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含混意义的传统革命

无论倾向何种看法，但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紧张局势，一直延至民国初年。本章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其各种根源。

对辛亥革命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革命军取得初步成功后的一个月，清政府的官员和同盟会革命党人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双方的正式谈判是当年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三个月后，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自南京移驻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赢了？从1913年和1916年两次起兵，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12年的谈判解决办法，是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样的解决办法巩固了巨大的革命成果。清王朝被推翻了，这是胜过过去无数次起事的伟大业绩，包括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内。再者，代替清王朝的是新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维护众多积存下来的陈旧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年至1916年以及1917年曾有两次恢复帝制的尝试，但主张共和政体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是永远达到的，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建立的政体远非其理想之政体。优待童稚的清朝退位皇帝及庞大皇室，包括承诺一笔巨大的皇室津贴。可能这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清帝溥仪幸存下来，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其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伪满洲国）。革命者的愿望，与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大相径庭，而且受到袁政府高级官员的严重危害。革命党发言人所以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政府，以对袁氏的安排作为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内战。有人甚至对袁氏将来发挥的作用抱乐观看法，认为袁氏有能力，在清政府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袁氏的权力毕竟受革命党人制定的《约法》所限制，包括内阁和议会的限制。但是一个宪法总统不承担明确的为革命和共和献身义务，这就是妥协让步引起严重隐忧的根源。袁世凯不愿离开北京，去到南京就任临时总统。1912年初，南京是革命势力的中心，这就加剧了隐忧。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革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北京首届共和内阁中，被排除在财政、军事的职务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仍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按照民族主义的想法，革命要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领域，并以此作为新统一国家的基础。袁世凯之就任总统，即导源于这种迫切性的需要。实际上，革命已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对于恢复其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竟予以抵制。更有甚者，地处边陲的外蒙古和西藏，有脱离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两方面受到抵制。当地的非汉族首领，借机想摆脱北京政府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列强则趁此时机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清末，这两个传统属于中国的旧属地，开始反抗清政府的干预，蒙、藏的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这些分裂活动在王公领导下取得成功。分裂者为巩固其成就，外蒙古去依靠俄国的保护，西藏去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政府为收复这些失地作出努力，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这两个地方成为其完全的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北京政府对两地所能挽救的，只能对清朝时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了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为增加；外国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的临时措施，海关的收入在支出之前，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予提取。这项措施，使外国金融家增加了对海关的控制，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辛亥革命时期，外国趁混乱之机扩大了在华各种特权，遂使之产生了人们的误解，错误地认为革命损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对革命的后果有不同的解释。同盟会虽广泛有力地领导革命运动，但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年代里，没能够团结一致；其全国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害怕持续的分裂和内战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革命党人在战略上和心理上对此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革命党人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军队凑合在一起，总数远远超过清政府指挥的军队，但由于上述的恐惧，最终作了妥协让步。妥协的方案，是革命党人同意清政府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虽然已有14个省成立了革命的军政府，但同盟会仅在光复后的3个省（广东、江西、安徽）担任都督，也有坚定的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势，只是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

革命的另一特征，与政治激进主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遂由此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这场革命，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中国古老的政体。《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在不久以后，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原来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不会从其占支配的地位被撤换下来；相反，旧统治阶级中当权人物又都一一出现了。在四川和陕西，秘密会社及下层社会的支持者虽十分活跃，但尚不足对军官、革命政治活动家以及地方自治团体领导人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所有三个最有实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气的人物，也大都是士绅。另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则来自数省的民军。这些民军都是当初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但此时也受到了控制，并且对地方没有必要，被予以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显著的例子）。

随着社会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民权得到正式的承认；这是激进的。与此同时，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不论其互相之间如何争吵不休，但都一致同意把政权掌握在上层士绅手中；这是保守的。作为革命的湖南都督焦达峰，1911年底，被认为其势力的基础在秘密帮会时，即遭暗杀。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是社会上更为保守的集团，遂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刚坚持同下层分子结盟，于1912年3月，就被邻省云南的革命军队所推翻。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精英名流，在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精英名流们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表现出奇特的凝聚力与决心。少数的革命变节者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处置了，根本用不着上报北京的袁世凯政府。

士绅阶层在成功挫败对其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之后，遂向国家和省的领导人提出两项要求，即国家应维护统一，地方应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的紧张局势所以未得缓解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统一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而外国对中国的野心图谋，也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图谋对策的。对这一基本的看法，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如何去组织国家的统一呢？随着革命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团体，竭力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其中以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主张最力；中央集权制也是许多党派政纲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数月中，中央集权制的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是省自治的极端拥护者。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制，更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末即已广为传布。大多数省份在革命后，也都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于放弃其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地方的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县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也大为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的心目中，统一和自治两项要求，可以融合在联邦制的体制中。民国早期，中国在实际上是各省联邦的形式；但是外国对中国政府不断的施加压力，使这种松散的联邦受到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