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翁同龢　荣禄

翁同龢（1830—1904）　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常瓶生、居士瓶叟、瓶居士、松隐等，晚号松禅老人，原籍江苏常熟，出生于北京一户官宦家庭。父亲翁心存，曾任礼、户、工部尚书等要职，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翁同龢幼年时就熟读《四书》、《五经》等典籍诗文。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奉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常熟，生活了十余年，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才随父母返京。

翁同龢在家乡期间，读了大量的书籍。九岁时，他应童子试，考入当地县学游文书院，渐有文名。道光二十一年英军进犯浙江，江浙一带人心惶惶，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木渎，后又迁至苏州阊门，在外三个月才回家。次年，英军侵入长江，翁同龢一家再次离家避难，《南京条约》订立，英军退兵后，他才回到常熟。这场战争，使翁同龢有所触动，并开始注意了解时局。道光二十五年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次年参加府试，中诸生。道光三十年，他父亲丁忧期满，奉召回京，翁同龢也随同返京，以后留居北京近半个世纪。

是年，翁同龢参加了礼部的贡试和拔贡考试，朝考得一等，又两与廷试，均名列第一，遂以七品小京官，分任刑部后补主事。两年后，他考中举人。又过了四年即咸丰六年（1856），他顺天会试中试，廷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被授为修撰，供职翰林院。时隔两年，庶吉士学习尚未期满，又被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去陕西为朝廷遴选举人，同年出任陕西学政。次年因病奏请开缺，获准回京调理。同治元年（1862），他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以后他多次出任乡、会试的正副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同治四年，他又奉命入值弘德殿，当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翁同龢尽心尽力，颇得两宫皇太后好评，师生情谊亦甚笃。期间，他由詹事府右中允特授侍讲，擢为国子监祭酒，太仆寺正卿，放为阁学。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头品顶戴。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1月）同治皇帝病死后，翁同龢一度代理刑部右侍郎，在光绪五年（1879）又兼任了五个月的刑部尚书。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处事干练，颇得声誉。其中对轰动全国的浙江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处断，尤为人称道。

同治皇帝去世后，因生前无子嗣，慈禧太后择定醇亲王奕的儿子，也是她自己的外甥载湉为帝，承嗣咸丰，是为光绪皇帝，并让翁同龢担任时仅五岁的光绪皇帝的授读师傅。

从光绪二年至二十三年，翁同龢负责光绪皇帝的课业授读长达二十余年，期间除了因病和回原籍整修祖坟外，一直在光绪的身旁，对光绪为人处事的影响很大，彼此的感情深厚。在这期间，国事日艰，相继发生中国被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沙俄企图永久霸占伊犁等事件，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翁同龢十分关心时局的变化，注意了解世界史地知识，收集和阅读有关西学著作，关注当时开展的洋务运动，这些也都直接影响了他对光绪皇帝的教授。光绪之所以后来在政治上较有主见，特别是赞成变法维新，是与翁同龢的开导分不开的。

光绪九年（1883）始，翁同龢作为军机大臣，参与了中法两国关于越南问题交涉事宜的筹划。当时法国在越南挑起战端，意在进犯中国。针对法国的进逼，翁同龢主张武力抗击，遭到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前线清军连遭败绩，军机处大臣均被罢免，翁同龢深为国事担忧，有“时事如此，朝廷旰食，吾辈何颜，惟有愧恨”之感叹。以后几年，翁同龢曾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为挽回危局尽其所能。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参与了清廷的决策，积极主战，但慈禧太后及李鸿章等人却力求妥协求和。最终中国惨遭失败，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除规定偿付巨额赔款外，还将台湾也割让给日本。为避免台湾落入日本之手成为现实，翁同龢四出奔走，与张荫桓、汪鸣銮等人分头造访俄、德、法三国驻华公使，请他们电告本国政府，反对日本占领台湾，他甚至还萌发毁约再战的想法。但这些活动既没有得到清朝政府多数官员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列强的响应，不能不令翁同龢痛心疾首，扼腕叹息。

甲午战后不久，翁同龢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了对英、法、德等国的一些交涉，为挽回利权殚精竭虑，但收效甚微。此外，翁同龢还参与了内政的规划，支持修筑津芦、芦汉铁路，赞成编练新军和开办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时，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正步入高潮。翁同龢出于爱国救亡之心，决定援引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鼓动光绪皇帝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取他的变法主张。以后凡是康有为的变法条陈，大多由翁同龢转呈给光绪；光绪对康有为的询问，一般也通过翁同龢转达。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皇帝正式颁诏，宣布变法。这份《明定国是诏》是由翁同龢拟就的，前后曾数易其稿。“百日维新”开始后，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就在变法启动后的第四天，翁同龢即被慈禧撤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逐回常熟老家。“百日维新”最后遭慈禧太后的血腥镇压，光绪被囚，维新志士或逃亡或被杀，维新事业毁于一旦。远在江南的翁同龢闻讯大惊失色，“心悸头眩，几至投地”，但亦无计无力可施，相反为自保，还不敢公开对维新派表示同情。但怀恨在心的慈禧太后及那些守旧派官僚，仍不肯轻易放过他，慈禧颁旨：“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恶者戒。”此后，翁同龢更加谨小慎微，并移居城外，在虞山脚下结庐隐居，“寂寞似孤僧”，但内心深处仍时以国事为念，常向好友打听京城的消息，惦记光绪的安危。

翁同龢晚年经济拮据，幸得张謇等门生故旧的接济，方能度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翁同龢在家中病逝。临终前，他向守候在旁的亲属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棺盖。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无限的感伤，尽在不言中。

翁同龢工书法，并有《翁同龢日记》等传世。

荣　禄（1836—1903）　字仲华、又字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其父长寿，曾任甘肃凉州镇总兵。咸丰二年（1852），荣禄由荫生出任工部主事，从此步入仕途。由于他“工策画，善权谋”，很快崭露头角，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擢升侍郎，兼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1875），兼署步军统领。光绪四年（1878）任工部尚书，后因纳贿被参免职。光绪十七年重被起用，出任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任步军统领，会办军务，在京城特设巡防局以护卫皇室。次年，授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

在此期间，荣禄重用上门投靠他的袁世凯，奏请荐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是为袁世凯发迹的起始。次年，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劾袁世凯克扣军饷等行径，荣禄奉命前往查办。抵小站后，荣禄见新建陆军“整肃精壮”，较之以往的湘、淮军大为改观，对袁世凯大加赞赏，认为“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在荣禄的庇护下，袁世凯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得到清廷的慰勉，从此袁世凯更紧紧地追随荣禄，结为其私党。

光绪二十二年，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奉命察阅驻扎芦台的武毅军，次年曾奏请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请每省延聘兼通西式操练的教官，就地训练，同时每省设武备学堂，除军事外，兼学格致、化学、舆地等课目，为期三年，详加考试，旨在为清廷培养一批近代军事官员，支撑清王朝的统治。经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详议后，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颁旨宣布改革延续已久的武举制度，会试由原先的弓箭刀矢“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着即行裁去”。延至光绪二十七年，武举制度最终被废除。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帝宣布推行变法，慈禧太后一方面对光绪的变法暂不干预，另一方面更加强了对京畿地区军队的控制，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袁世凯、董福祥和聂士成三军。随着变法的推进，维新派与顽固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京津地区纷纷传言慈禧太后将废掉光绪帝，另立新君。光绪帝及维新派闻悉，极为焦虑，急召表面附和变法的袁世凯入京。此举立刻引起荣禄的警觉，袁世凯奉召赴京后，他就杜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钳制袁世凯军，“防袁有变”；同时急电袁世凯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城转向维新派。

事态的发展，果如荣禄所担心的，处于危境的维新派孤注一掷，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三日深夜，由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下榻的北京法华寺，和盘托出应变计划：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时，将面交硃批谕旨一道，令袁世凯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光绪帝硃谕宣读，将荣禄正法，袁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岂料奸诈的袁世凯表面应承，待八月初五日见过光绪帝后，马上坐火车赶回天津，直奔荣禄住处，把维新派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荣禄。荣禄闻听，大惊失色，追问袁世凯打算怎么办，袁世凯表示自己将依旧效忠慈禧太后和听命于荣禄。荣禄这才放心，当晚就赶往北京向慈禧禀告。慈禧即命荣禄仍回天津控制住军队，她自己于次日清晨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百日维新”毁于一旦。八月初七日，荣禄奉召入京，任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权倾一时。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荣禄的基本态度是“剿团、和洋”，即镇压义和团，向列强妥协。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对外宣战前后，荣禄不变初衷，他奉命围攻外国驻京使馆时，暗做手脚，以其亲军布阵使馆四周，而不准义和团配合行动，甚至还乘间击杀义和团，对英、俄、美、法、德等国使馆则采取围而不攻的态势。正是在荣禄这种“明攻暗保”策略的保护下，被围长达五十六天的英、俄等五国驻华使馆终得保存，一场不应有的涉外杀戮避免了，荣禄的举措在当时是明智的。同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荣禄受命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即也赶赴西安与慈禧会合。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辛丑条约》订立，慈禧打点行装，准备返京。次月，荣禄“奉上谕，以回銮在即，赏穿黄马褂”，仍被慈禧视为心腹。此前，负责推行新政的督办政务处成立时，荣禄已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同年十月，荣禄又得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是年底，又授文华殿大学士。返京后，荣禄仍作为亲信近臣，为慈禧所倚重。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荣禄因病在北京去世，时年六十八岁。

评：翁同龢为政期间，忠于光绪，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后又赞同变法，终于被革职返乡，息隐故里，志不得伸，临死之言，尽吐其内心的伤痛。荣禄因其与慈禧太后的亲密关系，以往多被人们归入顽固守旧派之列，其实他对洋务和新政并不一味否定，甚至还很积极和热衷，临终前力劝慈禧“新政之当举者必以实力推行，成宪之当遵者毋以群言淆惑”（《荣文忠公集》卷三）。真实的历史不是仅以简单的概括就能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