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载漪　袁昶　聂士成

载　漪（1856—1922）　爱新觉罗氏，清朝皇室。他的父亲奕为道光帝第五子，比咸丰帝仅晚出生六天。据传，奕长相粗拙，言行浮躁，做事荒唐，为道光帝所厌弃。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道光帝因其三弟绵恺死后无嗣，下令将奕过继给绵恺，袭封惇郡王，咸丰年间晋亲王。

载漪为奕次子，史称其“少不读书，刚愎自用”，染有浓厚的纨绔子弟的习性。咸丰十年（1860）被过继给瑞亲王奕为嗣，袭封贝勒。由于他的生父奕在辛酉政变中“有隐德于太后”，即暗中帮过慈禧的忙，他本人在娶了慈禧的内侄女为妻后又善于利用裙带关系趋承钻营，因而很快获得慈禧的欢心。光绪十五年（1889）加郡王衔。十九年授御前大臣。二十年进封郡王，因谕旨误将“瑞”写作“端”，故称端郡王。戊戌年间，载漪因与其兄弟载濂、载澜曾“告密于太后”，进一步受到慈禧信赖，掌管了虎神营。

慈禧重新垂帘听政后，蓄意废黜光绪帝，遂置清廷不立太子的“祖训”于不顾，以光绪无子为由，密谋嗣立皇储。载漪趁机利用其福晋深受慈禧宠眷的有利条件，频繁活动，施加影响，促使慈禧最终选择了他的次子溥为“大阿哥”，亦即皇位继承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清廷以光绪帝名义正式发布上谕：“溥继承穆宗毅皇帝（即同治帝）为子”，“以为将来大统之畀”。这就是所谓“己亥建储”。为了获得列强的支持，载漪等在上谕颁发后特意让李鸿章运动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不料各国公使不但不愿捧场，而且公然表示：“这是贵国自己的事情，我们固然不便干预，但唯有以后不承认中国有新皇帝而已！”这时又发生了以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领衔的三千余绅商联名上书反对立储的事件，清廷下令捕拿经元善，经元善却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这些事情使得载漪对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恼怒万分，并急切地要加以报复。

此时，恰逢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载漪对于义和团本无了解，据称他的一个教读山东某孝廉是义和团民，载漪偶然与其谈起西方公使无理之事时，该孝廉趁机宣传，曹州府拳民素以“扶清灭洋”为志，并且法术高强，能以法御枪，载漪马上令其召来拳民面试，果然刀枪不入，遂信以为真。此后，以主张“助拳灭洋”著称的卸任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在载漪面前也极力称道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遂认定可以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对抗列强，实现废黜光绪帝、扶立溥的目标。从此，他不但与义和团有了直接接触，让他所统率的虎神营练习义和拳术，而且极力说服慈禧以及其他人也接受“抚拳灭洋”的主张。在他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对义和团运动的主抚派集团，其中包括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庄亲王载勋，同治帝的丈人、户部尚书崇绮，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以及他的弟弟、辅国公载澜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顽固、愚昧和妄自尊大、盲目排外，而在废立问题上又有着共同的利益。

以载漪为中心的主抚派对义和团的上述态度，客观上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减少了障碍。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迅速从山东发展到京津地区。三月，北京城内出现了第一个义和团的坛口。五月初，义和团数万人进占涿州城，焚毁了丰台车站，并在北京城内发布了“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的告白。五月初三日，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在载漪指使下联名上奏，强调“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正式提出了招抚义和团的主张。五月初八日，慈禧派遣赵、何两人前往良乡、涿州一带“宣抚”义和团。五月初十日，又加派刚毅前往涿州以“劝散”为名实地审察义和团的情势。刚毅等人回京后，力主义和团“宜抚不宜剿”。慈禧内心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列强，但既害怕招致列强干预，又担心义和团强大后无法控制，因而举棋不定。五月十三日，慈禧召集宫廷秘密会议，商讨对策。载漪先发制人，打着御侮的旗号，力言义和团皆忠心于国之人，不但断不可剿办，而且加以招抚后即可成为有用之旅，用以抵御洋人。在场的军机大臣荣禄、礼亲王世铎等虽不以为然，但由于慈禧对载漪的议论颇有同感，也不敢出面反驳。会后，慈禧即下令将董福祥的甘军从南苑调入北京城。第二天，又任命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并增派主抚派启秀、溥兴进入总理衙门行走。二十二日，再令载漪与徐桐、崇绮等主持军务。以载漪为首的主抚派由是掌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的主导权。在此期间，载漪等采取种种措施将义和团引导入京，并要求他们赴庄亲王载勋府邸挂号，编入行伍，打起了“奉旨”的旗号。到五月下旬，北京城已出现了大小坛口一千个左右，会集团民十万人上下。

义和团运动猛烈冲击了列强在华权益，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要求剿办义和团。四月二十三日，西方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对义和团采取有力的屠杀政策，并要挟如果在五天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将提请各自政府批准派遣军队来华保护使馆和教堂。五月初四日，英、俄等八国派出的先遣队三百余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强行进驻北京使馆区。五月十一日，英国等国政府授予其驻华公使和在华军队便宜行事之权。十三日，北京各国公使电召大沽各国军队入侵北京。十四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八国联军两千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值此危急关头，清廷内部又出现了主战和主和的激烈争论。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慈禧连续四次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联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等人力言义和团不过是乌合之众，不可依恃，董福祥的甘军也骄狂难用，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万不可以一国尽敌诸国，进而强调列强之所以出动军队，是因为义和团仇外和排外，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是通过自行镇压义和团来阻止各国出兵干涉。光绪帝也按捺不住，慷慨激昂地支持“剿拳和洋”的主张。载漪则打着“顺人心，抗外敌”的幌子，冠冕堂皇地宣称义和团起自田间，不顾个人生死以赴国家之难，今若以“乱民”加以诛杀，人心一解，国将何存？强调“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恨”，并且盛气凌人地当面呵斥军机大臣王文韶，怒责袁昶、许景澄等人“所奏不合”，痛哭立山为汉奸，甚至对光绪帝也出言“不逊”。在他的带动下，二十余位主战的王公大臣痛哭陈词，力主对外宣战。会后，为了促使慈禧早日下定宣战决心，载漪又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份所谓列强要慈禧归政光绪帝的照会，让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连夜呈交慈禧的亲信荣禄，借此激怒慈禧。在载漪等人的鼓动下，慈禧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布了招抚义和团和向列强宣战的上谕。

在对外宣战期间，载漪利用义和团的仇外情绪和爱国热情，亲自策划上演了一幕围攻使馆的闹剧。从五月二十四日起，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列阵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西、北两面，武卫中军列阵使馆区的东、南两面，包围并日夜攻打各国使馆。由于使馆区内各国军队凭借坚固的工事和精良的武器顽强抵抗，统帅武卫中军的荣禄对围攻使馆持消极态度，而义和团又只知道一味迎着敌军的枪炮肉搏冲锋，因而激战了三四天，却未能取得进展。此后，慈禧很快从主战转向了主和，可载漪等人仍不放弃围攻使馆的图谋，又制造“皇上私通外国，必杀无赦”的舆论，在义和团中挑动起杀尽“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指中央和地方的主和派官员）”的情绪，企图借刀杀人，利用义和团发动宫廷政变，实现废立目标。五月二十九日，载漪和载勋更以进宫“查验二毛子”为借口，亲率六十多名团民闯入皇宫，准备加害光绪帝，只是由于慈禧的阻止才未能得逞。此后，载漪仍怂恿慈禧先后杀害了主和派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大臣。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次日，载漪随慈禧西逃。八月初一日，慈禧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但很快遭到各地疆臣的强烈反对和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为了求得列强的宽恕，慈禧于闰八月初二日又下令免去其军机大臣职务并表示要查办其主战的罪行。为了使慈禧得到开脱，李鸿章等人也极力将宣战的责任归咎于载漪。在议和期间，列强坚持要将载漪作为“祸首”处以死刑，经过反复交涉方接受了清廷“懿亲不加刑”的请求。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发布谕旨，将载漪定为斩监候，发往极边永远监禁。十月二十日，溥也被革去大阿哥称号。

此后，载漪先是寄居于蒙古阿拉善王篱下，复迁居兰州靠亲友接济为生，约在1917年前后从兰州返回北京，1922年在贫病交困中死去。

袁　昶（1846—1900）　字重黎、磢秋，浙江桐庐人。同治六年（1867）乡试中举，捐内阁中书，充方略馆、国史馆校对官。光绪二年（1876）成进士，以主事用，分户部。光绪九年考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汉章京。十一年随吏部尚书锡珍、鸿胪寺少卿邓承修赴天津，参与对法议和事宜。在国家多难之际，他留心时务，考究中外交涉事宜，以博学、开明、干练著称，在总理衙门两年一度的考核中屡受保奖，累迁员外郎、记名御史、记名海关道和郎中。据称，清廷曾拟派他出任驻外使节，他辞而不就。

光绪十八年，袁昶出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驻芜湖，任内留意考察民间疾苦、商旅利弊，对地方行政多有所兴革。他集资扩建了当地的中江书院，聘请院长和名师，教授学生有关时务、格致等方面的实用知识。他采取有效措施清理关税，裁汰了每年一万八千余两的常关外销公费等款项，又制定了征收新关谷米出口税专条，规定凡轮船运米出口，必须缴纳厘金每石银一两，每年借此增加税收数十万两。他针对芜湖西南滨江圩堤时常冲决造成灾害的状况，率先捐款五千余两，派委官吏督修自关亭至鲁港一带堤坝，使沿江数万顷田庐蓄泄有资，旱涝保收，受到民众欢迎。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主张在外交上应先设法离间日本与俄国之间的交往，以便于专心致志地对付日本；在军事上应避开日本速战速决的长处，与日本打持久战，一面敛兵固守，厚集其力，持久困之，再乘其不备发动袭击，一面调集水陆各军密布天津海口，保卫京师，一旦日军深入，则实行坚壁清野，“以我之坚忍，破逆之狡狠”。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袁昶擢升陕西按察使，未及赴任，又迁江宁布政使。时戊戌变法正进入高潮，光绪帝屡次下诏求言，他于六月二十二日条陈时政二万余言，由安徽巡抚邓华熙转奏朝廷。在这份条陈中，他详细分析了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认为在西方列强中英国志在通商；法国重在开拓越南以及滇、桂两省商务；德国陆军强大但海军不敷远调，且以重兵布防德法边境，虽强占胶州湾，但其祸急而小；美国兵力不足，去我又远，只能兢兢自守；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且唇齿相依；惟有俄国与我从东北到西北大片领土接壤，包藏祸心，一旦有机可乘，将成为我国最大的祸患。按照中国目前的处境，只可议守，不可议战，只有立足于防守，才能消弭边患。他还具体而又详尽地提出了六项政治改革措施、九项用人改革措施、十四项财政改革措施、四项军事改革措施和三项外交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地方官参用绅士；道、州、县级官吏由吏部任命改由督抚委署；速停捐纳；国家财政取之农不若取之商；改革满人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的成例，让八旗子弟各习四民之业，以自食其力；西方有用之才可以为中国所用；各国驻华使节除觐见之外，可随时予以召见，以通中外之情；在约开口岸之外，可自行开放口岸等，均颇具新意。这些建议受到光绪帝的重视，但未及实施，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政变。

戊戌政变后，慈禧改组了总理衙门，袁昶奉命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又补授光禄寺卿，六月转任太常寺卿。时朝廷诏令六部九卿会议筹饷理财之法，袁昶条陈整顿厘金六事，特别强调厘金明病商而暗病民，亟宜加以整顿。该年年底，慈禧太后拟废除光绪帝，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应，也遭到列强反对。袁昶认为在废立问题上若一意孤行，将导致列强干涉，因而每当陈奏时均犯颜直谏，遭到载漪等后党势力的不满。

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向京、津地区发展，列强一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义和团，并加紧策划直接武装干涉。清政府内部就此产生了主剿和主抚两派主张，以载漪为首的后党集团的王公大臣出于对列强干预“己亥建储”的怨恨，力主招抚义和团以对抗西方列强，实现废立目标；荣禄、王文韶、许景澄等一批京官以及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各省督抚则力主镇压义和团，以避免列强干涉。袁昶旗帜鲜明地站在主剿派一边。他认为列强深入中国内地固然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果一味意气用事，以一国而敌各国，只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只有修明内政，慎重邦交，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手予以打击，才能昭雪积愤，而就目前局势而言，只有自行剿灭义和团，才能避免列强以助剿为口实挑起战端。然而，在载漪等人影响下，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于五月十三日作出了招抚义和团，并命令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城的决定；与此同时，英、俄等八国借口“保护使馆”，派出军队闯入了北京城，各国驻华公使也电召停泊大沽的各国军队侵占津、京。面对危局，袁昶忧心如焚，他一面通过荣禄的幕僚樊云，敦促握有兵权的荣禄出面反对招抚义和团；一面与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连续会衔具奏，强调“治乱国用重典”，请求“先清城匪，再图外匪”，即先清除京师内的义和团，并建议关闭北京城门，授予荣禄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统军剿灭京城团民，以安定各国公使，阻止各国军队进京。以载漪为首的主抚派则打出“顺人心，抗外敌”的旗号，极力驳斥袁昶等人的主张。

慈禧太后倾向于招抚义和团，对外宣战，但又担心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举棋不定，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连续四次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在二十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袁昶、许景澄等反复强调中国势单力薄，战则必亡，光绪帝也力言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载漪等则声称抵御外侮是人心所向，不宣战则失人心，并极力推许义和团法术神奇，堪当报仇雪耻。袁昶针锋相对，力言义和团纯系“乱党乌合之众”，不可依恃，并强调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是“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再派专人前往各国使馆表明心迹，请求阻止添调兵力来京。慈禧对他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强调“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会后，袁昶为了挽回局面，先后单独拜见庆亲王奕劻、荣禄和载漪，重申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恳求他们力阻对外宣战。结果，奕劻神色沮丧，不置一词；荣禄虽深受慈禧信任，但已看透慈禧的意向，无可奈何地说：“此事非我所能做主”；载漪则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他一通。非但如此，载漪等为了促使慈禧下定宣战决心，又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份列强要求西太后归政光绪帝的照会。在二十一日慈禧召集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袁昶等仍坚持用“乱民”宣战等于自取灭亡，慈禧则当众宣布了所谓“归政照会”，袁昶等虽然认定这个照会“妄诞不根，荒唐无据”，但已不可能说服西太后了。就在同一天，清廷收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反对对外宣战，力主镇压义和团的联名电奏，袁昶等受此鼓舞，当即起草了“急救目前危局折”，坚决反对对外宣战。慈禧不得不于二十二日召集第三次御前会议，载漪变本加厉，提议立即派兵围攻各国使馆，袁昶等群起阻止。二十三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京城，慈禧再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袁昶等仍苦苦恳求，但已无济于事，清廷很快发布了对外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两道谕旨。

在这以后，袁昶仍冒死直谏，声称昔日发捻（指太平军和捻军）不过是手足之疾，今日拳匪已是心腹之患，而朝廷要员竟视为义民，前山东巡抚毓贤养痈于先，前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刚毅、赵舒翘又亲赴涿州宣抚，董福祥更带领团民攻打使馆，徐桐等则请求立即严惩祸首，以平定战乱。此时，八国联军已源源而来，各地频频告急，所谓归政照会已查无实据，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已大有超出清廷控制之势，京内外的主和派要员也纷纷施加压力。慈禧面临这些意想不到的形势，已逐渐倾向于变战为和，改抚为剿，但对袁昶等人在己亥建储时就力言其非，在策划宣战时百般阻挠，在御前会议上更公开与光绪帝抱成一团已无法容忍。于是，袁昶这个主剿和主和最力而实际上又最无实权的人成了她的出气筒。七月初三日，慈禧以“语多离间”等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将袁昶和许景澄处死。

聂士成（？—1900）　字功亭，安徽合肥人。他少年时读书不多，同治元年（1862）以武童投效钦差大臣袁甲三军营，在淮北参与镇压捻军，因作战勇敢被拔为把总。同治二年起随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南对太平军作战，以战功累擢至参将。同治五年后从直隶提督刘铭传在江北各地镇压捻军，同治七年捻军被平定后以提督记名。

光绪十年（1884）六月，法国海军侵犯台湾基隆，驻守台湾的福建巡抚刘铭传急电求援，聂士成主动请战，率所部从山海关防地渡海抵台，协助刘铭传将登陆法军逐回海上。第二年台防解严后，记名以海疆总兵简放，旋统庆军驻防旅顺口。光绪十七年，热河朝阳爆发金丹教起义，聂士成奉命随直隶提督叶志超前往镇压，与起义军恶战数次，俘杀教首杨锐春。次年，实授山西太原镇总兵，统带芦台淮练诸军。光绪十九年，聂士成率三名武备学堂学生和一名翻译前往东北，巡防中俄和中朝边境，历时八个月，行程二万三千余里，并根据实地勘测和所见所闻，写成《东游纪程》呈送清廷，对加强边防和开发边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光绪二十年春，朝鲜发生东学道农民起义，清廷应朝鲜国王请求，派遣叶志超和聂士成统带淮军二千余人东渡朝鲜，于五月初五日进驻离汉城七十多公里的牙山地区。同一天，日本政府也派遣重兵在仁川登陆，进而强行进驻汉城，此后又源源不断地调兵入朝。聂士成预感到日军有可能挑起战端，向李鸿章建议将进驻牙山的军队移往仁川，并由北洋水师派军舰控制仁川海面，以阻止日军大批入侵，同时增调重兵由海路入朝，会合驻牙山部队进驻汉城，另派大军由义州、平壤南下，两路夹击，将日军驱逐出朝鲜。李鸿章因一味避战求和，未予采纳。

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中国军舰发动突然袭击，挑起对华战争，日本陆军也从汉城的龙山驻地南下，进犯在朝清军。聂士成自请率部移防距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阻击日军，而请叶志超镇守公州以为后援。二十七日，日军从东西两翼进攻成欢驿，聂士成率众在阵前誓师，所部将士人自为战，顽强搏斗，因众寡悬殊被迫突围南撤。这是战时中日两国军队在陆上的第一次交锋。战后，聂士成与叶志超合军北撤直至平壤。八月初二日，聂士成电请回天津添募兵勇，获准，行至中途又奉命折回。途次，遇从平壤溃败的叶志超等部，聂士成建议收集散兵，鼓舞士气，扼守安州，为叶志超所拒绝，遂随清军退入中国境内。

九月二十六日，日军跨过鸭绿江，将战火燃烧到中国境内，清军部署在鸭绿江防线的部队全线后退，惟有聂士成部和马金叙部据守虎山阵地，与日军主力第三师团鏖战，直至二十七日午后始撤出阵地。鸭绿江防线崩溃后，聂士成所部奉命扼守从凤凰城往奉天（今沈阳）的要隘摩天岭，从正面阻止日军由东路进犯辽沈。聂士成精心安排，以巨炮当其隘口要冲，在山林中遍树旗帜，并派遣小股部队四出鸣号击鼓以为疑兵，使日军不敢贸然攻岭。他还乘敌不备，数出奇兵，偷袭日军，进而收复连山关、分水岭、草河口，使日军龟缩在凤凰城内不敢出击。在日军的进攻下，各路清军节节败退，惟有聂士成驻守的摩天岭一线坚持三个月，始终未能让日军从这里东进，聂士成也因此名声大振，以功晋升直隶提督。光绪二十一年初，清廷以关外和山东战事一再失利，檄调聂士成率部移驻山海关，委以保卫京畿的重任。

战争结束后，清廷将武毅淮军三十营统交聂士成管带，回防芦台。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将北洋各军统一编为武卫军，交由钦差大臣荣禄节制，聂士成所部被改编为武卫前军，成为清廷在京畿一带的军事支柱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发展到京津地区，聂士成受命保护京津铁路和芦保铁路。四月中旬，他分派所部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马队二营驻扎保定，左路统领杨慕时率步队三营驻扎高碑店，在芦保铁路沿线十七个车站分派兵力驻守，保护电线桥道。其间，清军与义和团不断发生冲突和激战。五月初十日，聂士成又亲率步队三百人乘火车自杨村前往丰台，弹压义和团，在廊坊、落垡一带遭到义和团阻击和包围，遂下令开枪射击，枪杀义和团民四百八十人，激起了义和团的极大愤慨。

五月十三日，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电召停泊大沽口的各国军队入侵津、京。在这以前，聂士成已预感到西方列强将要发动武装干涉，一再致电荣禄和直隶总督裕禄等人，强调“目下情形，外侮尤亟”，建议加强战备，随时抗击侵略者。在这以后，聂士成率部撤回在天津以东的芦台营地，并作为抗击八国联军的主要力量，投入了天津保卫战。六月初八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和马玉崑的武卫左军联合义和团张德成、曹福田等部，分路攻打侵驻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的八国联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六月十三日，八国联军六千人直扑驻守小营门、马场道一带的聂士成军，聂士成率部退至八里台，被联军重兵包围。聂士成身先士卒，与联军展开激战，身被多处重伤仍拼死力战，直至腹破肠出，力竭身亡。

评：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时，载漪为争夺宫廷权位主张“抚拳灭洋”，结果作为慈禧的替罪羊成了“祸首”；袁昶为维系清廷统治主张“剿拳和洋”，结果作为慈禧的出气筒丢掉了性命；聂士成出于对清廷的愚忠既“剿拳”又“剿洋”，结果战死在抵抗外侮的疆场上。主宰他们命运的慈禧则出于保全其最高权位的私心，剿抚不定，和战两端。结果，慈禧被保全了，清廷被保全了，中华民族却被出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