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各种学说之间的冲突纷起，其中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和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科书关于“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叙述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论战，每次论战都有一方明显获胜，并在经过逐渐进步的过程，最后到达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不去着眼在胜利的看法，其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胜利和明显的失败。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上，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对其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引起的烦恼。如胡适所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情况和问题上，并对其加以分析，从而为特定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全部问题，找到整体的“终极解决方案”。正如人们所料想的，胡氏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种种不相关联的问题，都联系于一个总体结构或体系之中，只要这个“系统”在整体上发生变化，全部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趣的是，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支持胡适的观点。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强烈地盼望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来救中国，因为中国已处于不胜负担的苦难之中。李氏等渴望能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里面为上述愿望找到保证，使之历史终将走向这终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被明确当成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用不着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看来能维护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仍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题，其中有许多是难于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及其对手主要的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认为可以避去政治势力所造成的悲剧性问题，去解决社会教育问题。在胡适看来，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的政治势力基础，无疑会跌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之中，也会堕入军阀政治的暴力之中。而这一切，与解决社会问题所需要的“科学的”理性态度，几乎毫不相干。和其科学家朋友的丁文江一样，胡适与政治产生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当权者能接受其劝告。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是权贵们能否被说服去实行改良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着道学家的羞怯态度，曾力劝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可是，在中国当时野蛮而极不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持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从对政治生命的狭隘迷恋中扭转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仅是李大钊）准备讨论建立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准备对当时不堪改造的权力有所行动，也不管这些实际情况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否相一致。在1919年，李大钊或其他自诩的共产主义者，已找到对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也不是意味其已经看到“革命”口号将给中国政治带来何种后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之所以被称为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在于其中心任务是摧毁旧秩序。1919年的南北分裂，对摧毁北京政府也不会有多少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在以后数年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而不是摧毁旧秩序。社会不能与政治相脱离；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