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在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由于四分五裂的派别活动，存在着不团结状况。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与独立目标的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但也带来了指导国民革命工作不能和谐一致的问题。对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方式，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北伐军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矛头是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政府机构应设在哪里——是武汉还是南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国民党内，应该由哪些领导人执掌主要决策权？在权力问题后面，还存在一个造成更加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以何种速度进行社会革命？一个类似的问题，即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就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问题。在1927年的前三个月，对这些问题的争论遂导致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分裂；4月份国民党内出现了重新的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对共产党员的清洗。

为了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在广州的领导人开始北上，分两批从陆路到达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已设在这里。经过一周的会议之后，第一批前往汉口的人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主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选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这个法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在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权力。在联席会议中，左派占优势，实际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联席会议行使的职权，很快受到在南昌有威望集团的挑战。在南昌的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这是第二批从广州出发的人，于1926年12月31日抵达南昌，国民党中央党部几名部长也都一起到达南昌。

在1927年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部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准备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向东北方向前进。布留赫尔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表示反对。双方所持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对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庶与工业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未来的首都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进一步可能与苏联援助的冯玉祥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胜利品。会议最后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但强调唐生智的部队应沿京汉铁路对北面进行防御。

南昌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大部分中央委员主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汉口联席会议的同事要求南昌集团立即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临时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临时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各自所在地方召开，以重新调整党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取武汉方面的同志；但在一个星期后离开时，并未取得结果，心中甚为不满。蒋氏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谴责。次日，蒋氏也与之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一番。自此以后，两派日益对立，而各自独立行动；虽有信使不断往来于汉口与南昌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在私人及政治两方面的裂痕越来越为扩大。事实上有理由认为，是鲍罗廷亲自煽动起这场反蒋的行动，以期削弱蒋介石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争论冲突中，支持武汉的左派。1927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北上，所有的军队都应集中在那里。中共中央的报告赞成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运动，而这一运动将在北伐军和奉鲁联军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上海自治运动成功，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占领上海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会议，虽然惋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汪精卫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其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强有力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于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是篡夺了党的权力和徐谦的独断专行。蒋氏为其个人的立场辩护，也为其支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进行辩护，并威胁要对咄咄逼人的共产党予以抑制。2月25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主要把党的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的以前状态；蒋介石是在1926年5月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才集大权于一身的。南昌集团侦知鲍罗廷的计谋后，于是南昌的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于次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要求立即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报给鲍罗廷，敦促其返回苏联。但鲍罗廷对此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了。

在其他的问题上，革命领导集团也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免使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碍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全国的行动，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农民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工人运动的狂热情绪，正在国民政府的地区内引起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领导人中，有人就认为劳工运动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不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了政府收入，产生了失业救济的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无情地镇压敌对势力。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往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这些人的出逃，使农村的商业受到破坏，特别影响到米、茶以及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的长沙、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萧条。1927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已深入到乡下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屡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极大的反动。

正在此时，毛泽东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其后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毛泽东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兴；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革命的同志就必须赞成这个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阐述，农民的暴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渐渐感到极度的不安。1月2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分析了列强和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态度和看法，以下的引文十分重要。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趋势。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的，而且是极为可能的。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中共应消除对国民党的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中共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即不要反对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共应集中力量进行反英运动，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孤立英国。中共报告很有信心地提出，“这些政策如果得到确切的执行，必将导致完全的胜利，也将阻止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并消除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

然而，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在城市和农村中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对立行动（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取土地和暗杀），各种各样的宣传、地方主义情绪不断蔓延；最后是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的正面冲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1927年的2月份和3月初，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裂隙，已成为非常明显的事情，两者终于分道扬镳了。激进的左派更坚定地立足于武汉，并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而蒋总司令在其势力范围内镇压共产党，派军队去攻取长江下游，并寻求新的中外势力的支持。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湖北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已经在一起工作了数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月5日，一份在汉口俄文写的秘密报告，报道了反蒋的军事阵容。其中提到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第十一军（从第四军第十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几支战斗力较弱的部队，但是该报告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写报告的苏联人错误地估计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的观点。陈铭枢此时已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有争议的全会。陈将军于3月6日从南昌回到汉口，当天晚上即迫使其放弃指挥权而离去；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挥。

此时在南昌，布留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苏联参谋们，虽然反对立即向东突破，但仍制定了攻占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计划。布留赫尔主张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所部会师，然后沿陇海线向东推进。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著作，部分根据苏联的档案），鲍罗廷主张的战役计划，正与蒋介石相反。按照布留赫尔的计划，在向长江下游进军之前，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部会师，冯玉祥所部此时集中在陕西一河南的边境。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在1927年的头几个月，双方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江苏的孟昭月将军，上海的杨树庄海军司令和华庶澄将军。

蒋介石与军阀中最强大的张作霖之间，根据12月7日一次会上与鲍罗廷及国民党一些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消灭孙传芳和联合张作霖，与其进行间接谈判。如果要消灭孙传芳，重要的一步是劝说张作霖不要对其给予支持。但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及其部将张宗昌结盟；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持——或代替孙传芳。蒋介石通过中间关系与张作霖的谈判，一直持续到3月份，并打算推迟与奉军作战。蒋介石可能指望腾出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武汉的对手。张作霖作出了保持中立和划定势力范围的承诺；其中显然还包括蒋介石与中共决裂，并对其实行镇压。

在2月和3月份，一些共产党作者抗议蒋介石与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罪行”。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了有助于与张作霖的谈判，以及预期对上海的强攻，蒋介石正在谋求与日本达成谅解。通过各种方式，蒋介石试图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相信，不用担心北伐军攻占上海的后果。对于国民党阵营中的分裂日益加剧，日本政府渐渐相信其有可能同蒋介石达成谅解。

蒋介石进行攻夺上海的战役，需要用钱，所以对武汉政策抱怨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提供经费。蒋介石是宁波人，曾长期住在拥有巨大宁波帮——在工商界和下层社会都有很大的势力的上海，又在上海有许多各方面的有利关系。1926年下半年，上海华人商会会长虞洽卿到南昌访问蒋介石，并称上海工商界领袖愿慨然以资金相助，共襄蒋氏率军攻占上海。据说另两位到南昌的来访者，是上海黑社会巨头和法租界巡捕首领黄金荣，以及与蒋介石结拜异姓兄弟的黄郭，在上海充当筹措资金的中间人。黄郭交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一封蒋介石的密函，要求中国银行增加财政援助。张嘉璈在1927年1月拨给蒋氏数十万元。蒋介石派军需局局长俞飞鹏前往上海安排贷款事宜。俞飞鹏又从中国银行提取了100万元；据推测，又用类似办法在别处得到更多的钱。美籍犹太人乔治·索克思可能劝说英美烟草公司预支200万美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汇入中国银行，以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

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七军第一师于1927年2月18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攻占上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蒋介石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城的猛攻，得到第二师的援助，也得到上年12月倒向北伐军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六军的支援。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东路军攻占杭州（乘火车到上海，距离为130公里）后，谨慎地向距上海约47英里要冲的嘉兴推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上海争夺战。孙传芳总司令与南京的新盟友张宗昌总司令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直鲁联军。在过渡时期，孙传芳的部将李宝璋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上海市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争取群众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孙传芳总司令的第二次上海武装起义。起义从2月19日持续到24日，使上海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起义显然具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以支援北伐军的进军；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之前，争取尽可能多的控制一些城市，使之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工具。起义是在总工会的恐吓小组的威胁下，又杀了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工头及其他的人，才强制进行的。李宝璋无情地镇压起义，派大刀队到上海大街上去斩杀宣传煽动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学生。可是，起义导致数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政治性斗争，显示出上海共产党人的力量。不过，这样的结果，也会更坚定上海工商界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决心，也会加强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已做好保护其侨民的准备。这样，蒋介石在寻找新盟友时，起义很可能给予其创造条件；同时也加剧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26日政治报告所预见的危险，即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以及国民党内的温和分子结成联盟，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

1927年3月10日，拖延已久而又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出席会议的33人中，没有蒋介石；蒋氏留在南昌准备向长江下游进军的计划。除了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是国民党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一系列“恢复党的权力”的决议，对党的领导层和政府的各个委员会进行改组；选出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为国民党领导，而此时汪氏正在由莫斯科返国途中。蒋介石虽在一些委员会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但却排除其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外。全会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北伐开始时被撤销，为的是便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工作。蒋介石虽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汪精卫在名单中列名第一；其他有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三人，也都是蒋介石的对头。汪精卫代替蒋介石，被选为党的重要部门的组织部长；在汪精卫回国以前，该部的邻导工作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吴玉章代理。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另一个打击，是宣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而该三地党部的改组，是在张静江和陈果夫指导下进行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不得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除非奉命），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蒋氏不久将率部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势力接触其他的决议。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以解决两党的矛盾和冲突。决议请共产党指派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敦促加强对群众运动的指导，特别是对农民、工人运动的联合指导。最后，决议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

正当汉口准备实施这些决定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时，蒋介石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共产党员领导人陈赞贤，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向长江下游攻势时，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由其部下将南昌市党部加以改组。蒋介石数日后抵九江时，其部下用武力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九江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城安庆；安徽省是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归附北伐军倒向国民政府的。3月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省总工会）和共产党员之间进行了斗争。最后导致共产党员的离去。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夺取南京和上海

蒋介石攻取长江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的计划，是沿江两条路线实行猛攻。一路沿长江两岸而下：江右岸的军队由程潜统率，目标是南京；江左岸，即江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统率，目标是切断敌方南北联系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杭州、南京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为杭州，西北角为南京，大运河和太湖构成了大三角的底线。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在距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部沿太湖东西两侧向北推进，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残部和毕庶澄指挥的鲁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总司令，早已通过其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与北伐军进行谈判。3月14日，杨树庄宣布海军舰队归附国民政府；在此以前，杨树庄已派三艘舰只溯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下旬，因北伐军的进攻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和铁路遭受破坏，张宗昌在前线的部队必须朝南京方面撤退，否则即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3月18日，东路军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防线，北军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租界。租界由一支多国部队在各路口严密设防保护。毕庶澄进行归附北伐军的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了钮永建，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由青岛前往济南，在济南被捕处决。

3月21日是星期日，当白崇禧率部逼近上海南郊时，上海总工会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现在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担任训练，部分人配有长枪或短枪。有几个游击小组已渗入市区，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之为“黑衣枪手”又在活动。起义在中午开始，工人纠察队和枪手袭击街头的警察，占领了华界的警察署，还抢去了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有的地方有时是强制举行的）。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满市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经过一整天的混乱之后，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除了租界外，似乎已解放了上海，尽管还不清楚国民党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起义。约有4000或5000名北军仍集结在沪宁铁路北站附近的闸北。根据当时的报道，发生了多起抢劫、纵火和杀人事件，部分是北军所为；另一些则是占领某一地区的小股武装分子所为。在这些非正规的武装人员中，有的可能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但是，起义表现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明显的意图，即控制除了租界以外的地区，为组织临时政府做准备。领导上海起义的人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

3月22日，白崇禧将军率部两万余人进入上海，并在市区南部兵工厂设立司令部。白将军部下的薛岳将军，指挥战斗力颇强的第一师，肃清了北军的残部，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租界里被俘的。白将军发布维持社会秩序的命令，下令所有非正规的武装人员立即编入北伐军中，或交出武器后予以解散；并向外国当局保证，绝不允许使用武力接管外国租界。白崇禧下令，限3月24日停止总罢工。在23日至26日的四天内，北伐军在几个游击中心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围捕了20多名自封的司令（其中有一名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许多“黑衣枪手”，据说其中大部分人都被处决。几支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大队仍留在三个中心，把控制范围扩大到黄浦江对岸的浦东。

地图17　长江下游地区

北军于3月23日撤离南京，当日晚，程潜将军指挥的江右军随即进入南京城。24日清晨，江右军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三国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并袭击和抢劫全城的外国侨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当日下午3时30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组成屏障性的炮弹，以掩护约50名外国人（大部分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逃离。根据中国人单独的调查，向这片人口稀少的地区炮击，共杀死4名、6名或15名中国平民和24名军人；更公布了中国和俄国的报告，断言数千名中国人被杀。炮击很快抑制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的袭击。下午进城的程潜将军，对部队重申纪律。25日，所有希望离开南京的外国人都可以妥善安排撤退，虽然外国财产又被抢掠和焚烧了几天。

除了穿北伐军军服的士兵真正参加外，究竟谁对南京事件负有实际责任，对此迄今仍无定论。3月25日，程潜发表公开声明中称：“抢劫侨民财产，焚烧房屋的，是南京城内的反革命分子……从事煽动的敌对势力和一些地痞流氓，他们甚至造成一些伤亡事件。”同日，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告诉日本领事森冈正平，士兵是受到南京共产党员的煽动。各领事向其政府报告说，暴力行动是由第二、第六和第四十这3个军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和下级军官、共产党南京地方委员会的党员计划的。北伐军将领给武汉的报告中，把袭击归咎于北军和穿北伐军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华外交官及其本国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领事的说法——共产党的煽动。这个解释，后来也为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团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间唯一的事件；以前外国侨民从未遇到过如此广泛的袭击，并遭受如此严重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次事件给上海的外国租界引起了恐慌，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在北京的公使就是否报复问题，在其内部和与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就有关报复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一致意见；但即使在国民政府尚未道歉和惩处有罪者之前，各国政府并不同意给予制裁。日本政府在外务相币原喜重郎的影响下，试图抑制英国和其他列强，使之不要采取好战的态度，同时也希望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温和派领袖，“解决目前的争端，并最终稳定整个南方的局势”；总之，鼓励蒋介石去反对其党内的激进分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亲密同事黄郭，把这意见转达给蒋氏。但是，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日趋强硬，此时已经具备进行各种惩罚的实力，不过美国政府却不同意参加制裁。结果持久的国际间争论后，各国没有采取直接的制裁行动；而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发展，使这些想法也变成多余的了。

武汉政府在开始时，对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长陈友仁从英国驻汉口代表台克满处获悉事件的详情，并得到美国和日本领事的证实。直到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才得到南京事件的大量报告，了解到外国首都反应的一些迹象，于是认真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看来英国和美国准备进行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鲍罗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真的帮助反革命，这能导致革命的毁灭”。鲍罗廷的建议是人们很熟悉的，就是分化英国和日本。通过日本解除日本人对革命的恐惧，保证在华的日本人，特别是在汉口的日本人的安全（根据陈友仁的说法，日本侨民怕汉口的日租界被中国收回），这是武汉政府能够做到的。武汉方面每天对外国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日本和英国民众发出道义呼吁，希望其能起来反对干涉；宣传的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武汉方面同时明确所有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武装同志解释，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策是政治委员会通过的方案。

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委员会向日本保证汉口日租界的安全化为泡影。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发生斗殴，导致人力车夫被杀害。于是愤怒的群众打死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共抓获了10个日本人）。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中，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射杀中国人9人，伤8人。日本租界当局撤走了大部分妇女儿童，关闭并派兵把守日租界的边界道口，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驶来汉口。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要中国人冷静下来，下令严格禁止对日报复。武汉政府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革命事态的迅速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在争夺上海控制的斗争中，这个斗争只是争夺国民革命权力的一个方面；各派力量立即开始重新组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小商小贩的“群众组织”，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苏联对之提供建议和一些物质援助。国民党的一边，有上海及周围几支北伐军的指挥官（也许薛岳除外）；国民党“老资格的右派”成员，早把上海当成其营垒，并与工商界的巨头有良好的关系，而这些巨头有各自的理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会领袖，总工会在与这些帮会领袖争夺对上海工人的领导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当局和巡捕倾向于一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方），支持这些势力的，大部分是外国领事。作为领事们的后盾，是一支约有40艘军舰和1.6万名士兵的兵力。这显然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斗争，但双方各花了三个多星期时间准备。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来取得支持。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在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临时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的一师兵留在上海（谣传薛岳这一师兵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被总工会下令处死。这天下午，在距法租界不远的西门召开盛大的集会上，发言者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说，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即举行总罢工。国民革命军阻止了会后的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甚至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和能力。

蒋介石将军试图缓和紧张的局势，想以此使对手能平静下来。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蒋介石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其对各国的友好态度；认为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也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的分裂。蒋氏并且认为不管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如何，但其作为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是无可否认的。蒋介石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北伐军军服的北军部队。在3月31日的另一次对外国记者的会见中，蒋介石抗议外国兵舰对南京的炮击，认为这引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扩大。蒋介石并要求上海的租界当局采取措施，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侨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声称已发布命令，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其他行动损害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蒋介石要求外国当局结束戒严令，撤走外国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革命军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会已在前一日发表宣言，驳斥北伐军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言，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工人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

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要求镇压上海好斗的劳工运动和约束共产党员；但这需要时间。虞洽卿和一家日本大航运公司的买办王一亭及伍朝枢等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见蒋介石，强调立刻恢复市内和平秩序的重要性，并为蒋氏提供支持。日本总领事矢田在蒋介石到沪后不久，数次会见蒋氏的结义兄弟黄郭，敦促蒋将军镇压捣乱分子，对南京事件进行赔偿的善后事宜。《北华捷报》的评论指出，如果蒋将军“要拯救其同胞免于赤祸，就必须迅速无情的行动”。

在国民党内，以吴稚晖为首的一批元老也逼蒋介石清党。这些元老，都是国民党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二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3月28日，12名常务委员中的5人举行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的决议。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之“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有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归国的留法学生领袖李石曾。4月2日，这5位监察委员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名候补监察委员黄绍竑和李宗仁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领袖，黄绍竑是应蒋介石电召来上海的。这次会议，列出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197名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名单，并将名单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其实行监控。

蒋介石邀约国民革命军的主要将领前来上海交换意见，其中有南京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广东的李济深，以及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浙江的周凤岐——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返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受到盛大的欢迎。也许只有汪精卫才有足够资望来弥合党内日趋明显的分裂。在以后数天中，汪精卫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监察委员会派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与汪氏的旧同僚胡汉民，以及中共的总书记陈独秀等，进行头绪纷乱的会谈。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归国，并称从即刻起，全部军事、政务、财政和外交事务悉由汪主席决断，其本人仅指挥若干军队，且愿意亦如其他将领一样服从于汪主席。蒋氏并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党的权威，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快实现三民主义。在私下里，蒋介石强烈敦促汪精卫驱逐鲍罗廷，清除党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并警告汪精卫切不可去武汉，否则其必将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也请求汪精卫参加清党。但汪精卫主张此等大事，必须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决定，并要求各同志不得擅自行动。

汪精卫与陈独秀讨论的结果，4月5日上午的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不论有过什么过错，但从来没有主张推翻友党的国民党；中国即使在将来，也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需要的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抗反革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政策提醒国民党党员。声明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准备组织工人政府，冲入外国租界，搅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政府；国民党的领袖们正计划从党内驱逐出共产党员，镇压工会及工人纠察队。其实，这纯属谣言，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后告诫所有的同志要除去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为两党利益而互相尊重，互相善意地进行协商。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出席有更多党内元老和国民革命军将领参加的会议，会议的情绪激昂，争吵得空前激烈。当日傍晚，汪精卫偷偷登上一艘轮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在留给张静江（张人杰）和蒋介石的信中说，其前往武汉，是安排4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民党内的争端。武汉政府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程潜4月6日的个人报告，才充分了解到上海几次会议的情况。程潜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又会见了吴稚晖和李石曾，然后把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武汉政府对蒋介石及其同谋者已无任何约束能力。同时，武汉政府也因自身的问题被困扰得焦头烂额。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月12日前两个星期，许多城市爆发了激进派和反激进派的较量，表明革命阵营内部出现的冲突正在激化。这些派别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权力的角逐，在冲突背后还隐藏着对革命意义的重大分歧。在现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呢，还是一场解放劳苦大众的阶级革命？在农村，佃农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实行减租减息？在城市，工人阶级是否不但要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还要通过工会对企业进行控制？群众通过谋杀的暴力行为，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社会革命应当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而社会革命却使革命阵营分裂。

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各阶层的领袖，从激进到保守，都各持有不同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上的不同，遂导致国民党地方党部和政府委员会的权力之争，各党派竞相向下级军官和士兵灌输自己的主张。在革命者——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中间，存在着对立的青年、工人、农民、商人和小业主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的强烈影响，有的或为其所控制；而其他的一些则是反对共产党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者与一向视工人运动为其独占领域的共产党活动家之间的对立，可以追溯到六年以前。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都循着一种固定的模式。首先是激进分子通过宣传或街头讲演，来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口号，其中有一些是谴责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赢得社会的支持。受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的武装工人，即工人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设施，并迫使工人罢工。反激进的行动也循着一个统一的模式，例如许多城市都出现相同的标语，“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在有些地方，随着冲突的激烈化，军事长官会下令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封闭其所控制的组织。有几次，忠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也卷了进去。在军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散其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的袭击。

在浙江省城杭州从2月18日被攻占之后，冲突的一方是国民党左派的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反共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后卫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解散联合会，但受到公安局长和后卫部队司令的抵制。3月30日，在工会联合会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以后，后卫部队司令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武力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工人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队伍开枪，包围了国民党左派党部，并纵火焚烧，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捣毁了总工会总部。

同在3月31日那天，远在西部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捣毁总工会和其他的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共产党嫌疑分子的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也是1925年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的主要成员。在192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川有两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共产党员，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1926年11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派组织。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潮期，当时国民党左派正呈上升趋势。可能在1927年初，蒋介石和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命令反共的向传义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戒严司令王陵基采取反对共产党行动。2月，吕超带领一队黄埔军校学生到刘湘军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团也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将领都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在3月31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事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戒严司令王陵基得到刘湘将军同意后，派兵包围了会场，逮捕了共产党嫌疑分子，搜查了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查封了省城和大城市以及县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根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些单位都为共产党所控制。当工人纠察队抵抗军队的逮捕时，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6名重要的地方共产党员牺牲。根据另一名共产党员给武汉政府的报告称，有400多人被枪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清党遍及四川全省。

4月2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其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争的场所。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许多共产党员在此地进行活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后，中共党员的活动受到了抑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及省政府委员会，主要由“清一色”的国民党员所组成，由有威信的老资格革命家李烈钧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但南昌的国民党党部却为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1927年3月离开南昌时，李烈钧解散南昌国民党党部；但随着李氏也离开了江西，武汉政府遂得以加强在江西的影响。3月26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人委员会，来改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委员会。8人中有6人是双重党籍身份。3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争取其对左派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左派动员其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这次事件中，朱培德部下的南昌警备司令王俊显然给予了配合，或者保持中立。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将军的朱德，当时负责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支持这场突然袭击。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约有20人被处死。李烈钧离去后，朱培德担任了其渴望的江西政府主席，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后，朱培德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但还是有数人被人民法庭判处了死刑。

在福州，左、右两派力量的比较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也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国民党内的两名共产党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省党部，并派员到各县去组织分党部和建立一个政治讲习所；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共产党员，通过党部成立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反共组织，甚至成立反共的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纠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自卫队。在3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各自的力量，并出现了双方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制了下去。3月19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反共一方的力量。4月4日，保守派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了保守分子，通过拥护蒋总司令为革命领袖，驱逐鲍罗廷，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共产党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际上等于反共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机构……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之命行事的”。4月7日，一个更为保守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正式组成新的省党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失败的一方约有10人“先后落网而被处死”。

4月6日，北京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一处建筑物进行突然搜查。外交使团颁发搜查证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中东铁路和远东银行在使馆界的办事处，策划在北京举行暴动。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苏联人和36名躲藏在内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和主要理论家之一的李大钊。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9名执行委员中，有6人被抓。警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件、共产党党旗、印章和一些武器弹药。此外，警察看到苏联使馆武官处的苏联人正在烧文件时，扑灭了火势，搬走了7卡车文件。这次搜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的活动，还可能破坏了苏联军事顾问与北京苏联武官处的联系。4月7日，天津法租界当局搜查了租界内的苏联机构。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禁止人们接近。这样，西方列强确实削弱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经过京师高等审判厅审判，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于4月25日被处死；其他10人被判处徒刑。在被处死的19人中，有数人是北京共产党组织怀疑的国民党党员。

在上海，许多迹象预示，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最后必与武汉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亲信杨虎和陈群，是与杜月笙的中间联系人；而这位杜大亨则是长江下游最有实力的下层社会的帮会领袖之一。杨虎、陈群劝说杜月笙领导这次反共行动。杜月笙为此成立中华共进会；4月3日，公共租界捕房已得知青帮领袖募集数百名武装亡命之徒，将住进法租界；蒋介石已给予其首领60万元巨款。4月7日，公共租界捕房得知，这些亡命之徒目的是攻打总工会总部。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相认。确切地说，杜月笙的共进会和汪寿华的总工会之争，是争夺对上海工人某些部门控制的冤家对头。

在4月份的头三天，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将军奉蒋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一支纠察分队的武装游击队，击毙了数十人，逮捕了其余的人押至龙华受审。刘峙的副官在4月4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将近一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已被解除武装；因为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未干预军务，“队员没有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纠察队有任何破坏安定的行动，“也将被镇压和解除武装”。4月5日，蒋介石颁布戒严令，命令解除所有未编入国民革命军而携带武器的人员。次日，白崇禧封闭了武汉中央在上海设立的总政治部办事处，并命令检查汉口发来的电报和信件；8日，对设在毗邻法租界南市的总工会总部进行搜查，19名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捕。同时，蒋介石把第一师和第二师调往南京，在那里还有其要做的事。

蒋介石所以要把军队调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准备在南京成立的政府。为此，蒋介石必须保卫南京免受北军的来犯，同时也为消减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石命令第二军和第六军渡江北上，去迎战敌军，并派第一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南京的城防。这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是能够服从其命令的。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二军和第六军的两个政治部，分别是由双重党籍的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富春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进派。林祖涵是参加同盟会的老资格革命家，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3月24日北伐军攻下南京后，在这两个军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成立总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正常活动。在第六军攻下南京时，林祖涵不在军中，在3月底才来军中停留数日，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4月1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才从上海搬到南京。江苏省党部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中共党员的张曙时和侯绍裘是两位引人注意的人。张曙时曾代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出席第一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会，于4月3日由汉口乘船顺流而下，到了南京；后来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虽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生冲突的第一手材料。张曙时知道两名“反革命歹徒”已组织了对立的市党部，但第六军政治部关闭这个机构，逮捕了该机构的几个党徒。张曙时知道这是一个不祥的消息。蒋介石已指定“安徽省党部的破坏者、流氓杨虎”负责南京特别区的工作，同时指定另一个“反革命歹徒”实行破坏活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主要雇用打手”的劳工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受到公安局长温建刚的庇护，政治部也不能将其关闭。公安局禁止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大会。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二军和第六军已渡过长江，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了会议，第一军则无人参加。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在4月7日召开紧急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当迁到南京，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4月9日上午到达南京，留下白祟禧和周凤岐驻守上海；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曾计划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汪精卫的人，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能举行了。一批武装歹徒——雇用费每天4元——捣毁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捆绑了省、市党部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协会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一齐交送公安局，有数人据说是共产党员。张曙时在搜查时躲藏了起来，但后来还是被捕，关了一夜；因之得知蒋总司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为了反击这次袭击，左派工人到总司令部向总司令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结果。第二天，左派成功地举行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但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两天：武装歹徒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同党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通过水闸逃走，前往汉口。对于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南京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4月9日和10日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以保守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4月9日的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温和分子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自上海来电，声称汉口的行政当局已为共产党所把持，其命令就不必服从。这显然是对4月15日开始恐怖清洗的暗示。

尽管有这些事件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对之却束手无策。由于缺少4月份前两周的党内文件，所以难以了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领导人所做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隐藏或掩埋起来，以避免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按照A.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是3月31日发出的，隐藏或掩埋武器的命令显然没有执行。相反，中共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众的支持，准备在敌方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艘因罢工停驶的船上举行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4月4日举行了一次较为公开的集会，由总工会执行主席大胆敢干的汪寿华主持，决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服从总工会的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应告知公众，保持武装纠察队的必要性。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空气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总工会即下令举行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来显示力量。7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有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对其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激进分子所关心的问题是应当镇压环龙路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其成员应予逮捕加以惩办；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并受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负责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予镇压，所有的工人应武装起来。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及其同伙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来解除强大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杜月笙为征募的歹徒配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小分队，穿着“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数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作这样伪装。4月11日晚，汪寿华应邀到杜月笙公馆赴宴，正在其要离去时，即被劫持杀害，尸体被弃置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大本营和总工会附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被告知午夜后袭击即开始，届时命令用路障封锁租界，以防有人逃入租界庇护。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准从法租界通过，白崇禧的伪装部队也获准从公共租界通过。

在4月12日凌晨4时和5时之间，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租界的闸北、紧邻法租界的南市、黄浦江东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开火。有数处的守卫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却中计投降。在有些地方，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穿制服的士兵也参加进攻；但在另一些地方，则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进行调解，以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约有25名至30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有145人在白崇禧司令部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和其他的人一起被捕，但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将军缴获了大量的工人武器，约有3000支步枪，两挺机枪，600支手枪，大量的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军队和伪装的流氓工人封闭各种左派组织的办事处。

失败的一方企图集合起其支持者。总工会的领导不顾白崇禧的禁令，号召举行总罢工，仍有10万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参加罢工在第二天不去上工，但罢工没能持久。13日，示威者在闸北集合后，游行到周凤岐的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发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队伍中既有武装人员，又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数十名无辜者被杀害。在大约90名被捕者中，有40多名为原来直鲁联军的士兵，是被雇用成为纠察队员的。当日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这个工会统一委员会将是蒋介石控制下的工具，把劳工运动纳入于保守分子手中。4月12日至14日，恐怖的镇压粉碎了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有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严厉谴责蒋介石和要求援助的报告。

革命摇篮的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同样残酷的对共产党领导组织的镇压，许多知名的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政府“罢官”的李济深，在上海开完了右派的会议之后，于4月14日回到广州，当夜即召开了秘密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李济深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宣布4月15日开始戒严，广州公安局也颁发了类似的公告。李济深称其奉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之命，立即逮捕广州所有的共产党分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于是在4月15日黎明前数小时，广州开始清党。

数营的士兵和2000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警卫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粤汉铁路终点站的黄沙车站，铁路工人的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以后即被改为保守派领导的报社。4月16日，街上出现拥护蒋总司令和拥护政府迁往南京（此时已即将实现）的标语。受共产党很大影响的黄埔军校学生，都被解除了武装，但大部分学生是拥护蒋总司令的。4月18日，约2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军校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则纷纷逃走。从4月23日持续到25日的抗议罢工，只有少数几个工会能够发动，但结果有20多或30多工人领袖被捕。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的7人，悉被处决，其中有两名女学生。43个工会被强行改组。突击搜查持续到4月27日，约有20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被捕。在几十名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森（李启汉）和萧楚女，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保守的国民党员古应芬成为广东省的财政厅长，李济深实际依然是军事长官；广东新省政府向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政府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有800万银元储备在广州的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使武汉不可靠的通货更为恶化。其二，追随武汉的三个省份往南的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只能通过长江与东海相通，但是这是很不可靠的。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头、厦门、宁波等口岸城市也都受到清党的波及。杨虎亲自来宁波监督国民党部的改组工作。在广东、浙江和江苏省的一些小城市，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都遭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清党的行动并没有使从192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减弱了。共产党员或是转入地下，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事实证明，武汉也仅只是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运动领导人，可能对在上海被杀害的同志怀着报复情绪，于4月14日处死了8名湖北工人运动的老资格工会组织者。这8人都是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省工会，为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月10日，武汉的共产党劳工运动领导人举行湖北省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将这8人交给民众处决。数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队在汉口街头枪决。在激进主义中心的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名至40名与外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于南京另立中央和独立的国民政府，遂更加剧其与武汉的分裂。这些人在南京集合，表面是等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一次由汪精卫提议召开的全体会议。当汪精卫还没有到达时，在南京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增选了另外9人。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如果以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来衡量，武汉方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方面有几个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在由胡汉民任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的仪式会上，发表语气既是革命又是反共的宣言，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政治会议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2日作出的决议，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新政府向总司令及其他将领和官员发出一道相应的命令，称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为极端的邪恶分子；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出警告，并附有一份197人的通缉名单。就目前所知，可能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根据怀疑拟定的这份名单，其中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以后的几个星期，南京国民党成立中央和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并派出清党委员到上海—南京集团所控制的地方监督清党。南京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所在地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详列蒋氏的12大罪状。共产党于4月20日发表声明，对武汉政府的命令表示支持；并说明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阶级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直接斗争不应横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