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清朝经济

田制：清代田制有农奴制、佃仆制、租佃制、雇佣制等多种形式并存。北方满族王公贵族的旗地（庄田）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壮丁和投充户是封建农奴，无人身自由。南方某些地区也存在农奴制残余，如湖北有“世仆”，江西有“以佃为仆”，皖南有“伴当世仆”。

全国范围租佃制较为普遍。租佃制有分成租制、定额租制、押租制等形式。分成制是地主和农民按一定比例分取农产品，因为农田的丰歉与地租多少有直接联系，地主通常向佃户提供农具、耕牛、种子以至部分生活资料。所以地主对农田耕作干涉较多，农民除按成缴租外还要向地主承担一定的劳役，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较强。定额地租是地主向农民收取固定数量的地租，农田荒熟，产量丰歉与地主关系不大，因而农民生产相对的有一定的自主性，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也较淡漠。然而，无论分成租制还是定额租制，租率都是很高的，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地少劳力多和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押租制也很盛行。地主为了防止农民抗租，或者为了取得货币投向工商业，因而事先向农民收取押租钱。押租制的出现，使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只要地主不偿还押租钱，农民便获得永佃权和转佃权，这就是土地的“一业二主”，所有权通常称为田底或田骨或大田；使用权称田面或田皮或小田，在清代至民国使用权成为一种法权，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在许多地区的清代档案中，保存着因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纠纷的诉讼案记录。押租制在一些地区盛行表明货币经济的活跃，土地产权的逐渐变化，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都可转让买卖。

清代田制，除了农奴制、租佃制、押租制外，存在着雇佣制。雇佣制有长工、短工之分，他们都是农村的赤贫者，其政治、经济地位略高于农奴。

赋役制度：入关之初，清廷废明末“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苛政，田赋（役）以“万历中册为准”，以明万历中期册籍所载的地亩、丁役、赋额、役额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顺治十四年（1657）颁行清朝第一部《赋役全书》，仍以“万历中册为准”，田赋、丁役均折银征收，为了保证清政府的粮食消费，还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称漕粮，以米、麦、豆、草根据所产不同而定，所以赋役也叫“钱粮”。丁役十六岁起丁，六十岁除丁名。《赋役全书》所载全国各直省府州县的田亩、田赋、丁役数额，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官府）一存学宫”。另立《鱼鳞图册》记田亩，立《黄册》记户口。为了防止地方官员额外私派，又印“易知由单”载明本县每亩、每丁应征数额，在征收前一月发给花户（纳税户）作为依据。

由于户口、土地的变化，康熙二十六年（1687）颁布了修改后的《赋役全书》名曰《简明赋役全书》，停发“易知由单”，代之以“三联票”，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给纳户，“凡征收钱粮及豆麦等项，俱如数登填”。康熙五十一年（1712）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田亩数为准，此年全国丁数为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人；田地数为六亿九千三百零三万四千四百三十四亩。康熙五十年以后达到成丁年岁者永不加赋，把丁税固定下来，册籍五年编审一次，六十岁除丁，十六岁添丁。雍正初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把一省的丁役银摊入田亩一并征收，丁役银总额分摊到每亩的田赋中，其分摊率各省有差。这项政策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才在全国基本实行。

农业：清朝统治者继承历朝以农立国的思想，很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总结前人农业生产经验，编纂劝农书籍。康熙年间汪灏等奉命编撰《广群芳谱》一百卷，是一部植物学的巨著；乾隆初年鄂尔泰等奉命从旧文献中搜辑有关农业资料，编成《授时通考》七十八卷；张履祥在清初著《补农书》。这些农业科技著作，对清代农业发展影响很大。清朝前期，社会渐趋稳定，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经济政策，大力提倡开垦荒地，因而人丁与耕地面积同步增长，农业经济空前繁荣。耕地面积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地，清朝前期可耕土地不断增加，顺治末年为五亿五千万亩，康熙中期增加到六亿亩，雍正初年为七亿二千万亩，乾隆中期七亿八千万亩，乾隆末年达到九亿多亩。人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主力，此间也得到很快的增长，顺治末年一千九百万丁，康熙中期二千零三十四万丁，雍正末年二千七百三十五万五千丁。乾隆以前清政府只需掌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丁数，乾隆六年开始改变统计办法，对全国人口男女老幼全面统计，至乾隆六十年人口数猛增至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口。

清政府大力提倡开垦地，把垦荒成绩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一个内容。督、抚、布、按，在一年内垦至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至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垦而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清朝前期垦田地亩逐年增加，顺治十八年（1661）为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五百七十六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六百零七万八千四百三十顷，雍正二年（1724）为七百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七顷，乾隆十八年（1753）七百三十五万二千二百十八顷，嘉庆十七年（1812）七百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五顷。

农业生产的发展反映在农具品种繁多，耕作技术精益求精。农具有犁、耙、、锹、铲、镈、耨、锄、搭、田荡等，各有各的用途。南方以水稻耕种为主，耕作极为讲究，“三耘”、“三荡”，深耕细作，灌溉河渠阡陌纵横形成网络，根据不同作物，施以不同成分的肥料。北方农业生产，根据环境改进“区田法”以提高产量。由于农具的更新和耕作技术的改进，所以产量也随之增加。水稻单产一般都达二、三石，江南一带还大面积地推行双季稻；北方“区田一亩，足食五口”。同时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在日益增长着，主要品种有：棉花、蚕丝、桑麻、甘蔗、果品、烟草等。同时形成地区生产的分工，湖广、四川为全国重要产粮区，其中相当部分粮食是商品粮，运往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产区，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浙江、苏南以产蚕丝、棉花为主；河南、河北许多地区以产棉花为主，两广以产蔗糖、烟草为主，云贵盛产果品、烟草著称，这样全国农村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互相依赖，互补优势。

手工业：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康熙中期，社会局势日渐稳定，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进步，织缎业的织机构造相当复杂、精细，南京所产“织缎之机名目百余，其精密细致，为海内所取资”。棉纺织业的新式纺纱机“一手三纱，以足（脚）运轮，人劳而工敏”，织布机过去使用的“腰机”逐渐被淘汰，代之以先进的新式织机，青浦县黄渡徐氏制造的布机“坚致而利于用，价亦稍昂”。其次是分工更加细密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棉纺织业分为轧花、纺纱、织布及染、踹等工序。制瓷业分工更细，按产品类别在各窑户之间进行分工，每个窑户只生产某种瓷器。在生产过程中也分工合作，分陶泥工、拉坯工、印坯工、旋坯工、画坯工、舂灰工、合泑工、满掇工、烧窑工、开窑工等。手工业工场作坊数量和规模也有新的扩大，苏州“城北户口习积，专其职者不啻万家”；南京“缎机以三万计”；杭州丝织业“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苏州的踹坊，“在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三百四十余人”，设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客匠各数十人不等。云南铜矿，工人数大者以万计，小者以千计，广东佛山铁厂，“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

手工业的进步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有所增长，大的工场作坊，“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明显的是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产品基本上是流向市场的商品。就是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纺纱、织布也以包买商为纽带与城镇的染坊、踹坊、商号联系起来，卷入商品经济市场。

商业和城市：清朝前期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商业和城市也就繁荣起来，扬州、苏州、江宁（南京）、杭州、广州、汉口、北京等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是盐业城市和南北运河的枢纽，“四方豪商大贾，鳞比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声势显赫的盐商“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金钱珠宝视为泥沙”。苏州是丝绸业生产的著名城市，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控三江、跨五湖，阊门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店商招牌，灿若云锦，各地商品总汇，琳琅满目，一派繁荣景象。南京是著名织缎业中心，工场不下数千家，有“江绸贡缎甲天下”之称。丝织业的繁荣，带来了其他行业的兴旺，如绸缎包装业、漂染业、织机业以及挑花、拽花、边线等行业都十分先进。南京的纸扇、印书坊也远近驰名。居民八万余户，四五十万人口。其街道“五坊杂处，街市宽阔，巷道四通八达，每到夜晚一更二更，街市灯火不断，正买卖吃食之时”，夜市也很热闹。“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六七百座，茶社有千余处”（《儒林外史》），已具大城市的格局。北京是清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方商业贸易的著名城市，最繁华的是宣武、正阳、崇文三门外，富商大贾，拥有成千累万的资本，在三门外经营工商业。大栅栏一带店铺林立，市招飘扬，小商摊贩蜂攒蚁聚，酒楼茶肆鳞次栉比，是远近购物、玩耍的热闹去处。

农村市场是沟通城市与农村的桥梁。清代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以及为城市提供商品的需要，出现了许多闻名的市、镇，形成了中间商设站收购农产品转运货物的集散市场。如浙江的乌青镇、苏州府的平望镇、松江府的南翔镇、青浦县的朱家角镇、广东的佛山镇、潮州府的渡头庵墟。市多行商，镇多坐商，大小规模的行商、坐商，早市夜市庙会，编织成清代农村商品流通的网络，起到了城市商品经济的补充作用，也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肥土沃野。

金融：钱庄是清代前期金融业的主要方面，多设于城市，北方叫“银号”。有独资或合伙开设，经营手工业者和商店存放款银业务，资本充足的钱庄也经营信贷业务，资本少的钱庄只从事兑换业务。钱庄是早期银行的雏形，也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金融业在农村也有表现，主要是高利贷者的活跃和典当业的发展。高利贷是古老的资本形态，在农村很普遍，江苏松江府“富者出本，贫者出利”，“其息甚昂，有一石偿二石者”，“借银十两，给八、九两”。农民为度青黄不接之困，只好向高利贷者借粮借钱“岁岁皆然”。浙江“民间放银勒谷，利倍于本”。广东高利贷者“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多至加倍”，农民一年收获“仅足供偿债之需”。当铺是一种以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贷形式，早在唐代已经存在，主要在商业密集的城市，而到清代当铺逐渐深入农村市镇。乾隆年间典当遍及全国城市和农村，“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湖南典当业也很发达，息率非常高，抵押物品逾期不准取赎，立即变价发卖。两广农民“耕作之际，家中所有，靡不在质库之中”，秋后庄稼收成时逐件以重息赎回。高利贷和典当业在农村的活跃，使部分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