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傅恒　于敏中

傅　恒（？—1770）　姓富察氏，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是乾隆帝孝贤纯皇后的弟弟。乾隆五年（1740）入宫为皇帝身边的侍卫，后历升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乾隆十年（1745）受命在军机处行走。

乾隆十三年（1748）授傅恒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还充任皇帝经筵讲官。这年三月傅恒的姐姐孝贤纯皇后随乾隆帝南巡，回程行至山东德州突然病死，由傅恒护灵柩回京主持丧礼。当时讷亲率师征讨大金川叛乱久战未胜，九月乾隆帝命傅恒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授保和殿大学士，发京师及各行省满、汉兵三万五千人，拨户部库银及各行省库银四百万两供军储，另拨皇宫内务府库银十万两，以备犒赏慰劳将士之用。十一月大军出师，乾隆帝亲自祭堂子告天地，还派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送傅恒率领的清军到良乡。看来乾隆皇帝对于平定大金川叛乱下了最大的决心。

傅恒等清军将领率领三万余大军浩浩荡荡奉旨出征，道经陕西入四川，沿途驿政失修，马匹不济，行程艰难，尤其是出成都经天赦山大雪封路，车骑不能行。然而，傅恒与士卒一起步行七十里，师行迅速，纪律严明，士气振奋。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十二月大军到达军事要塞卡撤，与叛军隔山相望，交战在即。傅恒把行军到达前线的情形急向乾隆帝上疏奏禀报。乾隆帝披览了来自前线的疏奏以后，非常高兴，立刻发上谕，予以嘉奖。谕曰：“大学士傅恒自奉命出师以来，公忠体国，纪律严明，途中冲风冒寒，咨询军机常彻夜不眠。今日披览来奏，具见心坚金石，可从优议叙，特命加太子太保衔。”

乾隆十四年正月，傅恒上疏奏向乾隆帝报告作战部署，他说：“臣至军，考察用兵始末，初，张广泗兵宿留不前坐失事机，贼军得以尽据险要，增设石碉严阵以备。讷亲初至，一切军事委张广泗进行，张广泗又为奸人所愚，专主攻碉，先后死伤数千人隐匿不报。臣认为贼碉锐立，高于佛塔，建筑甚捷，数日可成，随缺随补，贼众心甚固。得一碉我军伤亡数十百人，得不偿失。臣拟待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精锐，旁探小道，逾碉勿攻，绕出其后。我兵自捷径深入，守者不严备，我军从后杀入碉内，必不攻而碉克。另从党坝险处派兵夹攻，两道并进，直捣巢穴，取其贼魁，当可在四月间奏上捷报。”乾隆帝接到傅恒关于战略部署的疏奏，认为金川非大敌，劳师二年，诛大臣、失良将，非常痛惜。因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纯皇后之弟，故用孝宪皇太后谕命的名义，召傅恒班师，欲停止继续平叛。傅恒的回奏是：“金川事一误，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巨，何颜返命？”

傅恒与岳钟琪仍按既定的部署，决策深入，果然大收其效，捷报频传，叛乱贼魁莎罗奔已再无兵力顽抗清军的攻击，只得乞降求饶。傅恒令他自缚至军营，莎罗奔等先至岳钟琪军门乞求免死，岳钟琪执莎罗奔父子，傅恒接受叛军的投降。莎罗奔等焚香发誓六条，表示乞降诚心：一、不再侵犯比邻苗寨；二、归还所侵地盘；三、向朝廷供役与别的土司同；四、逮捉抵抗清军的其他头目；五、归还所掠人民马匹；六、缴纳军械枪炮。此外，莎罗奔贡献佛像一尊，白金万两，犒劳清军，大金川事平。傅恒凯旋班师回朝。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傅恒大军抵达北京，乾隆命皇长子及裕亲王等于郊外迎接，并在太和殿受贺，赐傅恒团龙补服，建宗祠祀祖先，赐府宅于东安门内，表彰傅恒为“中朝第一宣力大臣”。

乾隆十九年（1754），蒙古族准噶尔部发生内乱，诸部纷纷内附投奔清朝。乾隆帝认为这是消除西北边陲叛乱势力的大好机会，因此召集文武大臣咨询他们的意见。众臣中赞成出兵者很少，多数人沉默不言，因为大金川用兵费力大，死伤重，朝廷元气尚未恢复，若再向西北用兵，取胜的可能性极小，故诸臣都不轻易言战。唯傅恒竭力赞成乾隆帝雄图远见，认为失战机而后患莫及。傅恒主战与皇上心思合拍，况且傅恒有实际指挥战争的经验，而他素来谨慎判断，决不是奉迎阿谀之辈，因而傅恒赞成主战，增强了朝廷取胜的信心。乾隆帝下了很大的决心，毅然发兵北征。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以尚书班第为定北将军，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分两路出师征讨准噶尔部。西路、北路兵各二万五千人，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乌里雅苏台，相约于博罗塔拉河会师，同进伊犁。准噶尔部内乱，各部自以为阵，皆成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清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克伊犁，俘掳头目达瓦齐汗，自清初至今，西北之患最终解除，边疆得到巩固。乾隆帝为了表彰功臣，特画像于紫光阁，列傅恒为首。

乾隆三十三年（1768），将军明瑞征缅甸败北，乾隆帝授傅恒为经略，督师前线。次年二月，乾隆帝发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人，由傅恒率师出征。四月，傅恒率大军顺戛鸠江而进，八月渡戛鸠江以后，清军未曾与缅军接战，行军二千里而未动干戈，缅甸气候炎热多传染病，士兵及马匹患疾者与日俱增，至金沙江两岸遇缅兵交战，缅兵据垒抵抗，清军未能获胜。

清军不习气候多染瘴病，到十一月，水陆军三万多人仅一万三千人尚能作战，副将阿里衮患瘴病死于军中，傅恒也抱病指挥作战。乾隆帝召傅恒还京，军事由副将阿桂负责。此时缅甸酋长懵驳遣头人向傅恒乞降。傅恒疏奏朝廷说：“用兵之初，众臣以为难胜，而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乾隆帝便命傅恒罢兵还京。

乾隆三十四年（1799）二月，傅恒奉旨罢兵班师，三月乾隆帝亲自到天津迎接归来的清军将士，并宥“傅恒方病，不忍治罪”。七月傅恒病卒，赐谥号曰“文忠”。

傅恒入值军机处二十三年，每日侍奉乾隆帝左右，他谨慎处事，深得乾隆帝眷宠，倚为重臣，死时年不过五十。乾隆帝十分痛惜，特谕众大臣曰：“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才识超伦，公忠体国……今闻溘逝，深为震悼，似此鞠躬尽瘁，允宜入祀贤良祠。”

于敏中（1714—1780）　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1738）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于敏中颇有文才，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入值懋勤殿，累迁侍讲，主持山西乡试，督山东、浙江学政。乾隆十五年（1750）入值上书房，后升为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又调户部，管钱法堂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命于敏中为军机大臣。他下笔敏捷，草拟谕旨很能表达皇帝的意图。乾隆三十年（1765）擢升为户部尚书，这年他的儿子于齐贤乡试未中，乾隆帝下诏说：“于敏中久在内廷行走，他仅一子已成壮年，加恩依照尚书品级予以荫生，入国子监就读。”给以破例优惠，乾隆三十六年（1771）授于敏中为协办大学士。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晋升于敏中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如故。当时乾隆帝下诏征集天下遗书孤本，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书局搜辑《永乐大典》中的古书，乾隆帝裁定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经、史、子、集《四库全书》，命于敏中为总纂官主持这一大工程，同时命他充任国史馆、“三通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总裁。于敏中还多次主持会试，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成为一身兼多职的清朝高级词臣。

于敏中长期为军机大臣，身居朝廷中枢，令内外臣望尘莫及。然而，于敏中其人心术不正，他交疆吏，通内监，屡收贿赂。乾隆三十九年（1774），内监高云从漏泄皇帝朱批道府的记载，下廷臣惩治。在审讯中高云从供出于敏中曾向他探询过皇帝朱批内容，高云从购买田地发生诉讼也请求于敏中嘱托当地府尹蒋赐棨帮助，相互徇私。事发后于敏中只好在乾隆帝面前引罪自省。皇上下诏责斥说：“内廷诸臣与内监交往，一旦涉及私托应当及时据实奏报。朕刚才还嘉扬其持正，于敏中侍朕左右多年，岂尚不知朕朱批有什么瞒着的？于敏中每日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听消息？自四川用兵以来，于敏中承旨草签有劳。大功告竣，朕欲如张廷玉例，领以世职。今于敏中有此事发生，他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这教训难道还不能使他自感愧悔吗？免其治罪，严加议处。”经部议革职，乾隆帝下诏“从宽留任”。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金川叛乱平息，乾隆帝又下诏嘉奖他的劳勋，原谅他的过失，仍列为功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的恩惠，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敏中患喘病逝世，终年六十六岁，谥号曰“文襄”，赐入贤良祠祭祀。

于敏中去世以后，乾隆五十一年东窗事发，一件件贪财受贿案被揭露。有一件是苏松粮道章攀桂曾以公款为于敏中营造花园，事情败露后章攀桂革职，于敏中已死不再追究了。另一件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浙江巡抚王亶望在任甘肃藩司期间侵吞监生捐纳所交的赈灾粮，揭露后被斩。事先舒赫德曾奏请停止捐纳监生，而于敏中在乾隆帝面前力言甘肃省捐监应开，经揭露于敏中曾受王亶望巨资贿赂，所以力言开甘肃捐监。乾隆帝为此案非常生怒，下诏说：若“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乾隆六十年（1795），国史馆进呈《敏中列传》，乾隆帝下诏：“于敏中身负重任，不自检束，既向内监交接，又与外省官吏联络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所世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钻职者戒。”这就是贪财官僚贻祸子孙的一个不光彩的结论。

评：傅恒虽为皇亲国戚，又是乾隆帝重臣亲信，建功赫然，但他从不自傲自负，而在朝勤谨效力，挥师出征与士卒同甘共苦，遇皇恩总推辞再三，傅恒是满洲贵族中的一员忠臣良将。

于敏中身在军机处，又主持撰修《四库》，可谓位极人臣，但他心术不正，交通小人，接受贿赂，一旦败露，身败名裂，与傅恒恰成一强烈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