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1919年和2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浪潮，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按照中国方式，给以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5月4日）运动。这次中国思想转变的背景，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从1917年起，由新校长蔡元培（1867—1940年）领导。蔡氏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25岁在翰林院以研究经学闻名，后来成为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研学了4年的西方哲学，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6个月。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时，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延聘具有不同经历的优秀青年学者来校任教。

这种进步风气很快推动了语言改革运动，即白话文运动。曾在日本和法国留学的陈独秀，参加过辛亥革命和1913年的二次革命，创办过多种报刊，其中包括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在其成为知识界的领袖后，仍在编辑此刊。另外一位受过传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1891—1962年），留学回国也到了北京大学。在1910年和1917年之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文方面，很快得到陈独秀的支持，而白话文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重要工具。深奥的传统文言文只能为学者所理解，因此应予以抛弃，而代之以日常语言的表述方法和词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到1920年，教育部规定各学校使用白话文。

同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说法还是表面的。日本的侵略集中表现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也集中表现军阀们为了其私利，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结果，尤其是控制北京政府的安福系军阀。1919年，山东问题的纠纷，使之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达到新高峰。巴黎和会最终决定，依照战争期间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秘密协议，日本在1914年把德国逐出山东后，可拥有原来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这样的协议，公然违反威尔逊的外交和民族自决原则，于是引发了5月4日的事件。

5月4日下午，来自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巴黎和约，抗议安福系政府1918年与日本秘密勾结，允许日本继续占据山东。示威者开始是和平游行，后来袭击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毁了一名内阁次长的住宅。北京政府用武力拘捕了数百名学生。学生因此更为激愤，爱国的民众遂被唤醒。学生运动至少在200个地区爆发。上海商人罢市一周，约有40家工厂的工人罢工。一场有妇女参加，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国家的责任，使学生的组织及行动达到空前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因为其事先未经策划，所以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带来许多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北京政府被迫作出让步，大约有1150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次胜利。

中国在处于政治、思想、社会的重大转变时刻，发起了五四运动；“五四”一直被概括为一个时代。但这既不是这个时代的开端，也不是其终点。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动向，对其来龙去脉必须加以考察。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在一定时期，中国历史会走向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此外，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卷涉及现代中国思想史篇章，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子身上。因为知识分子阶层人数虽然一直很少，但其颇为关心中国和现代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却没有论及中国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直到1949年，中国民众（和社会高级阶层）一般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世纪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所面临的世界，有各种新式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院；然其参与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他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的这种状况，至今仍存活在台湾和大陆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地区。尽管官方加以限制，但这种状况的前景至今还是不可预测。现在，西方学者开始以严肃的学术眼光来关注这种状况；这样，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他们总是根据其特殊情怀和独特眼光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如把他们的著作，与在这个领域先行者的日本学者以及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考虑，将会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这一章的主要论题是“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知识分子阶层的讨论中，占主要地位的论题和论点。然而要说明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还必须从发展的过程讲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论题，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本书费侠丽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作了分析，因此，我们在此先作一扼要之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