三派：一是“正统”派，代表人物是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格和吴历。他们的作品主要摹仿古人，创新不多。二是“四僧”，即弘仁、髡残、道济、八大山人，其中有的是明朝宗室，有的是明朝遗老。他们的绘画风格有的画面沉郁苍凉，画题含蓄，有的奥境奇辟，林壑幽深，笔墨高古，引人入胜，反映了国亡家破的伤感心情和超脱的自我安慰。三是“扬州八怪”，即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罗聘，是一些仕途坎坷和隐居不仕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并不都是扬州籍人，但都长期生活在扬州，形成了共同的绘画风格，然他们又是盛世之世的不得志者，因而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艺术上也不为成法所束缚，努力表现新内容，探索新技巧。“扬州八怪”中以郑燮（板桥）成就最卓著。

清代的民间绘画也很有成就，主要是版画和年画。版画如萧尺木的《太平山水图》、《离骚图》，王概的《芥子园画传》，焦秉贞的《耕织图》，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李笠翁的《十种曲》插图，改琦的《红楼梦图咏》等优秀作品，表现了清代版画的成熟水平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年画如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的潍县、河南的朱仙镇，这些地区的年画题材广泛，反映现实生活，摹绘历史故事，线条明快，色彩艳丽，深得民间的喜爱。

科技：清朝多民族国家版图辽阔，经济繁荣加之西洋传教士纷至沓来，西学东渐，促进了科技发展的新水平。

天文历法：顺治二年颁行西洋人汤若望制订的《时宪历》是一部应用西洋法数，保留旧历结构的历法，其天文计算法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宇宙理论基础之上，在计算方法采用了欧洲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进了经纬度、球面三角学、蒙气差、时差等新观念。这些新理论与新方法标志着欧洲古典天文学的精华已被我国所吸收。这是我国最早接触近代科学的一个领域，对天文学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活动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代表人物是王锡阐（1628—1682），著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等书。

康熙皇帝还命西洋人南怀仁用欧洲的先进方法和度量衡制督造天文仪器，制成了“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等新式仪器装备北京观象台。在耶稣会士的参与下，钦正监编纂了《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重要的天文书籍，清朝前期，从历法、仪器设备到天文理论，整个天文学登上了新的高峰。

数学：西算传入我国使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同西洋数学结合起来，把数学科学推向新的水平。康熙时期编成的《数理精蕴》就是这种结合的成果，这种结合还造就了一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他们是梅文鼎、明安图、梅瑴成、王元启、董佐诚、项名达等人。大约有五百人写出了一千多部数学著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地图测绘：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和采用经纬度的测量方法，拓展了中国地图测绘学的新天地。康熙帝命中西学者往全国各地进行实地测量，经十年之久，掌握了大量实测数据，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绘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绘制方法采用西方先进的梯形投影法，比例是1∶140万，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经过实地测量而绘制的第一幅详细的高水平的地图。科学家李约瑟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乾隆年间，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修订增补，绘制了更加完备详细的《乾隆内府舆图》。

建筑技术：清朝前期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清廷和民间的地主富商大兴土木，因而宫殿、园林和寺庙的建筑盛极于世，在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北京皇宫屡次增修扩建，重重殿阁，层层楼台，千门万户，雄伟壮丽，形成庞大的建筑群。北京近郊的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前身）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结晶，尤其是圆明园这座占地面积达五千二百亩的皇家园林，体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承德避暑山庄的营造，反映出我国多民族建筑风格的结合，显示出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也表现出清代前期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历史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