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与中国人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对中国的兴趣——由于中俄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在俄国的华人团体（华人在俄国内战中曾为革命而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思想上旨在推动世界革命。以建立俄国共产党政权相同的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是十分向往的。

义和团运动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引起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列宁认识到亚洲国家的觉醒。列宁登载在1913年5月18日《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提出来，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的链条便形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个阶段革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明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适当的时机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群众的任务，应归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列宁的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引导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运动的权力。

这便是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维经斯基在中国逗留的六七个月里，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由信仰不同派别社会主义学说的人组成的混杂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分散的研究中心，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组建于1920年底即已形成，并于1921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放假）里召开的，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南湖）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至于会议的具体情节，至今已模糊不清，且不同的见证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党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尽管章程没有阐明民主集中的原则，党也将有计划地建立一个系统的、纯洁的、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来完成革命任务。党章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敌视与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伊始，便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大为烦恼，并因此而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由三个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陈独秀并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被选为党的书记，直到1927年7月15日辞职为止。陈独秀对中央的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景仰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中，为什么选中陈独秀而没有选中李大钊呢？李大钊仅获得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的职位，因此时李氏正在四川讲学，陈独秀正在忙于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陈、李两人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都是无可挑剔的；决定党的书记，也许是有实际问题。陈独秀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此能有更多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如编辑《共产党》，在上海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实际的政治经验表明，陈独秀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独秀以个性强烈著名。“一大”参加者周佛海评论称，仲甫（陈独秀的字）是个固执的人，对尚武精神持反感态度，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怀有厌恶情绪。陈独秀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22年5月在杭州召开），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党章中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党的组织采用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三级结构，其基层组织是小组，所有党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每周的）例会。党的全国大会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掌握在领导者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党章的规定，成为非常突出的特点并更为加强。这一特点，在关于党的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对于不服从者，将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大约发展到2万人的规模；中央的组织机构也因之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个部得到了扩充。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年紧张迅速变化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需迅速作出反应，29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为完成其所代表阶级长期与短期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政治作风，不可能不产生彼此之间的矛盾，以致造成严重的党内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共1923—1927年的目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一目标促使党根据情况的需要，逐步加强其在工农兵中的力量基础，以及党所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和青年组织。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中央集权制；否则，迟早会发现反动势力的攻击，而自己无能为力。尽管在陈独秀领导下党的生活和历史记载不多，但仅有的少量资料表明，创始人管理这个组织松散的政党，是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联络，更为顺畅地起作用，实际是家长式的领导。在中共的顶层和中层，更多的依靠是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导师和门徒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因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党员便会表现出脱离组织倾向。李大钊和党的北方区委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少有些处于半独立状态。1927年初的占领并收回汉口英租界，如此意义深远而重大的行动，中共中央对此并未筹划，也未予以指导。仅在此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过大扩展党组织的缺陷，表示严重关切。领导层表现出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同志甚至犯有侵吞财物和贪污的罪行。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中出现新的人生哲学，在作风上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党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并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容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是处理实际工作，放弃了对理论的训练。党小组的生活，往往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生活。陈独秀对于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是更接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独秀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党的主要决策，都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独秀与书记处的同志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独秀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其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些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这些人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说，与陈独秀领导时期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