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官僚政治的卷土重来与资产阶级走向衰落，1927—1937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理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这一论点，并且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员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联盟的基础之上”。按照这个观点，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者们，一般是采取相似的解释，只是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整个资产阶级牵连到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其实，这只是一个假定。在共产党历史学者眼里，的确，正是资产阶级对这个政权的支持，才赋予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可思议的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在极端的方式上，这种经过修正的观点认为，“都市经济的利益并没有控制在南京政权手里，也没有对其产生重大的影响”；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关心的，仅仅“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绅商，并从经济的现代化部门牟利”。

诚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这种经过修正的理论是有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的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者失去信心时，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现在论述的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巧妙地创造一个于其最有利的形象，一个可望得到西方的同情并予以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把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弄得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的宣扬其都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西方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究竟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个角色最有名的人物。宋氏是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精通英语。对其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正如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但是，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相似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说给其外国友人所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一个转变中的国家的官僚政治，其目的和手段都是不明确的，其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的各种风险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自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政治主动权，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又得到了增强，但却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的极端权力和权威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其目标是更具有野心，成功地取消了19世纪商人阶级获得受惠的社会自治权。在抵御这些来自政府当局侵夺权利中，外国租界只能使用愈加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别无选择了，不管是祸是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系到国家机器上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了使商人组织从属于自己，在1927年至1932年间，采取分化和互相牵制的策略，展开了迫使商人组织就范的进攻：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机构，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次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分会：这就造成了传统法人团体间的某种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业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都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旧式官僚被指责为名流统治论和买办主义，遂失去人们的信任，被迫让位给追随国民党而获得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未获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与闸北分会合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1/3席位。居住在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均被撤换；而正是这些人物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没有能力或不愿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

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行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同样也失去了某些反对外国运动的控制。20多年来，资产阶级曾致力于发展这个运动，并从中得到受益。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是从商会的显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商民部接受指示。抵制运动，本来是商人抗议外国权势的自发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其制度化。政府得到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资产阶级。日军于1927年6月登陆青岛所引发的抗议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各种规定也都是该部发出，对违反规定者的处分也由该部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经常空着，但这次抵制仍然给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为了反对日军在山东登陆，1928年组织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5月初的《中央日报》大字标题下，内容是“万众愤慨反对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7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反日会议，规定了全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当行动。这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

1931年至1932年的抵制洋货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占满洲的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手中。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竟称，是中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场运动。这是确实由中国当局组织的运动。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计划，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C.F.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未插手。但雷默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得更好。受控制的“自发”群众运动的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主动权之后，发现其长期进行的“救国”斗争，现在却被用来对付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年末，对真正的或莫须有的违反抵制规定者的惩罚，都带有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销毁货物。现在有些秘密团体开始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对付那些得罪人的商人。这些团体的名称，让人引起历史的回忆，如“上海除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等。在政府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国民党保护的地痞流氓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迫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手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了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民族复兴浪潮的威胁。这个民族复兴曾是资产阶级所鼓励过的，但是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个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北伐军占领，英国被迫放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20个交给了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代之以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级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的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三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五名华董。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将其干脆置之不理，外国人也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外国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销蚀了其获得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

特别是中国当局成功地扩大对舆论的控制，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和报刊的传播；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政府立案，然后又要求所有的报纸注册。这些都办到了。当其重新取得对租界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使外侨社会充分感受到自己手中行政权力的分量。

1927年4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盟，就进一步加强其对租界的控制；工部局的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这些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2万至10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特务，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或绑架或暗杀拒不向政府交钱的富商。从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被迫为国民革命军向华北各省进军提供款项。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其自身与19世纪的前辈一样，在官僚机器日增的压力下，已毫无自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品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年夏季北伐结束以后，资产阶级因政治上的一些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庇护，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6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年7月）提出不满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全国商业联合会，要求该会在立法院中占有5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将停止向政府贷款。

在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制止了这些资产阶级的独立表现，资产阶级也好像是放弃了反抗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资产阶级的这种消极态度呢？能不能重新提出国民党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的论点，就像J.费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人，从而才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

在企业家中，国民党政权对银行家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1927年末，一直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通过公债成了主要贷款人了，并由此将其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至1937年，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75％）是上海银行家提供的。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南京政府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中国政局的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中的突然行动，使政府控制了主要信贷所。从此之后，银行业和信贷就由国民党官员来经营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失去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径，只好投身上层政坛的道路。吴鼎昌（1884—1950年）就是一例。吴氏于1912年开始其事业，曾在银行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自1935年，吴鼎昌拒绝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1937年，又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张嘉璈（1888—1979年）和吴鼎昌相似，当其在中国银行时，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的自由思想，对上海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报》的工作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领，张嘉璈曾试图使北京政府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在受到打击下，张氏于1935年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就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942年奉派赴美研究经济建设问题。

钱永铭（1885—1958年）早在1927年选定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在1920年至1922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力争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时，担任该会会长。但钱氏很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财政部次长职务，并于1928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长。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要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其以前所经营企业的地位。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如此。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后，在宋子文控制下，宋汉章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1915年至1916年，宋汉章曾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的政治操纵；但在后来，却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没有参加政府，但也受到敦促，多少要在当局的直接控制下行事，并且通过接受官方业务来保全其事业。例如陈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经营其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其与孔祥熙的关系——二人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有人说孔、陈二人是亲兄弟。这也许使陈光甫更容易接受财政部长孔祥熙对其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使陈光甫仕途通达。陈氏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的中国白银储备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后，陈光甫完全从事公职，负责中国向美国借款的工作；自1938年至1941年，复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

浙江兴业银行的李铭（1887—1966年）的经历，没有发生明显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较多的官员性质。1927年，李铭被任命为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年，政府任命李铭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

1927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部门也向银行家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的经营前景。这两个方面既鼓励银行家支持政府，也加快了银行家由企业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70％，并没有给银行家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1928年开征统一消费，1928年、1929年、1930年又三度修订海关关税。这两项税收制度，对资本课税变得愈发难以承受。1935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为破产时，需要政府给予帮助，荣氏即向政府提出，在前此三年中共交纳税款1000万元。穆藕初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了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但是，撇开像穆藕初这样少数的例外，在实业家和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种事是引人注意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当然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年以前，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些自主权。当时政府只控制华资工厂的11％—14％。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支持下，把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的工商部门，也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术来为国家效力。企业家和商店主通常被排挤出去，受益的是已就任国民政府的官员。

就是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予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企业家受打击的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国民党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其为何给予资产阶级中几个主要集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基金，使企业家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调整的准备，而不可能接受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资产阶级的命运要由其监护之下的政府所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政府所作所为，进而言之，取决于政府的真实本能及其对自己应起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对南京政权的分析。

官僚集团与资产阶级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再度压制资产阶级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清末衰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清朝统治一样，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其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名义，动员人力和物力来为自己牟取私利。但是，现代化的论题在国民党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条约口岸的资源在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把南京政府和儒家的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看，可不可以认为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对其临时的放松，从而通过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呢？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我们也许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的被吸入官僚政府，正好与技术官僚和管理者阶级形成的同时，与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官方的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个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矛盾很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论点。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进行对话，急于帮助其参加政府。考察1928年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经历，就可以印证这个论点。宋子文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见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年，为了争取企业界支持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支出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要的表现。第二年，宋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的援助设立的政府机构。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职务，使之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遂即失去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国民党政权仍然继承着孙逸仙的教义，并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经验，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重新肯定了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1930年以后，在自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从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但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例如1930年至1936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渠对此就说得很清楚，认为为了急于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独裁者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宣扬由国家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主张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个立场的人之一。在这些人的惩戒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清除的“败类分子”之中。其目的是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认为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以其当做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其本身并非十分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理念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如对金钱的贪欲，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做个人发财的机会，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是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的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建（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对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的活动。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政府都已付诸实施。1931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增至25％。1932年在上海开办的新造币厂，为1933年3月颁布废“两”扫清了道路。这个非常古老的计算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此后币制即以银元为基础了。当完成货币统一之时，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1935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由国家储备委员会监督下，四家政府银行独有的特权。

1928年，新的中央银行和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中国农民银行，均置于政府的权力之下，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日益增多的收入遂充实了该行的资金。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

自1911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一直被指斥为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南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马上却又制造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却代之以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1931年）、矿产品税（1933年）等。新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为了充实国库，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科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年11月等于国有化的实然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自己身上。尽管注意到某些表面相似之处，但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使国民政府这些改革曾在有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但是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有利于私人企业组织的体制。这些改革提供了充分证据，说明其对此并无兴趣。在1932年至1935年工商业萧条之初，政府不曾给工商业以任何帮助，就是最毋庸置疑的证明。

能不能因此找到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开端呢？1935年11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支出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行国有化却大大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工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压力下，工商界自己也要求政府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用贷款形式；迟至1935年，才成立在杜月笙控制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万元的贷款。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长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15家纱厂（总计约占中国纱锭数的13％），并将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领域：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样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公私利益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私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1934年，为中国企业吸引外国投资；在1935年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发展项目的政府部门——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孔、宋这两位高级官员及其家族，也在该公司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是1936年至1937年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直接组织的，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

只有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资源委员会，奉行了充公政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地说，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的工商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政府高级官员所起的作用，使其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者们的普遍谴责，但却不能据此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19世纪“官督商办”企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年的官僚们，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是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坚持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曾在国外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工业方法和财政方法的了解，远非清朝的先辈们所可比拟。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即加速了其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企业资产阶级视为官僚集团现代化的结果，并号召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

尽管如此，但也不能肯定这个双重发展不遵循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构，这种起飞是不可能的。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当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本阶级。因此，在评价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时，既不能根据其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其道德上的腐败（在所有“新阶级”中，腐败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应根据其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这种混合体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是否应该将拉蒙·H.迈尔斯和托马斯·G.罗斯基所描述的功能，应归功于这种混合体呢？南京10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含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诸人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10年的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是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年至1924年的经济危机，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到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到1932年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正式复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年至1931年的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有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的英镑贬值和1934年的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升得那样快；这个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起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官僚共生的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是作为30年代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即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即夸大的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却留存了下来，又是具有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激励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其所奠定的传统，能不断激励希望继承其未竟之业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