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冯桂芬　王韬　郑观应　容闳

冯桂芬（1809—1874）　字林一，号景亭，出生于江苏吴县一户地主家庭，祖籍江苏常州。他的父亲冯智懋，官至翰林院编修。冯桂芬自幼饱读《四书》、《五经》等典籍。道光十二年（1832），林则徐抵苏州任江苏巡抚，冯桂芬常去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聆听林则徐讲学，深受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林则徐也很器重他，常加指点。以后，他又相继作两江总督陶澍、裕谦的幕僚，并和姚莹、陈庆镛等名士交往，关心时政，切磋学问，眼界大为开阔。林则徐奉命赴广州主持查禁鸦片，后来被流放新疆，这期间冯桂芬与林则徐一直书信往来。道光二十年，冯桂芬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三年任顺天府试同考官，次年任广西乡试正考官。咸丰六年（1856），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充任京官期间，冯桂芬目睹官场的腐败，笔端曾有针砭，遭人忌恨，不得不于咸丰九年称病辞官返回故里。

次年太平军进兵苏南，冯桂芬带着家人避居上海。在沪期间，曾力主借洋兵“助剿”。在他的多方活动下，同治元年（1862）江浙官绅在上海成立了“中外会防局”，联络列强共同对付太平军。他还参与了鼓动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赶赴上海增援的游说，并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帮办军务两年，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划策。

冯桂芬向来关注社会现实，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当时积弊甚重的钱漕、盐政、河渠、刑法等问题。避居上海期间，冯桂芬有机会亲身接触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很受触动，更倾向通过实行改革，剔除弊政，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咸丰十一年，他完成并刊行了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全书共四十篇，基于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的思考，他提出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改革建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以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先声，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引为先导，影响很大。

冯桂芬的改革建议，触及内政的很多方面。有清以来，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清代的漕运，大体沿用明代旧制，实行官办与河运。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弊端。尤其是嘉、道以后，封建统治中衰，官场日益腐败，漕运弊端愈演愈烈，以致当时吏治积弊，有南漕北赈之说。针对这种状况，冯桂芬主张停止漕运，代之以“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由民间商人负责京城的粮食供应，让那些素来仰食漕粮者改由持币买粮。他认为当时国内的粮食市场能够满足漕运停止后京城的粮食需求，并强调若再辅以一些鼓励商人贩运粮食减免税项等优惠措施，这项改革必能成功。据此，他明确提出了“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的思想，要求废止漕运，裁汰“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这项提议虽未得允行，但它所显示的敢于触及时弊的勇气和所推出的改革方案，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清代漕运弊端，除了表现在输运环节上外，还表现为漕粮征收时负担严重不均。冯桂芬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南地区，既是当时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又是明清以来公认的重赋区。咸丰、同治年间的连年战火，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面对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残破局面，冯桂芬认为再要在该地区科以原先的赋额，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并有激发新的农民反抗的危险。因此他一再条陈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建议推行苏南减赋和整顿漕弊，被曾、李采纳。同治二年，曾国藩与李鸿章会奏请旨核减苏南地区粮额，得到清廷允准。自同治四年起，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额由原先的二百零二万余石减至一百四十八万余石，核减率约百分之二十七。在减赋的同时，清廷又宣布整顿漕弊，使各级官吏及土豪劣绅有所收敛，漕粮负担严重不均的状况有所改变，自耕农和一些中小地主有所受益，这有助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在战后的逐步恢复。

以后，冯桂芬远离官场，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讲学授徒。继《校邠庐抗议》后，他又撰有《显志堂稿》、《显志堂诗文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矢算术细草图解》、《新算西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恒星表》、《丈田绘图章程》、《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等，并先后在金陵惜阴书院、上海敬业书院、苏州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等处讲学，指导后生。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冯桂芬病逝家中，时年六十六岁。

王　韬（1828—1897）　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生于江苏省苏州城外新阳县甫里村（今江苏吴县甪直）。父亲王昌桂中过秀才，以塾师为业，在乡里有些名望，但家境清贫。王韬十八岁时考中秀才，以后屡试不第，对功名仕途兴趣大减，不愿再入考场。道光三十年（1850），王韬到上海谋生，受雇于英国伦敦会教士麦都思主办的墨海书馆，前后达十三年。在这期间，太平军席卷江南，王韬曾多次上书官府献策，都未被采纳。咸丰十一年（1861）他回故乡探亲，据说曾以“苏福省儒士黄畹”（太平天国讳“王”为“黄”）的署名上书太平天国，主张与西人和好，力争长江上游，停攻或缓攻上海。同治元年（1862），这份禀帖在上海附近的王家寺被清军查获，清廷遂以“通贼”罪下令缉拿王韬。是年秋，在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的帮助下，王韬乘轮船逃往香港避居。

在上海的十多年间，由于长期在传教士主办的印书局任职，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王韬于咸丰四年接受了教会的洗礼，成为上海地区较早的基督教徒之一。在墨海书馆，王韬与麦都思等合作翻译了后来流行很广的《圣经》新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麦都思等传教士大体上是讲解《圣经》原文，汉文的笔译、润色，主要是由王韬等中国人承担。王韬的遣词用字，达意顺畅，深得传教士的赞赏。这本新译的《圣经》共有一百余万字，在不到十年间就再版了十一次，影响很大。

遭通缉被迫仓促避居香港，对王韬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他内心深感愤懑，改名为韬，字子潜（紫铨），号仲弢，别署天南遯叟，韬、潜、弢、遯，都有晦藏高蹈的含义。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除了短期访问英、法、日等国，余下时间他都留居香港。亲身接触西方近代文化和社会，冷眼旁观国内政局，王韬主张改革的思想日趋成熟。

在港期间，王韬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把儒家经典《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译成英文，此举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品，有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沟通。同治六年，王韬应理雅各的邀请离开香港去英国访问，先后途经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苏伊士运河、开罗、马赛、巴黎，抵达伦敦。此行主要是帮助理雅各继续译介中国古籍，也为他提供了一次实地考察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和游览名胜古迹的机会，他大大开阔了眼界。旅居英国的二年多时间，他在译书之余，抽空游历了伦敦、牛津、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等很多城市，参观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军械馆、蜡像馆、圣保罗大教堂等，并去牛津大学作了演讲，颇得英国学者的好评。

王韬旅英期间的最大收获，是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发达的自然科学技术，了解了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对西方文化和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应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介绍给国人。回到香港后，他于同治十二年创办了《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该报的述论，大多由王韬撰写，内容多是有关改革、图强的主张，要求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强调除了学习坚船利炮，还必须重视内政的改革，建议设立议院，推行民治，在近代中国较早地明确创言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他还提出了治民、治兵、兴利、除弊、储材、取士等具体的改革措施，力主维新变法。

他还决定继魏源、徐继畬编纂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之后，参照西方的著述，广泛收集材料，重新编写一本世界历史地理书，取名《四漠补乘》，总共一百二十卷。该书详今略古，对于十九世纪以来各国的政治、民情、和战、结盟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对中外间的交涉亦有很多记载。另外他还有叙述犹太国（以色列）五千年兴衰史的《西古史》四卷，对于犹太国“疆域之沿革，世代之迁移，邦国之分合，学术之源流”，一一作了介绍。可惜这些著作都没有刊行问世，只能从他自订的《弢园著述总目》中知其大概。

王韬的史地著作，以他在七十年代初编纂、后又几次修订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最为知名。前者从法国上古一直写到近代，除政治以外，还包括财政、通商、邮政、交通、兵制、军备、预算、国债、工商业、宗教、灾异、学术、学校、新闻、佚事、博览会、殖民史和中法关系等各个方面，堪称一部法国通史或百科辞典。而《普法战纪》则是一部欧洲当代专史，详细记述了普法两国战前战后的政治状况，对战争的过程和相关的风云人物、风土人情都有生动的描写，包括记载了巴黎公社起义。王韬撰写这些书的目的，是想从中得出一些中国可引以为鉴的教训，以图振兴。

光绪五年（1879），王韬应日本友人之邀前去日本访问，相遇了不少新朋故友，撰有《扶桑日记》三卷。这次访日，也使王韬对明治以来日本的维新事业有了直接的了解，他把日本视为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

光绪十年，王韬得到李鸿章的默许，在时隔二十二年后终得重返上海定居，直至去世。在这期间，他仍关心时局，撰写主张变法图强的文章，交《万国公报》发表。同时他还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的教育事业。光绪十一年受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的聘请，他出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该校的宗旨是认识西学，启发新知。王韬主持校务后，制订了一套合乎近代教育制度的课程设置，先是向学生讲授英语，待稍有基础后，再分别传授科学、机器、天文、测绘、制造、建筑、电气、化学等科目，“务期有益于时，有用于世，为国家预储人材，以备将来驱策”。在王韬的努力下，格致书院培养了一批研讨西学、主张维新的知识分子，一些人成为日后戊戌维新运动的骨干。

王韬晚年身体衰弱，光绪二十三年秋在上海病逝，终年七十岁。王韬著述甚多，其政论主要收录于《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

郑观应（1842—1922）　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父亲是乡间塾师。郑观应十七岁考秀才未中，听从父亲之命，放弃举业，改而习商，来到上海，住在为英商新德洋行充当买办的叔父家，帮忙干杂活，同时跟他学习英语。第二年（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不久便负责丝楼和轮船揽载业务，一直到同治七年（1868）宝顺停闭时止。他在宝顺十年，除工作之余，在英国人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夜班读英语，自己还兼营商业。离开宝顺后，曾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以后与人接办这家茶栈，约在同治十年左右停业。此外，他还附股英商公正轮船公司，并被推为董事。同治十二年英商太古洋行设立轮船公司，郑观应应邀入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公司总理，兼管账房和栈房等，实际上是总买办。他积极为太古开拓业务，并且在长江各口和沿海口岸开设揽载行，配合太古的航运经营。

郑观应受到太古行东重用，领取太古的买办年薪七千两以上，以及大量的佣金和分红，加上自营商业的收入，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已是一个拥有巨资并且富于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大商人。光绪四年（1878）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伊始，他由李鸿章札委为襄办，次年因与揽办织布局的彭汝琮无法合作，向李请求去职。光绪六年春，织布局由翰林院编修戴恒、道员龚寿图等接办，郑观应认股五万两，由李鸿章札委为会办，不久升为商总办。除了织布局，郑观应自八十年代开始，还投资了不少近代工矿企业，如与人集股开采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辽宁锦州的矿产等，与唐廷枢等共同集资十三万两，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他本人投资三千两，开始向民族资本家转化。光绪七年，郑观应由李鸿章札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次年春，他同太古合同期满，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脱离太古，接受李鸿章札委，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从此完全结束了他的买办生涯。

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分局和轮船招商局，郑观应施展他的经营近代企业的才干，使这些企业业务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在织布局，他抓住了用人、筹款和立法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在招商局，他拟订了有关引用人才、扩大业务、降低成本、加强竞争力的“救弊大纲”十六条；在电报局，他协助盛宣怀同丹麦大北公司进行艰巨的谈判，争回上海至吴淞旱线和厦门海滩线路，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于光绪九年十二月由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到广东前线会办湘军营务，前往越南半岛了解敌情，以后又去南洋各地考察。回国后往返于广州、香港，曾因他推荐的继任买办的账务问题，在香港被拘留。事后，从光绪十一年起，郑观应在澳门家居大约五年，集中精力将从前在光绪六年刊行的《易言》扩充改写，撰就著名的《盛世危言》。该书鼓吹设立议院，改革政治，学习西法，发展工商业，同外国资本实行“商战”，提出追求中国富强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盛世危言》是集中反映郑观应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在宣传变法方面曾有过深远的影响，后来又多次改编，以各种不同的版本方式刊行。

光绪十七年初，家居多年的郑观应向盛宣怀请求差事。在盛的建议下，李鸿章札委他为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主持分局购地建厂、修筑码头和栈房等事。次年秋，他重入已离开九年的招商局，就任帮办。十月从广东到达上海，入局视事，他向盛宣怀和李鸿章提出关于整顿招商局的条陈。他巡察长江各口分局，写成《长江日记》，分析招商局竞争不抵怡和和太古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郑观应正在积极经营轮船招商局，他上呈条陈，提出战、守、备三策，主张积极抵抗，反对屈膝乞和。战争结束后，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推荐他担任总办。在汉阳铁厂，他特别致力于从降低焦炭价格、培养与聘用技术人员和开拓销售市场三个方面，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光绪二十三年夏，他离开汉阳铁厂，仍专任轮船招商局的职务。

在二十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中，粤汉铁路从美商合兴公司赎回后，郑观应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由绅商推举为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不过他只答应任期一年，不领薪水，不管财务。由于企业内部矛盾和袁世凯北洋势力插手，有人指责他将一条商办铁路办成官督商办铁路，他不久便萌生退志，次年任期一满，就卸职离开广州到了澳门。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去世，袁世凯解职回籍，盛宣怀极力谋划从袁的手中重新取得在招商局的权力，他请郑观应来上海，同上北京争取商办，反对清政府将招商局收归国有。三月郑观应一到上海，就草拟了实施商办的“献议五条”。招商局不久得到邮传部电令设立董事会，盛宣怀在股东大会上被推为董事会主席，郑观应被推为董事。他第三次入招商局，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四十六条，并且去北京办理商办注册的事，招商局终于恢复商办。盛宣怀为此写信赞许郑观应道：“阁下热心公益，为本局第一救星。”盛出任邮传部尚书后，郑观应于宣统三年（1911）三月被札委为招商局会办，分工负责监察。他到长江各口分局视察，提出了改善经营、增强同外国航运资本竞争力的意见。

郑观应主张在经济上发展工商业，保护民间资本，同外国展开“商战”，在政治上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有一次康有为问他：“政治能即变否？”他回答说：“事速则不达，于大局有损无益。”他虽然主张维新，赞同变法，但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做法过激。光绪二十六年他在上海参加中国国会，当选为首席干事，以后又参加上海预备立宪公会。辛亥革命后，他和盛宣怀极力反对袁世凯政府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企图，对袁后来称帝复辟更是深恶痛绝。1913年他在招商局新董事会选举中继续当选，并且负责各分局的稽查工作。以后于1919和1921年两度当选为董事。他始终关心招商局的发展，但是年事渐高，而且多病，已无法多过问局事。1922年5月，郑观应在上海招商公学病逝，次年移葬澳门。郑观应既是一个企业家，更是一个思想家，生前著作除《盛世危言》及其《后编》外，还有《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容　闳（1828—1912）　名光照，字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属珠海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七岁入澳门一所教会小学，读圣经，学英文。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美国传教士布朗的帮助下，他进入马礼逊学校。道光二十七年由布朗带到美国，就读于麻省孟松中学，毕业后，于道光三十年考入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咸丰四年（1854）毕业。他是中国接受美国高等教育、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个人。二十二年后，耶鲁大学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容闳在美国生活八年，耳濡目染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对于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十分赞佩。他眷念祖国，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咸丰四年九月，容闳乘船归国，于次年正月抵达香港，先后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文书、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咸丰六年秋，容闳来到上海，在江海关当翻译，对海关华籍与外籍员工待遇不平等和英国人践踏中国海关主权感到愤慨，只有四个月便坚持辞职。英商宝顺洋行打算聘用他为日本长崎分行买办，他认为买办不过是奴隶的首领，严词拒绝，宝顺洋行改派他去长江中下游一带收购丝茶。他目睹战乱后农村萧条，灾民遍野，没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救国计划，内心烦闷。

咸丰十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容闳从上海进入苏南太平军占领区，来到天京，受到干王洪仁玕的热情接待。他向洪仁玕提出加强军队、设立军事学校、改善政府、创立银行、颁定学校教育制度和设立实业学校等七条建议，其中心思想在于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是他很快认定太平军没有创建新中国的能力和实施他的建议的条件，便婉言谢绝太平天国给他“义”爵的封号和黄缎、钤印，离开了太平天国。

容闳于是想从经商入手，凭借自己雄厚的资力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实现他的教育计划。经过他的好友、宝顺洋行副买办曾寄圃的掇合，宝顺洋行同意同他合作经营茶叶，结果获利不多。次年，他在九江独自经营，情况也未见好转。他于是想通过同政府权要人物结交，实现他的救国理想。

这时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正在安庆筹划建立新式兵工厂。容闳由曾的幕僚张斯贵推荐，于同治二年（1863）秋从九江乘船去安庆谒见曾国藩。他向曾建议中国要建立机器厂，应先建立能够制造各种机器的“母厂”，然后由母厂建立许多“子厂”，而不要先去建立只生产单一产品的“子厂”。他由曾国藩派往美国采购机器，并被授予五品军功。容闳在美国购买机器一百几十部，同治四年春装运上海，它们成为同年创设的中国第一家近代大型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容闳本人回国后得到曾国藩的嘉奖，奏请授他江苏候补同知。他在江苏巡抚衙门当译员，因而与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结为知交。同治六年，曾国藩到江南视察，容闳又向他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

容闳认为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的设立，是他的教育计划“小试其锋，略著成效”。他在丁日昌鼓励下，写了一份包括组织轮船公司、选派青年出国留学、开采矿产和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等四项内容的条陈，准备托丁日昌请当时支持洋务运动的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祥转奏，不巧文祥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条陈未成。

同治九年曾国藩奉调天津处理教案，容闳作为翻译随行。他请求同来的丁日昌向曾国藩推荐他的教育计划。根据他的建议，次年七月，曾国藩会同李鸿章、丁日昌联衔奏请派遣幼童留美，得到清廷批准，这是中国由政府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创始。容闳为此异常兴奋，连夜不寐，认为这件事“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按照曾国藩等的建议，自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政府每年派青少年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去美国留学，十五年后每年回国三十名。清政府任命刑部主事陈兰彬为学生监督，容闳为副监督。留美的青少年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向往西方文明，对封建礼教日益反感，有的甚至剪去发辫，或加入基督教。容闳同情并且支持他们。正监督陈兰彬和陈的继任吴嘉善等向清政府报告这些学生离经叛道，见异思迁，容闳纵容他们，不加管束，请求将他们召回。这时美国国内出现排华逆流，光绪七年（1881）夏，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分三批撤回。容闳于光绪元年起任驻美副使，此时也已期满，应召回国，他的教育计划终告夭折。次年他因在美国的妻子病危，匆忙去美国，三年后妻子去世。事业受到挫折，家庭又发生变故，容闳感到十分痛苦，他说：“从1880年至1886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容闳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向张提出购置铁甲舰和举借外债两条建议。张之洞回电邀他回国。光绪二十一年初夏，他到达上海，这时战争已经结束。他去南京向张之洞建议聘请西人作为外交、财政、海军和陆军的顾问，并且派中国学生跟随他们学习。张之洞没有接纳他的建议，仅派他担任江南交涉员。不到三月，容闳便辞职回到上海闲居。

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容闳向清政府先后提出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全国铁路的条陈。前者得到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赞赏，但是却受到当时正在筹设中国通商银行的盛宣怀的破坏，容闳的计划成为泡影。后者很久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容闳便改而提出商民集股修筑一条天津至镇江铁路的具体方案。在戊戌变法高潮中，该方案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但是受到当时正专注于芦汉铁路的张之洞和盛宣怀、刘坤一等反对。德国也以它独享山东铁路的修筑权为理由，不许该路经过山东境内。容闳的努力终于再度落空。

容闳对于戊戌维新运动寄予极大的热情。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来往密切，积极参加各种集会。他在北京的住处几乎成为维新人士会议的场所。变法失败后，他亡命出京，避居上海租界，光绪二十五年迁到香港。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侵占京、津，他曾经致电张之洞，怂恿张自组政府，与八国议和。他对于张之洞、刘坤一策划东南互保和唐才常组织自立军，都予以积极支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唐才常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他被推举为正会长。自立军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容闳被张之洞指名通缉，再次出亡，先到香港，后来移居美国。

容闳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他十分振奋，写信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提醒革命党人，“一点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在推翻清朝政权之后，“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写信恳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这时容闳已经老病侵乘，卧床不起，只好叫他的儿子回国帮助孙中山。同年4月，容闳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寓所去世，终年八十四岁，遗体和他的妻子克洛合葬在哈城公墓。容闳生前著有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中译本作《西学东渐记》。

评：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容闳，都可称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较之同时代人，他们较早地认识到要学习西方并实行政治改革。但受专制制度长期禁锢的人们，一时还不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更多的是把改良的希望寄予统治者身上，结果自然落空。冯桂芬、王韬他们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