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

对1918年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在宪政早期阶段，宪政的形式和宗派主义的现实是互相渗透的；斯时，看上去二者尚能共存。1917年6月12日，保守的辫帅张勋，在力图复辟清帝的短期几天中，1913—1914年选出的第一届国会又第二次被解散。张勋为效忠段祺瑞的军队逐出北京，段氏复任国务总理。段氏在前此内阁任职时，视国会为眼中钉，此时下决心更换国会；借口挫败张勋的复辟为是再造共和，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起草新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以选举新国会，将为民国带来一个新起点。当然，只换国会而不换国务总理，是不合逻辑的；南方5省拒绝参加。然而，临时参议院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还是召开了。段祺瑞的党羽及结盟派系成员，控制临时参议院，制订的参选人数更少，是更为驯服的国会条例。

条例规定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选出各省的选举人，由选举人再开会选出国会议员。例如在江苏省，众议院议员的初选和复选日期，分别定在5月20日和6月10日；参议院议员的初选和复选日期，定在6月5日和20日。第一阶段众议院议员选举，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形容，是“一次腐败与吵闹的闹剧”（原文如此）。翟比南领事写道：“选票的行情与每日市场涨落情况，逐日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是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像大米、豆饼或其他商品一样。”选举监督人截留大批本该发给选民的选票，填上捏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乞丐、小商贩、算命先生、乡下人等市井小民”前往投票，这些都不足为奇。另外，办理选举的人员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其如法炮制。那些没有能力买足选票的人，就雇些无赖恶棍在投票时抢选票。同样的例子，有的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要其退出竞选。在第一阶段参议院议员的选举中，翟比南的报告说，情况比较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的选票。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院的选票价从150元到500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来自天津的报告说，如果说江苏的城市与天津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茶馆、酒肆和妓院的生意。由于候选人要款待可能的支持者，利用各种场所达成选票交易，这些茶馆、酒肆和妓院从春节后的冷淡又都兴盛起来。一位天津的作家写道：“谁谓选举无益于小民哉。”

国务总理段祺瑞的选举机器安福俱乐部，在江苏有个名叫雅园的分部，大概在南京的这幢房屋因用金钱交换选票而得名，安福系在这里秘密招待未来的支持者。翟比南的报告称，尽管“该省大部人都强烈反段”，众议院第二阶段的选举结果，安福俱乐部还是赢得3/4的众议院议席。安福系在江苏的主要对手是研究系；在众议院选举不利之后，研究系作了“极大的努力”，才赢得参议院的一些席位。研究系多亏其盟友，江苏督军李纯发起“虽不引人注意，却是强有力竞选运动，才得以在参议院的复选中，设法收买到几个议席”。

据报告，每位参议院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为4万元。安福俱乐部在江苏的投资，据一位观察家估计为10万元；据另一位观察家估计，仅参议院选举即达16万元。安福俱乐部用钱支持无财力买国会席位的候选人，比起自行筹款，用安福俱乐部牌子当选的候选人，在未来国会中保证能得到更忠诚的支持。

尽管安福俱乐部在其他省份也花了很多钱，但选举结果却极少像江苏这样不明朗。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报告，记述得一点也不夸张，“所有各种情况的结果表明，要和控制选区的军事要员的观点要一致”。当然，国会的席位是十分有利可图和受人尊崇的，甚至激起了当地的军阀的拥护者，也竞相参与买卖选票。但在大多数省份里，省议员团的成员虽尚未确定，而其政治上的结盟已事先确定了。

向新国会派出议员团的17个省份中，13省的军阀已与段祺瑞结盟；其中有11个议员团实际上已加入了安福俱乐部，并成为该俱乐部的一个组成单位。在秉承当地军阀愿望的首领率领下，使一省、两省或三省集团，或议员团在俱乐部内进行活动。两个与段祺瑞结盟的军阀所控制的省议员团中，产生了巨大的非安福系势力。三个拥护段氏政敌冯国璋的省份及中立的浙江省，也产生了混合议员团。特别行政区的蒙古、西藏、青海和所谓“中央选举区”（分为六个小团体，由少数名人在北京组成）的议员团中，亲安福系的势力极强，因为其成员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影响下选出的。

总之，在这次选举中，安福俱乐部赢得重大胜利。在470席国会议员中，安福系控制342席；其余的128席中，研究系控制了20席，交通系也许占有50—80席，其他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议员们于1918年8月到北京；各派都建立了俱乐部，以便联络和活动。在以后的两年中，俱乐部是国会里的主要组织。最大的当属安福俱乐部，总部设在北京安福胡同，秘书处设在更宽敞的场所，可以在此召开全体会议。秘书处下分五个部门，每个部门由一名俱乐部领导成员监督，下分若干科室；科室则由指定的俱乐部官员管理。

俱乐部章程规定了详细的制度，进行内部管理，有评议会、议员会和政务讨论会；但在实际上，俱乐部是为少数几个创办人的小团体所控制，资金也为其所操纵。俱乐部的决策，在集团成员中与其外部盟友之间，以非正式的协商作出的。然后，各省议员团负责人将这些决定，分别带到各自在北京的寓所，提交各议员团召开非正式的会议讨论，对于其间产生的问题进行调处。所以当俱乐部正式召集决策会议时，通常是在领导人的发言之后，进行几乎无异议的象征性投票。

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的能力卓有成效，议员们想从总统、副总统、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及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处得到贿赂的路子，也被俱乐部的领导给这个财路断绝了。在得不到大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每年有5000元政府发给的薪金，再加上俱乐部每月给予的300元津贴；但这些款项都是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会计部门兑现。对于省议员团的领导及其他重要工作的议员，俱乐部每月另付300—400元薪金。一些有知名度的议员，还有兼任政府闲职的收入，如各部的参事，政府谘议委员会委员。此外，安福系的议员，可以在众议院秘书厅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是个任人唯亲而又臃肿的机构。因为俱乐部成员不能用惯常收取贿赂的方式，以补偿谋得议员席位所支付的费用，于是只得竭力维护俱乐部在国会中的优势，使之其领导能保持着势力和在政府的职位；而这是议员们每月津贴和干薪的根本来源。在国会的明争暗斗中，俱乐部在国会中的优势，也有助于加强其内部纪律。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及其在国会中的优势，使国会能顺利地履行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的。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18年9月4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前清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候选人。这次总统选举，是民国早期和平的和符合宪法的总统选举，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还批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这一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国会完全批准的内阁之一。众议院和参议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和副议长，但由于交通系和研究系的多方阻挠，安福系提出的副总统候选人流产。职位安排的问题一经解决，国会也就完成了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虽仍旧存在，并不时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至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