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丁汝昌　邓世昌　叶志超　唐景崧

丁汝昌（1836—1895）　原名先达，字禹廷，安徽庐江人。他出身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很小便出外帮工。咸丰初年家乡发生旱灾，他的父母双双饿病而死。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庐江后，他投奔了太平军，隶于程学启部下，驻防安庆。咸丰十一年随程学启叛降曾国荃所部湘军，同治元年（1862）又随程学启改隶李鸿章的淮军开赴上海。同年五月拨归刘铭传部，在苏南、浙江等地对太平军作战，累擢至副将。同治四年统先锋马队三营，随刘铭传赴山东等地镇压捻军。同治七年西捻军被平定后，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清廷在逐渐平定各地反清势力后实施裁军，刘铭传拟将丁汝昌统带的三营马队裁撤，并将丁本人闲置。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抗命，欲置之于死地。丁汝昌闻讯后，逃归巢县老家。家居数年，境况日益窘迫，于是赴天津谒见李鸿章。时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遂奏准将他以记名提督留北洋海防差遣。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丁汝昌奉李鸿章命率林泰勇、邓世昌等赴英国，接受在英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次年九月初八日，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舰顺利驶抵大沽口，随后李鸿章奏准由他统领北洋水师。光绪八年四月，丁汝昌奉命率兵船偕同美国特使薛斐尔东渡朝鲜，在仁川签署了《朝美条约》。六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丁汝昌再次奉命率舰入朝，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迅速平定了汉城事件。光绪九年法国入侵越南时，丁汝昌又率兵船赴钦州等地巡防。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后，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威海刘公岛设立了提督衙门。此后，他又主持在旅顺口和威海卫开辟港口，建造船坞，修筑炮台，建立了基地。

在北洋海军的创建过程中，丁汝昌作为实际主持人堪称尽心尽力。可是，他本人虽为行伍出身且屡经大敌，但却缺乏海战经历和经验；北洋海军将领多为闽人，他却以皖人领军，不但颇难驾驭，而且动辄反受其制。因此，北洋海军自成军后军纪废弛的现象便很严重，将领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相携带眷属居住陆上，军士也以离船嬉戏为常事，有些舰只平日不但不事操练，而且忙于为人运送货物。加以经费支绌，北洋舰队自成军后便未能再添置舰只，更新船炮。这些因素导致北洋海军表面上虽然声势壮大，实际上早已潜伏着危机。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两舰在护送中国军队抵朝鲜牙山后返航，在丰岛附近海面受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甲午中日战争的前哨战打响。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正式宣战。此后，日本海军采取战略进攻的方针，积极寻求与中国北洋海军进行主力决战，以夺取制海权。光绪帝和主战派官员也一再要求丁汝昌积极备战，相机迎击日本海军，李鸿章却消极避战一味求和，要求北洋海军“严防威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机”。于是，日本陆军得以在海军配合下从容地在朝鲜境内击败赴朝清军。

八月十七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由大连护送清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增援平壤。十八日上午，舰队正拟起锚返航旅顺，与有备而来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遭遇，在黄海海面展开激烈海战。时参战的日本舰队有大小舰只十二艘，总排水量为四万零八百余吨，总兵力三千五百余人，拥有各种炮火二百七十二门，其中包括速射炮一百九十二门，鱼雷发射管三十六门；北洋海军参战舰只为十艘，总排水量三万一千余吨，总兵力二千余人，拥有各种炮火一百八十门，其中有速射炮二十七门，鱼雷发射管二十六门。就吨位、兵员、炮火、速度而言，北洋舰队均处于劣势。

在发现日舰后，丁汝昌以自己乘坐的定远号为旗舰，分所部为五队作“犄角鱼贯”阵迎战；日方则以吉野等四艘快速舰只为前锋，以旗舰松岛号等组成本队，成“鱼贯纵阵”前进。当双方舰队接近时，丁汝昌发现日方有攻击中国舰队正中的企图，遂下令改变阵形，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居中，其他各舰左右呼应，作“犄角雁行”阵。日方随即也令吉野等前锋四舰向左变换针路，直扑北洋舰队右翼作战能力较弱的超勇、扬威两舰。午后零时五十分，海战打响。日方吉野等舰凭借速度优势绕行到北洋舰阵之外，驶作环形，既避开了北洋铁甲巨舰的炮火，又得以集中火力猛攻北洋定远旗舰。在日舰排炮轰击下，定远号桅楼被击毁，信旗也无法发出，北洋各舰因指挥失灵，联络不便，很快陷入被动。丁汝昌身受重伤，裹创后仍坐在甲板上督战。其他各舰也顽强搏斗。其中致远舰在弹药垂尽之际与日舰吉野号相遇，管带邓世昌抱定与敌同归于尽的决心，下令鼓轮向吉野奋力冲击，不幸被鱼雷击沉。经远舰多处中弹起火，在管带林永升率领下仍以一舰敌四舰，最终被击沉。激战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日方西京丸号被击毁，比睿、吉野、赤城、松岛诸舰也丧失了战斗力；北洋舰队损失更大，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在战斗中被击沉，广甲号退至大连湾外触礁搁浅，次日也被日舰击沉。

黄海之役后，丁汝昌率北洋舰队驶回威海基地，日本海军则协同陆路军队向旅顺口发动攻势。丁汝昌深知一旦旅顺失守，则北洋门户洞开，大局不可收拾，便立即由威海率舰至大沽口，并亲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助旅顺。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北洋舰队，不但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训斥他：“你只要在威海守好自己的舰只就行，其他事皆与你无关。”丁汝昌只得率舰返航，致使旅顺很快失守。旅顺陷落后，他作为替罪羊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并被革职留任。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掩护陆军在荣成湾登陆，准备进犯威海卫，丁汝昌认为与其坐守待敌，不如主动迎击，请求率舰阻击日军。李鸿章仍然下令：“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北洋舰队只得坐待日军来犯。丁汝昌见形势危急，先行派员将水师文卷送至烟台，并表示一旦遇有不测，“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同时建议山东巡抚李秉衡厚集威海后路兵力，加强两岸炮台防御力量，便于海陆协同作战，固守待援，可惜李秉衡未能认真对待。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日本陆军果然乘虚而入，从威海后路抄袭威海南岸炮台，海军则严密封锁港口，对北洋舰队形成海陆合围之势。丁汝昌也将北洋舰队分为两组，亲率靖远等炮舰支援南岸守军，令其他各舰专力守御南北两海口。正月初八日，威海南北两岸海陆各炮台相继失陷，清军被围困于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在发动总攻前，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海军中将专程派人致函丁汝昌，威胁他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劝诱他效法“乐毅去燕降赵”、“李陵投降单于”等故事，率舰归降，暂游日本，待日后本国中兴之时，再图报国恩。丁汝昌接信后大义凛然地表示：“我决不会放弃报国大义，今日惟有一死以尽臣职”，并将劝降书呈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正月初九日，伊东率日舰依次轮番向坚守刘公岛、日岛的清军以及港内的北洋舰只发起正面进攻，日本陆军则利用夺取的海岸各炮台配合海军猛烈轰击清军。丁汝昌仍率部奋力抵抗，苦撑危局，坚守待援，使日舰终日未能接近港口。此后，日军改派鱼雷艇夜袭清军，北洋定远、来远、威远等舰先后受损；丁汝昌也拟派北洋鱼雷艇夜袭日舰，但管带王平却临阵脱逃，致使北洋鱼雷艇全部受损。正月十三日，日军发动总攻。值此危急关头，北洋舰队洋员泰莱与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人却密谋策降，丁汝昌知已无法劝阻，仍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十五日，丁汝昌亲登靖远舰与日舰拼搏，击伤日舰两艘，靖远舰也中炮搁浅。丁汝昌欲与船同殉，被部下救上小船。十六日，牛昶昞等鼓动士兵水勇逼迫丁汝昌出降，丁汝昌仍慷慨陈词：“你们要杀我就赶快下手，我岂吝惜一死？”十七日，丁汝昌获悉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军莱州，待援无望，召集部将拟率领残余舰只奋力向烟台方向突围，竟无人响应，他令人将镇远等舰用水雷自行击沉以免资敌，也无人执行。在绝望之中，丁汝昌召来牛昶昞，命他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有人盗印降敌，然后退入舱中，自尽殉国。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他小时曾从来华欧人学习算术、英语，同治六年（1867）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学员，他在广州报名应考，入选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成为中国最早自行培养的海军人才。同治十三年，邓世昌派充刚下水的木质运输船琛航号大副，次年调任海东方号炮舰管带，其后又在振威号炮舰任管带，官至守备，加都司衔。

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听说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难得的人才，遂将他调至北洋，先后担任从英国购买的飞霆号炮舰和镇南号炮舰的管带。光绪六年七月，邓世昌率镇南号随北洋水师英籍总教习葛雷森赴渤海、黄海海域巡弋，行至海洋岛，镇南号触礁，虽经抢救后出险，但事后清廷仍依据葛氏的报告将邓世昌撤职。同年十一月，丁汝昌奉命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邓世昌以副管带随行，次年九月率领两舰安全抵达大沽口。光绪八年六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拟趁机进行军事干预，邓世昌奉命管驾扬威号随丁汝昌等护送清兵入朝。由于他驾驶娴熟，得以顺利地赶在日舰前一天抵达仁川港，事后以功晋升游击，赐勃勇巴图鲁勇号，管带扬威号。

光绪十三年七月，北洋海军在英、德两国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竣工，李鸿章奏派邓世昌以水师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舰管带名义，与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等四人随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前往验收并接带回国。归途中，他抱病监视行船，并沿途组织操练。船在地中海时曾发生火警，也为他及时组织扑灭。光绪十四年三月，致远等四舰安抵大沽，邓世昌因功以副将补用，加总兵衔，并正式管带致远舰。同年八月，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他被授予中军中营副将，仍充致远舰管带。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运兵船和护航的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两舰，挑起对华战争。邓世昌对于日本海军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怒，力主与日军在海上决一胜负，以雪丰岛之耻。由于李鸿章奉行消极避战一味求和的方针，他的请战要求为丁汝昌所阻。

八月十八日，丁汝昌率致远等北洋舰队主力舰只护送清军至鸭绿江口大东沟后返航，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遭遇，在黄海海面展开激战。北洋舰队以定远号铁甲舰为旗舰，分五队呈犄角鱼贯阵迎敌，日方则以吉野等四舰为先锋，呈鱼贯纵阵前进。当双方舰队接近时，北洋舰队改作犄角雁行阵，以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中，其他诸舰左右呼应，日方吉野等四舰则凭借速度优势绕行到北洋舰阵之外，呈环形集中火力猛攻北洋定远旗舰。战斗打响后，定远舰桅楼过早被击毁，指挥随即失灵，北洋各舰只得各自为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锋直进，并频频施放十二吋大炮和机器格林炮，与其他舰只互相配合，重创日本后续舰只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舰。

战至午后二时，邓世昌见日方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正驶至定远舰前方，企图击沉定远舰，遂下令开足马力驶至定远舰之前，以保护旗舰，因而使己舰陷入日方四舰包围之中。值此危急关头，邓世昌大声激励将士：“我们从军卫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惟有以死报国。”全舰官兵也同仇敌忾，毫不示弱。在激战中，致远舰多处遭受敌舰十吋至十三吋重炮榴霰弹打击，水线下体也受创伤，舰身渐渐下沉，弹药也将用尽。恰在此时，邓世昌见日方吉野舰正在前方横行无忌，遂指挥大副陈金揆鼓足轮机，奋力向吉野号驶去，准备与日舰同归于尽。吉野舰慌忙逃避，并连续发射鱼雷。致远舰不幸为鱼雷击中，引发锅炉爆炸，并很快沉入海中。

邓世昌坠身入海后，随从让出救生圈，他拒不接受。另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相救，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他也不应。眼见致远舰已沉入海中，将士多为国捐躯，他下定决心与军舰共存亡。此刻，他平日所养的一只爱犬也游至他身边，衔其手臂不让其下沉，他毅然双手将犬首捺入水中，自己也随之沉入波涛之中，壮烈殉国。

光绪帝获悉邓世昌战死的消息后，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叶志超（？—1901）　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早年投身淮军，从刘铭传在江北各地对捻军作战，以积功升至总兵。捻军被平定后，得李鸿章的赏识，留北洋委用。光绪初年署正定镇总兵，督统练军先后驻防新城和山海关。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

光绪二十年春，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五月初，清廷应朝鲜国王请求，派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军二千余人东渡朝鲜，驻扎牙山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络绎派兵侵入朝鲜。朝鲜局势顿形紧张。六月初九日，叶志超和聂士成联名致电李鸿章，强调日本日益猖獗，朝鲜急望救援，各国调处难有成就，就目前而言，赴朝清军的战守事宜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上策为迅速调派水陆大军入朝，而由叶志超率驻牙山清军以护商名义，先行进军占领军事要隘，这样一旦日军发动战争，也不至于陷入被动。中策为派商船赴牙山撤回赴朝清军，然后照会日本及各国，敦促日方遵守共同撤军之约，撤出在朝日军，如被拒绝，初秋再图大举。下策为坐守牙山，这样下去不但朝鲜在受制于日本后，对清廷将产生绝望情绪，而且清军长期露宿，暴雨易病，一旦发生战事，战斗力必受影响。李鸿章醉心于英、俄等国出面调停，接电后认为现正与日展开外交协商，派遣大军入朝，势将引起日方疑虑，突然从朝撤军，又有示弱于日之嫌，因而上策和中策均不可行，要求叶志超仍然静守勿动。

六月十二日，李鸿章电奏朝廷，请求撤回在朝军队，被拒绝。十四日，在光绪帝等主战派君臣的主持下，清廷作出了分兵南北两路增援朝鲜的决定。然而，在援朝清军抵达朝鲜之前，日本已采取先发制人的举措，于六月二十一日策动宫廷政变，劫掳朝鲜国王，组成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二十三日，日军胁迫朝鲜傀儡政权宣布废除与清廷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同一天，日军海陆并进，一面在丰岛海面对运送练军赴朝的商船以及护航的中国北洋水师发动突然袭击，一面由汉城的龙山驻地出发，南下进攻驻防牙山的清军。

在日军到达牙山前夕，叶志超与聂士成有鉴于牙山绝地难以守御，商定由聂士成率部移防成欢驿正面抗击日军，叶志超统军进驻公州以为后援。六月二十七日，日军进抵成欢驿，聂士成所部奋勇抗击，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南撤。时叶志超也已弃守公州。两军会合后，叶志超认为日军已云集仁川、汉城，清军牙山败后已不宜再战，遂率部间道疾行一千余里，历时一月，一路北撤直至平壤。

七月下旬，叶志超率部抵达平壤。在此之前，清廷调派的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四大军也已集结平壤。由于叶志超在给清廷的奏报中隐瞒了牙山战败的事实，并将绕道溃退说成是沿途累败日军，清廷非但没有追究他牙山战败的责任，反而传令嘉奖，并委派他担任驻平壤诸军总统。叶志超受命后，继续奉行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消极避战方针，既不南下主动出击侵朝日军，又不择险分兵防范日军，而以大部兵力聚守平壤，并日夜与诸将置酒高会，不但使日军获得了厚集兵力的时间，而且使清军陷入了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八月初，日军集中一万七千余人的兵力，分进合击向平壤进犯，叶志超阻止了左宝贵等主动出击的请求，分派各军作婴城固守之计。八月十二日，各路日军兵临平壤城下，对清军形成包围之势。十四日晚，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提出日军乘胜而至锋芒正锐，平壤兵力单薄难以抵御，不如弃城北退，再图后举。与会诸将依违参半，奉军统领左宝贵则极力反对不战而退，叶志超的提议因而未得实施。十五日凌晨，日军分兵从南、西南、北、东北四个方向向平壤清军发动总攻，叶志超也调派各军分路迎击，自己则居城中指挥调度。日军以北门及牡丹台为主攻方向，清军方面则由左宝贵坐镇北门、玄武门督战抵御。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阵亡，日军乘势攻占北门。此时，马玉昆在大同江岸，卫汝贵在西南门，均已击退东、西两路日军的进攻，战事尤有可为，但叶志超已无斗志，于当夜九时许冒雨率部弃城溃逃，平壤战役遂告失败。撤退途中，清军又陷入日军伏击圈，伤亡惨重，叶志超率残部狂奔五百余里，一直退至鸭绿江对岸中国境内。

平壤溃败后，叶志超仍向清廷掩饰败绩，虚报战功，为部下所揭发。清廷查明真相后大为震怒，于十月二十四日下令将叶志超“先行革职，以肃军纪”，次年正月押送京师。经刑部审讯后，叶志超于二十四日被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光绪二十六年获赦，岁余卒。

唐景崧（1841—1903）　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选庶吉士，授吏部候补主事。他有志向，有才识，然而沉浮宦海十余年，始终郁郁不得志，棋残酒后曾赋诗曰：“无才且学屠龙计，有臂终存射虎心”，表达了亟欲施展其才干的心情。

光绪八年（1882）春，法国派遣李维业率军侵略越南北部，攻占河内。唐景崧对事态发展极为关注，他认为法国侵越意在觊觎广西和云南，因而不能不用全力以图挽救，而要救越南，最便利的办法莫过于派人赴越，联络已在越南境内的刘永福的黑旗军，共同抗击侵越法军。七月十九日，唐景崧上书清廷，提出了上述建议，并且称刘永福部皆粤人，与其有桑梓之谊，就情感而言联络起来较为容易，自告奋勇，万里请缨赴越招抚刘永福所部。八月初五日，清廷发布上谕，令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由署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

同年年底，唐景崧先赴越南首都顺化，实地了解越南方面对法国，对清政府，以及对刘永福的态度。由于没有清政府的朝命，越南嗣德王阮福时没有接见他，只是派出协办大学士阮文祥和礼部侍郎陈叔讱等与他会谈。通过接触，他了解到越南政府缺乏抗法的信心和能力，对清政府和刘永福也存在疑忌之心，而刘永福在越南虽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抗法斗争中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回国后，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应全力援助刘永福的建议。

光绪九年二月，唐景崧再赴越南山西，刘永福先派部将向他呈上了自己的履历和部下将士清册，复于三月八日亲赴山西与他相见。时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已就越南问题草签了备忘录，清廷惟恐唐景崧此举有碍和议，多次催促其返回云南。唐景崧建功心切，置清廷之命令于不顾，向刘永福坦诚进言：越南亡国已在旦夕，就目前计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采纳，其上策为占据保胜十州作为基地，相继向其他地区扩展；中策为率领所部出师河内，驱逐法人；下策为坐守保胜。刘永福采纳了他的中策，于三月十九日在山西祭旗出征，领军进驻距河内十里的怀德府，向侵占河内的法军发出战书，并于四月十三日引诱李维业率法军自河内西犯，在纸桥设伏一举大败法军，击毙李维业。在此期间，唐景崧风尘仆仆地往来于黑旗军和清军之间，为黑旗军谋取粮饷器械援助，并多次为刘永福起草讨法檄文和战书。清廷获悉纸桥大捷后，以唐景崧入越说刘之功，嘉赏其四品卿衔。

六月，越南嗣德王病故，内部发生政争，法国趁机扩大侵越战争，逼迫越南政府于七月二十三日签订《顺化条约》，攫取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唐景崧有鉴于此，向清廷进言：越南半年之内已三易其主，为今之计，只能顾及越南的土地和人民，而不能顾及阮氏之社稷，要靖乱源，莫过于派兵直入河内，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进而避免越南为法国占有。清政府未予考虑。十一月十二日，法国侵略军从河内分兵两路，向驻扎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正式挑起对华战争。时唐景崧被援越桂军主帅徐延旭委为前敌营务。由于入越滇军和桂军积不相能，清军从山西、北宁、太原、兴化节节溃退，黑旗军也孤掌难鸣，法军很快控制了红河三角洲。

从越南退回国内后，唐景崧举两广总督张之洞命招募练勇，编为四营，号“景字军”，再赴越南抗击法军。光绪十年十月，唐景崧率部赶赴宣光，与先前已在那里围攻法军的黑旗军和滇军协同作战，继续将法军围困在宣光城内，前后达四个多月。光绪十一年二月，中法两国代表在巴黎签订停战撤兵协议，唐景崧遵命撤军回国。不久他被任命为福建台湾道台，光绪十七年升任台湾布政使，光绪二十年署理台湾巡抚。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决定将台湾省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各阶层人士无比愤忾，坚定地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并要求唐景崧带领他们一道反对割让台湾。在此前后，唐景崧多次以台湾绅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反映台湾民众誓死不愿臣服日本的意志。清政府不但无动于衷，而且回电斥责他：台湾固然重要，但比起京师来则要轻多了，如果日军乘胜攻占大沽，京师将危在旦夕，况且台湾孤悬海外，终究不能据守。要求他不可因一时义愤而不顾朝廷大局，并命令他立即开缺来京陛见，其他官员也陆续内渡，百姓如愿内渡，听其自然，两年内不内渡者，则作为日本臣民对待。四月二十四日，清廷又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赴台办理交割事宜。日本政府也任命原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率领重兵准备接受台湾。

台湾民众在依靠清政府保台的幻想破灭后，决心自主抗日。四月二十九日，丘逢甲等人以全体台湾居民的名义，发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明确宣称：与其为敌驱使，不如决一死战，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唐景崧面临两难抉择：接受民众推举，则有违清廷谕旨；遵旨内渡，则为台民所不齿。在权衡利弊后，他向清廷表示：如果我先行内渡，民众断不能相容，其他官员也无法保全，唯有先令其他官员陆续内渡，我则暂留台湾，从容设法；同时向台湾士绅表示，接受台湾民主国总统称号。五月初二日，台湾民主国在台北宣布成立，以“永清”为国号，以示永远臣属清朝之意，以蓝地黄虎图案为国旗。唐景崧在成立大典上接过印旗后，遥对北方行三跪九叩大礼，失声痛哭，并致电清廷：“台湾士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在向清廷的报告中，他解释道：“台民自听说割台以来，一直希冀能出现转机，今已绝望，故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并强烈要求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转念日本人很快就要到台，台民必将抗拒，若仍打着龙旗开仗，恐被日本方面指为口实，牵涉中国，因而不得已暂允视事，并将蓝地黄虎旗发给各炮台，暂换下龙旗，将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暂时收存，专供与各国交涉之用。一旦事情平定，臣能脱身，即赴京请罪。”

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后，唐景崧向列强发出呼吁，希冀能得到他们的承认，并幻想以允许列强租借台湾矿山、土地，换取列强共同保护台湾，抵制日本独占。与此同时，他对台湾防务作了重新部署，分派道员林朝栋以及刘永福的黑旗军等把守各海口要隘，自己则亲率一部分新招募的广勇驻守台北，统领军政事务。五月初六日，日军在防务空虚的三貂角澳底登陆。十一日，攻陷基隆。同知方祖荫赴台北请唐景崧率兵赴援，部下也屡请唐景崧率队出战，均为他所拒绝。十二日，唐景崧携带巡抚印信从台北前往淡水，电令丘逢甲、林朝栋、杨汝翼等迅速率兵赴援，自己则于十四日在亲兵保护下由淡水乘坐德国船只潜返大陆。十五日，日军占领台北，台湾民主国宣告败亡。

内渡后，唐景崧失去了官职，遂在桂林榕湖之南筑“五美圹”别墅，过起了闲赋生活。光绪二十八年冬病故。

评：甲午中日战争，丁汝昌为海军统帅，叶志超为陆军统帅，唐景崧为台湾最高行政长官。面对日军侵略，他们却被自己的上司要求消极避战，甚或被自己的政府要求放弃抵抗。结果，战争失败了，他们三人也落得三种不同的结局：丁汝昌以身殉国，总算保住了名节；叶志超不战而退，最终充当了替罪羊；唐景崧既想报国，又要忠君，结果违心地遵旨内渡，却仍为不争气的清廷所抛弃。他们在战时的表现大相径庭，并且为此付出了各自的代价，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又岂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所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