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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历史大观园 近代岁月 2020-07-15 10:38:01 0


在20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很小的。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影响,只在有些部门存在;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所没有触及到的。

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到1936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曾达到34.83亿美元;从1902年的7.33亿美元开始增长,1914年为16.1亿美元,1931年为32.43亿美元(表22)。按人口平均——以1914年为4.3亿,1936年为5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3.75美元和6.97美元。这些按人口平均的金额,明显低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1938年,印度是20美元,拉丁美洲是86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23美元。用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不一定是外国投资重要性的主要指标。但是根据所得到的材料,以外国投资与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无法对资本流入量作出精确的估计。据粗略估计,30年代初的外国私人净投资,略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占总投资的20%。换言之,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虽然总数很小,但并非没有重要意义。

表22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1902—1936年(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民国史——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资料来源: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C.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1902—1931年间,每年外国流入中国的资本,小于中国政府偿还外债本息的款额与外国投资利润之和,因而中国存在着巨额资本的净流出。不过,如表27所示,华侨每年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的款额。所以总的来说,中国是资本流入;这种资本的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价格上涨的因素外,外国投资总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在华外国人将其所获利润用于在华再投资。事实上,有些汇往“国外”的款项,从没有离开过中国,而是被直接支付给上海或香港的外国信贷者;而这些信贷者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在1830年以来的一个世纪中,从一家小代理商,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业和金融机构的最大贸易公司,表明这一过程的办法是相当有效的。

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在那里发展大量投资之前,在中国最大的投资者是英国(见表23)。英国的直接投资,在1914年和1931年,分别占英国总投资的66%和81%。在1931年全部投资中,与外贸有直接关系的约占一半,房地产业占21%,制造业占18%,公用事业占5%,矿业占2%,杂项占3%。当1905年日本在南满的地位巩固之后,其在中国的投资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投资(占1931年总投资的77%)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于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在1935年出售给日本。

表23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债权国投资,1902—1936年(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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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页。

在1914年、1931年和1936年,外国直接在华投资,分别占其在华总投资的66%、77%和77%,其余的差额主要是向中国政府贷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24)的数据作了再核算,表明1931年外国直接投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19.4%,铁路16.0%,制造业14.9%,房地产13.6%,银行和金融8.6%,航运7.8%,矿业4.4%,交通与公用事业4.0%,杂项11.3%。这些数字表明,与许多“不发达”国家外国投资的格局不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和种植业;甚至在南满,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有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外国资本都集中在出口产业,结果导致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展,使其专门从事一种或几种农产品或矿产的出口;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的经济周期极其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式的外国投资,加强了当地的土地所有者的阶级地位,使其成为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但这个受益者阶级却未能把增加的收入用于工业发展的投资,原来是使用过去的方式处理这些收入,储藏在本国内(购买土地,或港口的房地产);现在则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外国证券),或用于购买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产业的发展,还把本地资本吸引到第三产业中,如从事附属于外国公司的小行业,其后果是使人力和资本流失,不能为具有生产性所利用。在有限的地区,如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广州附近,上述资本的运作过程也可以看到,但其规模较小。在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并未因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得到根本改造,使中国经济的命运与世界市场的变化联系起来。

表24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工商企业投资(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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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页。

1931年以前,外国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几个条约口岸,特别是在上海,如表25所示。日本人在30年代努力发展满洲的工业生产,已见上文论述。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详见表9和表10。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外资企业以及中资企业中的外国投资(往往是对企业的控制),阻碍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外资企业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还可以免受中国官员敲诈勒索,因此中资企业根本无法与外资企业竞争。与这种“压制论”的观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1937年以前,中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外资企业所压倒,而且一直在现代经济部门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尽管可以辩解说,没有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可以发展得更快,但绝非意味着没有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外来冲击”,中国在19世纪的前现代经济就能够走上发展的道路。

除了铁路建设和工业借款外,中国政府的外债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是值得怀疑的。这些外债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极小,而其还本付息的费用(利息、贴现、佣金)却是很高的。对1912年至1937间举借的外债,根据借债使用的目的作出分析似乎可以证明,举借外债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约占外债总数的8.9%(按1913年不变价格计算),是为军事目的和偿付赔款举借的;另外的43.3%用于一般的行政管理,主要是外债的付息。虽然占36.9%的铁路借款,是一笔潜在的生产性投资,但其用途不仅受到区域性小军阀之间内战和内乱的限制,也受借款合同规定的限制。借款合同规定,几条铁路分别为各自独立经营的企业,确定各条铁路之间的界限范围,使之不能联营,以此来阻止中方实行统一有效管理,外资从而从中得到其他的益处。工业借款中的最大部分,是占10.8%的电话和电报借款。

表25 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地理分配,1902年、1914年、1931年(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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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73页。

由于缺少可用的国民收入资料,对民国时期外贸在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只能作粗略的估计。1933年的国内总产值,只这一年有个比较可信的数据,进出口总值为国内总产值的7%。但这是在满洲沦陷和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情况,而满洲对外贸易不算少的数额。在2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可能略大于国民总产值的10%。从中国的国土面积,发展水平,主要的海上航线距离,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来看,这个10%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但若与国际上水平作一比较,则并不算太低。表26列出1912—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与指数。

按当时价格计算,从19世纪80年代到1900年,进口和出口都有缓慢的增长。从1901年到1918年,增长的速度较快。其后,在1919年到1931年,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按数量而不是按价值计算,外贸增长的速度要稍慢一些。在19世纪最后20年,进口是相当稳定的;从1900年起,则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使这种趋势中断。我们已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余地。约从1907年起,出口持续增长。现有资料表明,简单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对中国是不利的(见表26)。但是,从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来看,上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意义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比起其他“不发达”国家,这种联系的重要性是小得多。

表26 对外贸易额和指数,1912—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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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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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百万海关两:从1933年起,价值用元计算,如括号内所示。资料来源: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3—24、274—275页;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59页。

在民国时期各年中,如同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一样,中国对外贸易的突出特点,是进口大于出口,因此经常账户结算始终是入超。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商品进口大于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年复一年向国内的汇款,同时也有新的外国投资不断投向中国。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所有估计中,即使考虑到侨汇和外国投资,仍有一个数额巨大的“未予说明”的项目。

表27中对1903年、1930年和1935年的估计,是分别由H.B.马士、C.F.雷默和中国银行作出的。

表27 国际收支差额,1903年、1930年、1935年(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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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卓明:《国际贸易》,载H.F.麦克奈尔编:《中国》,第501页。

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丝和茶。1871年,丝、茶两项占总出口的92%,19世纪80年代降为80%左右,1898年降到大约50%。此后继续下降,如表28所示。在20世纪中,中国出口仍然以自然资源为大宗,但出口的种类已大为增加。新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大豆和大豆制品,主要产自满洲。出口到日本的铁矿石和煤炭,以及日本在华棉纺厂运往日本的棉纱,也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表28 对外贸易的结构(现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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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34页。

鸦片曾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为棉布和棉纱所取代。大约在1900年,棉布和棉纱构成进口总值的40%。中资棉纺厂和外贸棉纺厂的发展,导致棉纺织品进口的下降。为了供应这些新纱厂原料,中国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原棉进口国。到1936年,国内的原棉生产差不多可以满足需要;但在1945年后,受内战和运输破坏的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原棉再度短缺。大体上来说,工业原料和设备,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在稳步增加,但很缓慢;而纺织品、卷烟和火柴等制造业生产的消费品进口,则呈下降趋势。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大米、小麦和面粉在进口商品中曾上升到重要地位;但随着1935年和1936年的经济复苏,又降了下来。农村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的停滞,以及落后的运输,使得供应中国城市人口一直是个难题。

表29表明,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在1906年和1936年间,外贸逐渐多样化,“其他贸易国”的比重所以逐年增加(从香港的进口明显减少,是因为1932年实行新的发货票规定,以证实经香港转运到中国的货物之真实来源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日贸易在满洲和华北居主要地位,在南方甚小;英国则与此相反。对美国贸易,在30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国家,集中于华中。1931年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额下降,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是测量中国人抵制“满洲事件”的尺度。

表29 对外贸易在贸易伙伴中的分配(现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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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0、48—49页。

以上说明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格局。这种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到底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我们曾明确指出,若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影响要小得多。许多中外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决定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最关键的影响。20世纪以来,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20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复杂的所有影响中,分离出纯粹的经济因素。中国因在近代与西方相遇而改变了,中国的这种改变,是符合西方的利益和愿望的,首先是把外国人诸多活动方式带到了这个中央王国。外国的经济活动,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对形成一个中资与外资企业的贸易和制造业规模不大的现代化部门,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不过出现了一种“局部的发展”。外国对中国现代经济的作用,是建立强制的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上,这些都受到其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支持,这些国家从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国借款本息中吸吮资本。但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并不是主要原因,而只应受到部分的责难。超过了这一点,就掩盖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当然,这种不平衡,是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数十年来,这种不平衡阻碍了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只有这种新的政治体制,才能取代过去儒家君主制,才能充分发挥现代工业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势。

在中国的这部历史长剧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在本章限定的年代里,并没有占有显要地位,而只是一个配角——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务活动者的吩咐。


本章不考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年大约有9000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经济制度。见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1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26.1(1964 年11月),第3—44页。

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页。

这些当然是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量可靠材料相一致,见古尔柏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99—104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年)》,第290—296页;孔赐安:《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月刊》20.3(1937 年3月),第301—314页。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官方的人口统计来说,4.7亿上下似乎是个吸引人的数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1928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但据16个省和特别区的“报告”,和该部对17个省的推测,得出一个474787386的估计数字。同是内政部在1938年发表了一个根据1936—1937年的地方报告编纂的数字471245763。

刘一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低,另一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第29—32页与附录D。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中国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沦陷区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1939—1950年》,第59—103页。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及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

费维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年》,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55—56页。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年8月17日),第157—158页。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系按照1929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械动力,雇用工人在30名以上的企业。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第1卷,表1—2,在第64页后;表5,第70—71页;增加的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载《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30—136、144—147页,结合了汪馥荪(汪敬虞)的估计:《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较问题》,载《中央银行月报》,2.3(1947年3月),第1—19页。

校注:国民政府实业部设立时间为1930年12月至1938年1月;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设经济部。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第92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89—97页;4,第93—96页,摘自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经济概况统计》,1943年5月。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7—150页;汪馥荪(汪敬虞):《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载《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48页。

王季深:《战时上海经济》,第192、194页。为这份参考资料,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亚历山大·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边疆经济的兴起》,载《经济史杂志》,34.1(1974年3月),第251—260页。

关于1938—1948年国有和私有矿场和生产资料企业相对处境的实际数据,可以查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439—1443、873—879、882—887页。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处:《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的今昔》,第148—14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051—1074页。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第137—142页,表明手工业净增值,为所有工业的72%,但所据的“工厂”是这样定义的:雇用3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并使用机械动力。

这个意思包含在彭泽益对资料的编排中,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有价值的文献尚未被充分发掘出来。

费维恺:《经济趋向:1870—1911年》,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2,第331—449页。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234—273页。

雷诺兹通过不相同的路子,得出1875年和1905年的结果,与我的估计很接近。见我的《中国的手工和机器棉纺织品,1871—1910年》,载《经济史杂志》,30.2(1970年6月),第338—378页。我在这里所以用了雷诺兹的数据,而不是我自己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是1875—1931年整个时期的估计,与我所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167—201页。

同上书,第173—175页,举出了例证。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年》,第142—143、512—513页;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3页。

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9—170页。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第266—273页。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0—30页。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122—123页。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70页。

关于20年代劳动力的来源、招募、工资和工作条件,见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48—112页。1949年之前工业工资结构分析,见克里斯托弗·豪《现代中国的工资模式和工资政策,1919—1972年》,第16—27页。关于日本式的“常年”雇用熟练男工的一个例子,见《慎昌洋行》,第114页,为最后这本参考书,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赵冈:《工业政策与执行》,见亚历山大·埃克斯坦、沃尔特·盖伦森、刘大中编《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第579页,表3。

马逢华(音):《大陆中国的对外贸易》,附录C,第194—200页。

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28—232页。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5页。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33—240页。

这些是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数字。关于华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77—206页;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诸问题》中概括了许多地方的研究,见该书Ⅰ,第3—148页。

关于稻米、小麦和面粉的进口,见萧梁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4页;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年》。

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74—275页。

天野元之助:《论中国的农业经济》(以后简称《农业经济》),2,第696—698页,开了一张单,列出1912年至1931年间的内战、洪水、干旱、瘟疫受影响的省份。又见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3—20页,关于1904—1929年间的“灾害”及所在地。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389—423页,例如关于水稻种植技术。F.H.金《四千年的农民》,对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永久不变的农业”作了生动的描述。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第182页。这套资料的第1册,李文治编,包括1840—1911年;第2册和第3册,章有义编,分别包括1912—1927年和1927—1937年。

拉蒙·H.迈尔斯:《土地改造与农业改造:大陆中国和台湾,1895—1954年》,载《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3.2(1970年),第532—535页。

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第240—251页。

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476—480、622—641页。

同上书,第480—485页。

《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9—50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708—710页。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136页;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131—300页;张人价:《湖南的稻米》(译自湖南省经济研究所1936年报告),第87—113页。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8页,表10。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5—36页;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406—407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81—282页。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到处可见此论证。

罗伯特·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第50页。阿什自己也对更“纯的经济因素”予以一定重视。但是,他的研究估计20世纪江苏农业投资的程度和来源时,似不足以令人信服。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同上书,第68、74、77—81页;维克托·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36—94页。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69—270页。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181—185、294、297页。

同上书,第193—196页。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87、89页;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95页;肯尼迪·R.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文化与私人部分,1956—1962年》,第5页。

校注:租行为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实行的收租组织。地主身居城市或他乡,以其在乡间出租土地之地租,承包给租行向佃户收租。租行多为城市流氓无赖或青皮恶棍所组织;收租之时,乘船率众,持械或持枪至农村向佃户收租。租行一般按所收地租折价货币交付地主。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租行——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第47—237、391—636页;又见《中国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纪实研究》,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9.3(1966年),第566—599页。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92—98页。

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43页,发现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的劳役地租负担最高,根据的是不包括满洲在内的22省1520处报告。

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第462—463页,列出1933年山东的地价与浙江大致一样;但中央农业实验所提供的1934年山东的地价比浙江低1/3。

在表16(1)中,费维恺用了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的估计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11—22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年),第59—117页。

《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728—730页。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23页。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299页。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333页。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59页。

校注:永佃制分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佃户一次交地主银若干,可获得一定数量土地的永佃权,即具有使用土地的田面权;而土地的所有权仍属地主;此土地之田赋仍归地主交付。此制盛于苏州地区及江南各地。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46页。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12章,(D),第993—994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1933—1934年报告中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过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61页。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44页。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1924年与1934年比较,数据的变化极小,没有重要意义。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农情报告》,2.4(1934年4月),第30页,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2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51页。

同上书,第462页;76%的农户借债是为了“非生产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219—220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农情报告》,2.11(1934年11月),第108—109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第7页。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第2页。

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206—214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308—348页。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33页。

校注:原子式的农村部门,有的译作“原始状态的农业部门”。

见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559—580页;3,第9—65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1—158页。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287页,简略地叙述了1937—1949年间华北农村经济所遭受的混乱状况与破坏。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1—144、149—151、160—161、226—236页。

刘大钧:《中国工业与财政》,第197—219页;顾琅:《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3,第49页。

校注: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在北京政府时期,称为京奉铁路;京指北京,奉指奉天。日后的辽宁省此时称奉天省。国民政府时期,改称京奉铁路为北宁铁路。北指北平(国民政府改称北京为北平),宁指辽宁(国民政府改称奉天省为辽宁省)。

美国银行公会、商业和海事委员会:《中国,一次经济调查,1923年》,第16页。

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总局:《中国的公路》。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72—180页,其他资料估计的英里数,与此略有不同。

校注:中东铁路为清末中俄共同投资兴建,实权悉操之于俄人,初名东清铁路;民国后,更名东省铁路,亦称中东铁路。

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170—171页,表Ⅲ。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32、39—42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0页。

中国情报部:《中国手册,1937—1945年》,第217页。

满铁调查部:《华中的帆船贸易》,第134—135页。

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40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8—229、235—236页。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1,第45—77页。

斯坦利·F.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1935年第3版),第440—441页。

P.T.陈:《财政》,见《中国年鉴,1935—1936年》,第1298—1299页。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第366—369页。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第697—698页;柏井象雄:《中国近代财政史》,第63—64页。

C.M.张:《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见《中国经济月报》,7.6(1934年6月),第233—247页。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23—147页;徐义生:《中国外债统计资料,1853—1927年》,第240—245页。

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60页。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格拉斯·S.帕俄:《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年);《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见《远东季刊》,12.1(1952年11月),第3—26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

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年》,第12页。

周舜萃:《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64—65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0—144页。

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40—442页。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0—375页;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59—468页。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9—510页。1927—1947年期间,财政部的财政顾问扬格,强烈反对50%—60%的较低估计;这个数字出现在伦纳德·G.迁的《中国的现代银行与政府财政和工业》中,《南开社会经济季刊》,8.3(1935年10月),第591页,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国财政问题》,第231—232页。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99页。

校注:交通银行不属于CC系,属于旧交通系;中国银行不属于宋子文,属于政学系;中国农民银行是属于CC系,也不属于“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

校注: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于1933年,1928年的统计中不应有农民银行。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121—196页;宫下忠雄:《论中国银行系统》,第103—221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235—350页;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131—185页。到1934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南京政府仅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20%的股份,并对两行重要人选的任命有些影响。但这两家银行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且时常反对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1935年3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执行的经周密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关于战时和战后的财政和通货膨胀,见周舜萃《中国的通货膨胀》;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扬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

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8—30页。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70—171页。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22页。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8—141页。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29页。

见本书第三章,费维恺:《外国在华势力》。

<meta charset="UTF-8"> 第三章 外国在华势力 <link rel="stylesheet" href="../styles/0009.css" type="text/css">

民国初年,外国势力就在中国扎下根来,表现在许多方面,如领土、人员,条约规定外国单方面所取得的权利,以及武装力量、外交、宗教、商务、新闻机构,海盗般的冒险活动与种族歧视的态度。本章扼要地论述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心态诸方面进行冲击的主要形式;至于外国势力对中国人在生活、知识、精神方面引起的后果,本章仍不能一一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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