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1919年5月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不必在此详述无数新期刊所表达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阶段。然而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在此，我们要论述的“五四”事件影响之一，是引导出对中国的弊病作纯文化分析的判断。“五四”是一次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但只是表面上有效的行动。尽管“五四”甚至导致一场群众运动，虽然只有学生和城市各阶层民众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过去一直是主要关注中国本身的弊病；其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之基本上对帝国列强的举动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去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迫使其思想上的前辈暂时离开长期从事的文化工作，把注意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现状。

甚至使反对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五四”事件给予胡适的直接影响，是增强了其信心；令其感到欣慰的，文化改革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或许不至于向政治方面发展成为一场“社会运动”。杜威于1919年来到中国，看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似乎胡氏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设，只要能避开1919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年夏季，胡适在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帮助创办《努力周报》，这是明显从事政治活动的刊物。

丁文江是一位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知识分子中，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专业训练。丁氏在英国学到地道的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丁氏也是清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这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实验主义者的看法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丁文江没有热情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去给予评价（而在胡适心目中，这些却都是要认真考虑的）——这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经痛苦地意识到政治势力的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也觉察到新权威“主义”的出现——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胡氏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其一直信守不渝的主张。

胡适政治方案的另一个方面——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与“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以满怀的信心期待着科学研究的方法，将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武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能对现存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自己只能相信先进的优秀人物。胡氏曾希望能与吴佩孚控制下的政府合作，当然这只是暂时想法，不久很快回复到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热情（是压倒所有意识形态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有何种看法，在1911—1919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孙氏始终没有改变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政治目标的努力，尽管其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病症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所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因和“国粹”思想的接触，使其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的民族的自豪感，甚至提出应珍视之处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都强调的“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像梁启超那样）对“民生”的重视，和“社会主义者”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批评结合在一起。和梁启超一样，孙逸仙不断强调其所界定的阶级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是少一些。在1911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孙氏还热衷于在中国创建有纪律与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孙逸仙对西方式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事情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及其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理论，对军事权力的布尔什维克的规定，表示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逸仙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以此来分析西方国家所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