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紧张状态

历史大观园近代岁月 2020-07-15 10:39:54 0

对于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个极端错综复杂的问题，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并不愿陷入进去。中共“一大”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载的那样敌对，就是如陈潭秋的追述，支持国民党的进步政策，但采用非党合作的方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共事，李大钊打算与北方军阀吴佩孚进行会谈——这两人都是孙逸仙的敌人。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已严厉谴责了吴佩孚。中共的这个时局声明，邀请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统一战线压倒一切的目的，是无可置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在宗旨上和组织上遇到的难题，是1923年6月采用“党内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首先，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的一致行动，正是列宁式共产主义政党概念的本质。由于共产党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因此有必要在争夺政权的斗争开始之前，先经过统一战线阶段。这似乎是有充分的根据，但也为统一战线的最终分裂埋下了种子。当国民革命快要取得胜利时，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所抛弃，终至造成两党合作的分裂。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当革命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就不大可能平静合作了。继列宁的《两个策略》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至社会主义》，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

国民党的确也有了变化，在1924年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标，并经由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把党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来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的兴趣在传统上被视为显赫而有实力的财政部和外交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等部门。这反映了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保守分子都去争取有钱有势的政府职务，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工作的腐败和妥协倾向。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断批评，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顾问的到来，遂在国民党中产生了左翼的力量。因此，在1925年春孙逸仙逝世以后（详见第11章），国民党遂逐渐发生了分裂。国民党的组织虽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仍在右派掌握之中。处此情况之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掌管全党。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持暧昧态度；国民党左翼虽具有革命性，但易于妥协。陈独秀从早期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此时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这个革命的领导权的立场上了。大约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盟的观点。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保持“党内合作”的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从实际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则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中的工作。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终结之时，中国共产党大概已能够影响工厂、矿山和铁路的300万工人。这个数字与1920年仅38.5万人的数字相比，工人的显著增长，主要归因于中共工会工作的措施，即1925年1月在广东召开的中共“四大”上采取开展工会工作和五卅运动的结果。工潮发生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大都是由于经济原因。北伐期间（详见第11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北方军队控制的铁路系统。在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导致工会组织的不够巩固。因为工会本身存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路线的严重分歧，当广州的工会竟划分为共产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工会时，工会领袖与工人们都感到大为失望。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糊。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不违背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前提下，将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转向其本国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残存物，即大面积土地的拥有权与包租制。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都提出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样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陈独秀和张国焘尤为突出，认为农民对政治问题没有兴趣，又缺乏有组织行动的能力。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仅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党员个人身份，投入后来证明是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彭湃于1921年在海丰和陆丰创立农民协会，到1923年拥有10余万人的会员。后来在国民党赞助下，仍由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波及广东全省，卷入运动的达70余万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不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下乡工作。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规模的巨大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则是别具一格。湖南的农民运动始于1923年，在1926年该省为北伐攻占时，更加得到有力的推动。据毛泽东说，湖南的农民协会在1927年初已拥有200万名会员。当北伐军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湖北已有250万会员；而江西据说8.3万人加入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一切腐败现象。在湖南，农民超过了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农民为北伐军递送情报和充当向导支援北伐军。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部长谭平山（详见第11章），声称6省的农民协会拥有900多万名会员。如同工会一样，农民协会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涣散和纪律的松懈。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开承认其在加强农民运动中的失败。更为糟糕的是上层决策的含糊而多变，造成下层的无所适从。一位领导者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矛盾之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土豪劣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斯大林所说的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面的革命，和“党内合作”的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在此以前，毛泽东提交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一份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中共“五大”对土地问题的决议，比较毛泽东的草案要温和一些——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在这场磨难中放过了。“五大”没有坚持土地没收以后的集体所有制，但认为需要解除地主的武装部队，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用来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没收土地和武装农民，能否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武装，是武汉政府禁止的。这与在城市中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是同样做法。农民不能武装起来，乡村的农民运动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以后的秋收起义期间，影响到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详见第十一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阐明其立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概括的论述拥有武装的人民，反抗拥有武装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景象；但陈独秀未能想出如何组织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一个由共产党员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学员中成立了；稍后，与之相对立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在黄埔军校诞生了。随着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设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第二军的李富春，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的政治工作。但这些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是否能与苏联红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具有同样的权力，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中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注）时，就变得很明显了。事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军校学员中的左、右两派组织同时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这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员担任军队的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党代表都被蒋介石取消了。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结果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进行争辩，但也没有起作用。甚至鲍罗廷提出不同意见也被拒绝。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如何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在战场上，如汪精卫所大为抱怨的那样，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只会遭受毁灭性的被来自上面的革命压制下去。虽然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中已露凶兆，但斯大林在一年多以后，仍是信心十足地用压榨国民党右翼这个柠檬的比喻，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也提出了与斯大林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简单的统一战线中“不起领导作用”，“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共立即从统一战线中退出，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共产国际在此紧要关头的劝诫，中共因此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了游戏式的暴动。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于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陈独秀曾数次提出，将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的联合。既然蒋介石于1927年春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严厉的镇压，中共当然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五次代表大会上，各种相互矛盾的决议构成了混乱的局面。由于既不愿放弃统一战线，而又由于中共力量过于弱小，影响不了与之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只能看着局势的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暴力迫害，无论是在1922年或1927年都是如此。赤裸裸的事实，在被军阀肢解的中国，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即有枪就有权。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只有130名党员，而到1927年，已发展有6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尽管中共随后遭受严重的损失，仍能够经受住国民党经常残酷无情的镇压。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和1923年不与国民党合作，而选择单独作战的途径，那可能情况更加不妙；如果中共早一些为与国民党最后决裂做好准备，也许情况会好一些。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权；换言之，必须创造一个“国中之国”。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的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注）。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参看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

校注：谭平山当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陈公博在广东政法专门学校任教。

关于这一点，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其研究仅限于陈独秀，我认为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更不必说毛泽东了。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说明，见于陈独秀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页。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李氏说：“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氏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为其解释。李氏的困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不足仍然存在，其所爱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了使其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李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180页。

《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内竹编：《毛泽东集》（以下作内竹本），1（1919年7月1日），第53页。

见李立三文，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155页。

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第1906页，1917年2月1日。关于李大钊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34页。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8年7月15日），第222页；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在1915—1916年从其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页。李氏写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校注：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工总部逮捕。193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以陈独秀“危害民国与叛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可参阅陈氏于1919年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均预示1919年11月2日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独秀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后于李大钊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主义》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独秀对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但他在11月份的文章上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经济基础之上，参看《独秀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1919年2月7—8日。

陈独秀：《独秀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4，第216—217页。

《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思想史资料》，第1906、1201页。

《思想史资料》，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独秀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93—194、198页。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页。

竹内编：《毛泽东集》，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自《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第80页。

校注：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中，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和3；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8、75页；《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页的一则广告；《近代史资料》，2（1955年），第161—173页。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35—136页。

校注：1923年6月，萧楚女任《新蜀报》主笔。

李大钊：《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周佛海的文章，见《新青年》，8（1921年1月1日），第5页；蔡和森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8—159页；陈独秀的文章，见《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第43—63页；H.德昂科斯与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陈公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6，第6页；或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7页。

校注：1919年6月15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9月12日出狱；1920年1月29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陈独秀自此即离开北京大学。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载《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页以下各页。

举例来说，迈斯纳的《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大钊只是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95页。

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1922年8月29日，根据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7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决定和8月指示，再次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共“二大”和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是两次不同的会议。

第二个党章的全文，载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4—109页。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列出以下略有出人的组织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向导》周刊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载《红色文献》，第108页。

2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271—281、288—317页。

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95、106、137页。小组中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莫斯科训练的党员回到中国，也许是导致1926年及以后对陈独秀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26页。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看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的活动报道；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31页。

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规定实现民主联合战线主张的计划，先邀请国民党“开一代表会议”，“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集合工、农、商、学、妇、律师、职教员、新闻记者等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为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而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故此处称“陈炯明事件已结束”。

《红色文献》，第28、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在被诱骗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主意；与此相反的意见，参阅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斯特（马林）的访问，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见《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页。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52页。

《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瞿秋白的笔名）。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参阅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校注：1923年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1925年3 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58页。

《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50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第546—549页）。

陈达：《中国劳工骚乱》，载《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168（1926年8月22日）。

《工人》，第319—328页。

《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劳动周报》，5—8（1923年5—6月），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第172页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07—408、413页。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2卷第4期（1924年）上的文章；张国焘在《向导周报》第12期（1922年12月）上的文章。

《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威尔士：《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湃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小罗伊·霍夫海因茨：《浪潮》。关于恽代英的工作，可参阅《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518万人，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8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91、410、413页。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9页。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校注：六省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组织）。

毛泽东：《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载竹内本，2，第9页。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13页。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载《布尔什维克》，20（1928年5月20日）。

《汪精卫集》，上海，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289—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