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刘铭传　刘永福　冯子材

刘铭传（1836—1896）　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家境贫寒。早年，刘铭传曾就读于私塾，不久即弃学贩卖私盐，他为人豪爽。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陈玉成部和捻军驰骋安徽，刘铭传在家乡举办团练，配合清军抵挡太平军。咸丰九年，他率乡勇跟随清军攻陷六安，又前往救援寿州，得到清廷的嘉奖，由千总晋都司衔。咸丰十一年李鸿章在安徽庐州一带招募淮军增援上海，刘铭传率众相投，并于次年随李鸿章赶赴上海。在苏南、浙北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刘铭传所部“铭字营”屡有战功，刘铭传本人历迁至记名总兵，成为淮军一员悍将。同治三年（1864），刘铭传已官至记名提督。是年冬，他率部攻陷江苏常州，杀太平军将领陈坤书。次年始，又先后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围剿捻军，擢升补授直隶提督。捻军被平定后，刘一度获准免职归乡养病。同治九年，刘铭传奉命赴陕甘督办陕西军务，对付回民起义。次年，告病回籍调理。

此后数年，刘铭传赋闲乡间。这时，中国边境地区不断遭受外来侵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刘铭传面对严峻的时局，忧心如焚，“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为求对策，他时常去南京、芜湖、杭州等地游历，关注天下大势，通过阅读报章、接触外商，了解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主张中国自新图强，认为应该罢科举、倡西学、兴学堂、拔真才，以求国力强盛。在清朝官员中，他第一个上奏清廷，要求建造铁路，并提出了以建造铁路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具体设想，认为修筑铁路有利于漕运、赈灾、商业、矿务，也便于运兵布防，增强抵御外侵的能力，于国于民均大有裨益。他的这项倡议，遭到守旧官僚的激烈攻讦，没能被清廷采纳。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奉命督办台湾军务，抗击法军对台湾的侵袭。在他的主持下，台湾军民英勇奋战，挫败了法军占领台湾的图谋。

次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朝政府将原来隶属福建省的台湾改设行省，由刘铭传出任首任台湾巡抚。时值战事甫定，建省伊始，头绪繁多。刘铭传上任后，立即着手台湾的治理和建设，锐意进取，把自己多年来谋划的改革措施努力付诸实施，重点之一是发展和振兴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矿产十分丰富，基隆一带煤炭资源的蕴藏尤为著名。由洋务派举办的中国第一座近代煤矿，就是在那儿出现的。但基隆煤矿自光绪四年投产后，在封建官办体制束缚下，经营管理紊乱，生产发展停滞不前。中法战争期间，为防矿山落入敌手，该矿被迫自毁。战争结束后，刘铭传便筹组重建矿山，恢复生产。期间，虽遭遇各种困难和波折，他始终坚持不懈，为维持基隆煤矿的生产积极努力。

赴台前，刘铭传就很重视铁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就任台湾巡抚后，又审时度势，于光绪十三年上奏清廷，要求在台湾建造铁路，并强调兴办铁路是振兴台湾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年在得到允准后，即开始在台湾兴建铁路。同年夏，台北至基隆段铁路铺设正式动工，光绪十七年竣工通车。这是继光绪六年开建并于次年完工的唐胥铁路之后，中国较早投入运营的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和通车，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刘铭传原打算将这条铁路延筑至台南，后因其离职而未能如愿。

针对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刘铭传又在台湾积极兴办近代航运业。光绪十二年，他主持设立了招商局（后改称台湾商务局），招股购置轮船，最多时拥有大小轮船五艘，航行上海、香港及东南沿海，远至新加坡、西贡等地，大大便利了台湾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和交往。为进一步开拓近代航运业和沟通铁路运输，刘铭传曾着手疏浚和建设基隆港，惜因去职而未果。

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因地处万顷碧波之中，远离大陆，交通闭塞，农业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刘铭传上任后，通过介绍和引进大陆人民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鼓励植桑栽棉，推动了台湾农业的发展。以往台湾虽物产丰富，但商品流通渠道不畅，贸易发展相当迟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刘铭传亲自筹划在台北城郊大稻埕兴建一个新的市镇，以促进商品交换，同时邀集商股修桥筑路建房，改善台北的市政设施，为促进台湾的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为配合经济的发展和加强与外界的联络，在台湾积极从事近代通讯业的建设。光绪十三年，他经过选择，委托英商怡和洋行承办铺设台北沪尾至福州川石海底通讯电缆的业务，同时又在台湾架设陆上电报线一千二百余华里，便利了岛内外的通讯联络，改善了台湾原先“孤悬海外，来往文报，风涛阻滞，每至匝月兼旬，音信不通”的状况。他还改革旧的邮传制度，于光绪十四年仿效欧美方式在台北设立了邮政局，并在台湾各地设置分局，初步建立起近代邮政系统。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刘铭传在台湾积极倡导西式教育，培养了一批掌握一定程度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由于刘铭传的积极努力和大力经营，短短几年中，台湾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开始逐步改变原先落后、闭塞的状态，向近代化方向过渡。这是台湾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和引人注目的阶段。然而刘铭传的各项革新举措，遭遇清廷的诸多掣肘，“士论又讥其过激”，这些沉重的压力，使他心力交瘁，难以承受，终于在光绪十六年冬“以病奏请辞职”，并于次年离任返回故乡。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拟重新起用这员猛将，无奈刘铭传这时病体缠身，无法从命。次年《马关条约》订立，刘铭传闻知台湾被日本割占，痛心疾首，病情加重。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凌晨，刘铭传在故乡病逝，时年六十岁。

刘永福（1837—1917）　字渊亭，广西博白人。世代靠务农为生，父辈时迁至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他幼年时，因家境贫困，又先后迁徙至广西上思和迁隆州。他十三岁便到滩艇上作佣工，十五岁被船主雇为滩师，暇时从父学习拳棒技艺，练就一身好武艺。时广西境内因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并起，到处燃烧着反清起义的烽火。咸丰七年（1857），贫困交迫的刘永福也加入了反清起义的行列，先后投身郑三、吴二、王士林、黄思宏等旗下，辗转于广西各地对清军作战。同治五年（1866），他率领二百余人改投吴亚终部，并在驻地安德的北帝庙前竖起一面七星黑旗，作为标识，他的这支队伍遂被称作黑旗军。同治六年，吴亚终起义军遭清军重兵围剿，在广西境内难以立足，刘永福为另觅生路，率领所部黑旗军将士三百余人脱离吴亚终，辗转进入越南。

在越南，刘永福选择了一条与许多入越广西义军不同的道路：即在保持黑旗军独立性的前提下，尽量靠拢越南政府，争取合法地位，再谋求自身发展。他最初落脚于先他入越并已归顺越南政府的广西起义军邓志雄、梁俊秀踞守的苏街大墟，一年后接受越南政府招抚，率领黑旗军进扎六安州，并协助越南官兵歼灭了盘文义统领的白旗军，被越南政府授予八品百户官衔。接着，他又带领黑旗军主力攻打由另一支广西义军何均昌占据的保胜（今老街），该地位于中越交界处，为商旅交通要冲，在驱逐了何部后他在那里自行设卡征税，开山耕牧，建立了黑旗军的基地。同治九年七月，刘永福又主动请求率领黑旗军，协助清军冯子材部和越南政府军队，追剿黄崇英统领的黄旗军。黄崇英原先也为吴亚终部属，溃退到越南后占据了河阳地区，并不断接纳陆续败退入越的广西起义军残部，成为一股与越南政府对抗的割据势力，据称与入侵越南的法国殖民势力也有联系。在对黄旗军作战中，刘永福曾因功被冯子材赏给四品蓝翎功牌和木质关防，同治十二年又被越南政府授予权充兴化保胜防御使头衔。此间他又不断吸收杨著恩、吴凤典、黄守忠等股入越广西农民起义军，队伍逐渐扩充到二千余人，成为北圻地区（越南北方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同治十二年九月，已侵占南圻（越南南方地区）的法国殖民当局派遣上尉军官安邺，率领五十六名士兵和四艘小舰艇从西贡来到河内，他的公开使命是调查法国军火商人堵布益与越南当局的冲突。到达河内后，他蛮横地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保护商务、开放红河流域等项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于十月初一日在堵布益的武装人员协助下，悍然攻占河内，进而攻陷北圻四省。在越南政府要求下，刘永福率数百名黑旗军将士从保胜南下，进驻距河内十里的罗城。十一月初二日，刘永福率部至河内城下挑战，安邺带领数十人拖着一口山炮出城迎击。黑旗军佯败后撤，将法军引诱到有重兵埋伏的纸桥附近，击毙安邺，重创法军。法国政府因新败于普鲁士，元气未复，被迫从北圻撤军。战后，刘永福进一步受到了越南政府的器重，也引起了清政府有关方面的注意。

同治十三年八月，越南政府以黑旗军在立石、夏和、镇河、保胜等地屡败黄崇英的黄旗军，提升刘永福为正领兵官，并决定在红河弛禁通商，正式准许刘永福在保胜设关征税，以补军用，黑旗军有了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同年十月，越南政府调集四路大军，配合清军进剿黄崇英的根据地河阳，刘永福统带的黑旗军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为此，越南政府授予他“权充三宣军务副提督”的衔头，让他负责统一指挥四路大军作战。光绪元年（1875）六月，在中越两国军队的联合镇压下，黄崇英被捕杀，黄旗军被击溃。此后，刘永福统带黑旗军又参加了追剿黄旗军全部的战斗。光绪四年八月，清军将领李扬才反叛入越，自称是越南李氏王朝的后裔，要向阮氏王朝夺回祖业。越南政府匆忙调兵征剿，清政府也应越南方面要求出兵助剿，刘永福率领黑旗军积极参加了追剿李扬才的战斗。光绪五年李扬才之乱被平定后，越南政府实授他为三宣副提督。

八十年代初，法国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缓过气来后，又加紧了对越南北部的侵略，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打开进入中国西南的通道。清政府既不愿看到越南为法国所吞并进而危及中国西南边陲，又不敢卷入法越冲突的漩涡之中进而导致中法之间的战争，因而当光绪七年十月清廷筹议越南问题时，粤、桂、滇三省的督抚都先后提出了由中国出兵入越、联络并支持刘永福抗法的主张。但由于清廷中的主和派担心助刘抗法会加剧中法冲突，借口刘永福“未可深恃”而加以阻挠，此事未能马上被提上日程。法国殖民政府因为刘永福曾痛歼安邺并力主抗法，始终视他为眼中钉，并一再胁迫越南政府驱逐刘永福及其黑旗军出境。刘永福有感于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及越南政府的软弱无能，也越来越产生了联清抗法的愿望，遂于光绪七年十月以回乡省墓为由，设法与清朝地方政府联络。

光绪八年年初，法国交趾殖民总督卢眉命令交趾支那海军分舰队司令李维业，率领法军四百人再次进犯北圻，并于三月初八日攻占河内。时刘永福正在家乡省墓，接到越南政府北圻统督黄佐炎的信函后马上返回保胜，率领三千黑旗军将士开赴距河内仅五十里的山西，准备对侵占河内的法军发动反击。可是，越南政府迫于法国方面的压力，不但不支持刘永福抗击法军，反而要求刘永福将所部从山西前敌撤回保胜，并准备进一步将黑旗军迁离保胜。刘永福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孤立无援的境地。就在这时，唐景崧主动请缨来到了越南。光绪九年三月初八日，刘永福亲赴山西会见了唐景崧，后者向他提出了三项建议：上策为撇开越南国王而自立，以保胜为基地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中策为率领黑旗军主动出师河内，驱逐法国侵略者；下策为坐守保胜。刘永福采纳了中策，于三月十九日在山西祭旗出征，率领黑旗军进驻距河内十里的怀德府，并派人向侵占河内的法军发出战书。从四月初一日起，黑旗军不断向河内发动攻势，但因缺乏攻城锐器均未获结果。四月十三日，刘永福采取诱敌深入之计，引诱李维业率领法军从河内向怀德出击，在纸桥附近将法军引入埋伏圈，经激战后击毙李维业，痛歼法军。此后，刘永福又指挥黑旗军多次进击占据河内、南定等地的法国入侵军。

光绪九年六月，越南嗣德王病故，内部发生政争，法国趁机大量增兵越南，扩大侵越战争。从七月始，法国交趾支那驻军司令波滑亲自领军，不断向黑旗军驻防的怀德和丹凤发动进攻，均为刘永福率部击退。但与此同时，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重兵强攻越南首都顺化，并于七月二十三日迫使越南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攫取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十一月十二日，孤拔率领近六千名法军，携带两百多门大炮，从河内出发，兵分两路，水陆并进，向驻扎在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正式挑起中法战争。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奋起抵抗。但由于入越的滇军和桂军积不相能，临战溃退，黑旗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在数次击退法军进攻后，刘永福为了保存实力，于十一月十七日率部主动撤出了山西城，此后又从北宁、太原、兴化步步后撤。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清政府发布对法宣战诏书，在诏书中宣布授予刘永福“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抗击法军，正式将刘永福及其黑旗军纳入清军统辖之下。此后，刘永福率领黑旗军与西线的滇军相配合，进攻并围困了进占宣光城的法军达两个多月。当河内法军前来解围时，刘永福又在距宣光不远的左旭痛歼法军。光绪十一年二月冯子材在东线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时，刘永福率部在临洮互相呼应，不断打击入侵法军。就在战场形势好转之时，清政府下令停战议和。战后，刘永福奉命率部入关，并接收清政府改编。光绪十二年三月，清政府下令简放刘永福为南澳镇总兵。

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命赴台帮同办理台湾防务，入台后率所部黑旗军驻防台南。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清廷割台专使李径方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订立交接台湾义据，刘永福获悉后在台南草拟《盟约书》，号召台湾军民联合抗日。唐景崧弃台内渡、日军攻陷台北后，台南绅民集会推举刘永福继任台湾民主国总统，为他所拒绝，但他明确表示愿仍以“帮办”名义领导台湾民众抗日，并颁发告示激励全台军民共守危疆。此后，他一面派遣黑旗军各营将士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等地，与台湾义民军一道浴血抗击日本占领军，一面分派所部防守台南海口和内地。八月下旬以后，日军分从布袋嘴、枋寮、打狗港三面对台南实行合围，刘永福在饷械匮乏、孤军奋战的困境下被迫写信给桦山资纪，建议息兵议和，遭到拒绝。九月初二日，眼看大势已去，刘永福含恨乘英轮多利士号撤回内陆。

内渡后，刘永福一度署广东碣石镇总兵。辛亥革命爆发后曾被推举为广东民团总长，但又很快辞职回原籍。1917年在家乡病故。

冯子材（1818—1903）　字南干，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他幼年丧失父母，很早就习武闯荡江湖。道光三十年（1850），冯子材在广西博白聚众参加天地会反清起义，咸丰元年（1851）受清廷招抚，先后隶属于向荣、张国梁麾下对太平军作战，因骁勇善战，累擢至总兵。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苏、常等地均为太平军所占有，惟有冯子材率所部萃军三千人坚守镇江，继续抵御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冯子材以功授广西提督，同治三年率部攻占丹阳，被清廷赏给骑都尉世职。江南太平军被镇压后，冯子材回到广西提督任内，一度调任贵州提督，其间参与镇压过贵州苗民起义，并几次应越南政府请求，出关追剿从广西溃退到越南境内的反清势力。光绪八年（1882）因受两广总督刘坤一等湘系势力排挤，他借口有病辞职归田。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冯子材奉命在家乡钦州举办团练，旋受任广东高、雷、廉、琼团练督办。同年七月初六日，清政府正式向法国宣战。十月，冯子材奉命率所部萃军出关助战。光绪十一年正月，法国政府再次增兵越南，在北越法军统帅波里也指挥下准备进犯谅山，直扑中越边境。清军东线统帅、广西巡抚潘鼎新奉行李鸿章消极避战的方针，在法军尚未到达前便自行焚烧谅山城，率部先退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复继续北撤至离关一百四十里的龙州。法军乘势长驱直入，占领谅山，并于正月初九日一度占领边境重镇镇南关。值此危急关头，清廷接受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任命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时冯子材已年近七旬，且病体未愈，但受命后当即率部奔赴抗法前线。

到达前沿阵地后，冯子材被各军将领推举为前敌主帅。经过勘察地形、分析敌情，他决定进驻关守十里处的关前隘。此地形势险要，两旁均为高山峻岭，易守难攻，冯子材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隘口抢筑了一条长达三里半的长墙，横跨东西两岭，墙外深挖堑沟，岭上赶修炮台多座，以便居高临下，阻击来犯之敌。接着，他又部署王孝祺军驻山后半里处，为后路；苏元春军驻关内二十里处的幕府，为西路；王德榜军驻关东三十里处的油隘，为东路；另由蒋宗汉军屯幕府后三十里处的凭祥，潘鼎新军扎幕府后六十里的海村，魏纲军屯距关西百里处的艾瓦；自己则统率萃军把守中路的长墙和山头要塞，正面迎击法军。

法军见清军布防严密，于正月二十七日避开正面，从侧翼发动偷袭。苏元春所部早有准备，给来犯法军以迎头痛击，冯子材则乘隙派出萃军五营先行进占法军据点扣波。法军溃逃回扣波时，又遭到捷足先登的萃军的阻击，不得不弃甲曳兵退至文渊州。二月初五日，冯子材亲率萃军和王孝祺军夜袭文渊州，再次打击了法军的狂妄气焰。

二月初七日，法国侵略军在前线司令尼格里指挥下从谅山倾巢出动，分兵三路向镇南关进犯，其中两路夹攻东岭炮台，一路直扑关前隘长墙。在法军优势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东岭上赶修起来的五座炮台被攻陷了三座，关前隘长墙的防线也岌岌可危。值此紧急关头，冯子材向将士们振臂高呼：“如果再让敌寇闯进关内，我们还有何面目再见两广父老！”在他的激励下，守关官兵奋勇冲出长墙，拼死杀敌，终于扼制了法军的攻势。二月初八日，尼格里率领法军凭借猛烈炮火的掩护，再次向清军前沿阵地的长墙发动攻势。冯子材亲赴长墙督战，在法军越过堑壕即将冲上长墙之际，他短衣草履，手执长矛，身先士卒，跃出长墙，他的两个儿子相荣和相华以及守关官兵也紧随其后，奋勇冲向敌阵，与法军展开肉搏战。短兵相接之间，法军的炮火无法施展威力，清军很快将法军压回了山谷，并重新夺回了东岭三炮台。

二月初九日，冯子材乘势下令发动反攻，各路清军以及越南义勇军从各个山头、战壕和树林中冲向山谷中的法军。尼格里被迫下令撤军，向谅山方向夺路而逃。冯子材率领各路大军乘胜追击，于二月初十日克复文渊州。二月十二日进逼谅山，随后采用“以正兵明攻驱骡，出奇兵暗袭谅山”的战术，先行攻克法军前哨阵地驱骡墟，二月十三日又一鼓作气攻占法军在越南北部的重要基地谅山。尼格里身负重伤，率残部夺路逃向北宁。

镇南关—谅山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场形势。在此期间，西线的滇军、黑旗军和越南抗法义勇军协同作战，在临洮也大败法军；中路的清军唐景崧部也乘势克复了太原城。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朝野顿时震动，有人将法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失败与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相提并论。在冯子材统军攻占谅山后两天，法国茹费理内阁在各方面的指责下便垮台了。

在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冯子材准备乘胜进军，先收复谷松、屯梅，再进取朗申、北宁，然后直捣海阳，光复河内，将法国侵略军赶出越南。正在此时，清政府突然下诏停战，并限令冯子材率部于二月二十二日前从前线撤军。原来，当前线将士奋力抗战并节节取胜之际，后方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却力主乘胜即收，并以此为筹码加紧与法国方面议和。二月十九日，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英籍税务司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签署了《停战协定》。四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又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缔结了《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胜果，被主和派在谈判桌上轻易地出卖了。在此期间，冯子材曾数度致电清政府，反对罢战议和，要求严惩主和之人，并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可是换回的只是清廷的严旨申斥。他不得不挥泪奉诏，忍痛班师。

中法战争结束后，冯子材被清廷赏给太子少保衔，此后奉旨督办钦廉防务，并先后授任云南提督和贵州提督。光绪二十九年病逝。

评：刘铭传的名字，是与祖国的宝岛——台湾相联系着的。作为首任台湾巡抚，他为台湾的建设和发展，殚思竭虑，贡献卓著，“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连横《台湾通史》）。稽察史实，连横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很中肯的。镇南关—谅山大捷，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中不多见的胜仗，时人称之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可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胜果，却很快又在谈判桌上被轻易地抛弃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样的结局是多么的发人深省！难怪旧史家要发出“罢战诏下，军民解体，至今闻者犹有恨焉”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