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政府之外的团体，是否可以联合起来以达到参政的目的，一直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在帝制时期，正统的观点认为，党派和小集团对政府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邪恶的。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党”字这个词上。当清朝被推翻时，党禁也被解除，被压制了数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月里，一下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在名义上都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团体的大量出现，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现象，这些政治团体，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组织党派的领导人，大多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间。而日本的政党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日本的政治生活正进入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于1894年、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进行密谋活动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各省建立的谘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于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政党的面目出现。卓越政论家与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在日本撰文，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组织政党事态的发展。当革命到来之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积极性进入政坛，投身于政治斗争。

这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上面，孙逸仙、黄兴、宋教仁是同盟会著名的领导人。但同盟会的这些具有全国性威信的领导人，手中并没有掌握有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坚定革命分子，也不能真正控制。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国家的统一仍然是最终目标，国会、总统府等正处在形成全国性合法机构。在此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对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即推翻清朝的密谋者，革命中或革命后的军事领导人和行政官员，争取全国大选胜利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在共和的旗帜下，革命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同盟会及其支持者的宣传及各种密谋组织网；革命的成功，也大为提高有经验的同盟会领导人的威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因士绅政客和军官的加入，使革命政府陷入困境。革命密谋的成功虽给地方带来了好处，但好处并没为密谋者所垄断。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实际掌握了政权，控制了资金和军队的权力，因之其在同盟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国性领导人（以区别于省的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孙逸仙当了革命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逸仙同少数杰出的革命家一样，也接受了北京袁世凯的新共和政府授予的职位，当了发展全国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分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集中其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去问政治的意向。黄兴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部队驻南京的留守，忠实地在南京进行裁军，把军队裁减到经费所能承担的地步，并在1912年6月即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黄兴与其他的同盟会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政府的内阁。

不论是为革命时的密谋者，或为革命后的行政官员，都未能使革命者获得稳固和主要的地位。除在少数几个省还在掌握权力和有较大的影响外，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趋势，是手中的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了。1912年6月，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矛盾，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都随唐绍仪退出政府。袁世凯控制着内务与陆军两部，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走的路子。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想以和平的方式重新恢复其全国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1912年3月，同盟会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唐绍仪之出任国务总理，虽由袁世凯总统所任命，但原来是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谈判议和的内容之一。此时唐绍仪也参加了同盟会。但同盟会在参议院中仍是少数党，尽管与其他团体联合在一起能成为多数党。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同盟会为核心，合并了其他四个小党，建立了一个新党，采用了国民党的名称。

同盟会的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是国民党妥协的结果；从其政策上来看，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在国民党的政纲中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是温和的，但对于出身上层社会的人，仍为之感到不安。国民党党纲又删除了“男女平权”主张；对于同盟会“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中国受有不平等条约的制约，而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号召，被含糊地鼓励“政治统一”所代替，却保留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倾向，与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与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相反，宋教仁把立足点放在拉拢保守的士绅阶层选民上面，而这部分选民早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政治参与上了。革命党人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适应虽在政治上激进，但在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国民党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的力量并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去夺取全面的胜利（大部分革命力量并非听从革命领袖）。当权力机构重新改组时，权力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季选举时，这个趋势才得到改变。有些革命党人甚至怀疑，通过选举能否获得政权，竞选是否会冲淡人们的革命信念。但是，若用另一观点来看1912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了。

在民国建立的数月内，一些非同盟会的主要党派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党派之一的民社，是以湖北都督、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该政团于1912年1月组成，说明其已脱离湖北省同盟会。民社之所以重要，因为黎元洪是第一个革命政府有威信的首脑，也是一支规模相当大军队的有力统帅。

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是统一党，其主要领导人为学者章炳麟。章氏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一度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在1910年与同盟会决裂，并与在上海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章氏与在江苏、浙江两省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曾是官僚和拥护过君主立宪政体，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也都转而支持革命。这些人士中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曾任孙逸仙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总长；有前清的江苏巡抚，当时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在章炳麟的帮助下，统一党成了前清官员和士绅要求向新秩序过渡的桥梁。统一党的纲领，正如其名称一样，强调国家的统一，提出对全国的行政区划实行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统一党正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不强调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有些人建立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全国的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组织代议制政府，曾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政治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一些类似政党的组织，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组织1909年和1910年为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中起过很大作用。革命以后，该政治集团不久即主张实际取消省的行政建制，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强大政府的必要步骤。

在有实力的同盟会面前，这些小党派感到其势单力弱。1912年5月，这些小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称，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一派和梁启超一派遂与该党就分道扬镳了。但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相反，却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分恐惧所致。梁启超是革命党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民国初年，一些党派的组织者生怕招致同盟会的攻击，力图避免吸收梁启超参加其党。

同盟会对梁启超的敌视，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那时，同盟会与梁启超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与中国海外留学生有过争夺。梁启超与同盟会的代言人，曾就革命是否必须以及其他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梁启超反对革命的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清帝退位势在必行之际，仍坚持其延续清帝的立场。梁氏当时鼓吹“虚君共和”，并从日本委托在国内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和袁世凯等人。这是梁氏组织和鼓吹10多年君主立宪运动最后发出的哀鸣。梁氏最后“虚君共和”的提法，可能是其对这场政治大变动所采取的最激进的步骤，有意把君主降低到只有象征性的做法，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一样。但是，梁氏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像其在革命中阻挠真正共和主义者所设计的各种方案一样，都丝毫无助于同盟会对其取得和解。

梁氏的好友张君劢，在清帝退位的当天，写信给在日本的梁启超说，虽然革命党人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氏所期望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经受不起折腾了。此时梁氏集团已处于瓦解的边缘，看来梁启超是接受这个意见的。但对梁启超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其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之后并未停止，广东就曾发生主张剥夺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公民权的运动。1912年7月，一些革命派的编辑对一篇有侮辱性文章的反应，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工作人员的职务，并企图逮捕其经理人，而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启超的密友。梁党的集会也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启超得到了通知，吓得其他的人不敢去开会。与此同时，袁世凯在革命时期曾求助于梁启超的支持，但遭到梁氏拒绝。1912年早春，在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之后，袁世凯也明显失去对梁启超的兴趣，甚至发现梁氏正逐步卷入由同盟会政治基调所左右的气氛之中。梁氏在国内的代表劝告梁启超，在其从日本回国之前，应先取得北京政府的正式邀请。袁世凯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启超发出邀请返国函。10月，梁氏在北京备受款待，并立即恢复其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梁氏仍然重新向其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解。

非同盟会的观点表明，在1912年，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在国民党成立后三个月的国会选举中，是一次唯一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免受官僚操纵，或在被迫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性，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数量交纳税金（数量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4％—6％。选民的总数大大超过清末的选举人数，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选民投票选举的，是国会两院议员和省议会与县议会的议员。选举是间接的，投票人先选出代表，由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出县议会议员；再由县议会议员中选举省议会议员，再由省议会议员中选举产生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县议会和省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于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国会的许多席位的分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来产生议员，实际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如果不考虑这些特殊情况（274席中的64席），只计算内地和满洲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中也是同样情况。许多议员并没有参加任何一党，有的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党加在一起总数的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地位，可以要求在国会占优势的党内选出总理和内阁成员。

对国民党获胜的解释，公正地说，是其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股力量。很明显，国民党既依靠其所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对立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区内，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与其他政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在当时条件下，要承认许多省的自治，这是受到地方士绅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欢迎的。接着，国民党凭借其革命威信与组织效率，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与战略。

收买选票，特别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规模虽不得其详，但已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发展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或官方金钱的影响。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的胜利，是由主谋人宋教仁运筹策划得来的。宋氏时年30岁，受到胜利的鼓舞，终于取得1912年革命党人不曾得到的全国政权。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独行之事，导致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内阁因之倒台，遂破坏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个被破坏的协议，又于当年8月底和9月初为孙逸仙和黄兴所修复。孙、黄二人此时来到北京，与袁世凯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及目标一致的相互尊重的庆祝会。结果于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政府进行合作。国民党虽没有实际参加政府，但在此后数月的选举运动中，没有公开提出反对袁世凯。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1月和3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宋氏更加坚持其主张，只有国会才能产生总理和内阁；国会负责起草新的更为持久的宪法。宋教仁直截了当鼓吹需要削减总统的权力。尽管孙逸仙向袁世凯保证，新国会仍继续选其为总统；宋氏也的确认真考虑过驱袁世凯下台的问题。

宋教仁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现，于1913年3月20日遭到袁世凯政府派遣的密探所暗杀。宋氏所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一一付诸东流，并且当年没有实现，以后也没有实现。此后，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除了手中掌握有军队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握政权。

议会与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民国最初两年，也表现出非凡的活力。议会和政党毕竟是建立在民国前10年的政治组织，是有政府以外运动经验的基础，并引起了深入研究和多年的讨论。退一步说，政党的组建和竞争，是自由主义热情的政治表现，也是社会日趋解放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崇敬显然减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十分积极、自信的妇女运动，开始鼓吹妇女选举权，向妇女普及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数量的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里，男人普遍剪去了辫子，新款式的服装也流行起来。保守主义者带着疑惑的心态，来关注中国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剧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