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独裁政体

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又背叛了民国。按照这种“三叛”观点看来，袁世凯手握北洋军强大的军事力量，腹藏阴谋操纵人民的权术，为其提供再三叛变的机会；撒谎、欺骗、玩弄阴谋、暗杀，翻云覆雨，为其取得一条通至高位的道路。在追求个人权力时，袁氏是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迎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要求。简而言之，袁世凯成了20世纪中国所能找的，一切道德卑鄙、政治堕落的化身。在以后的年代里，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便是说其人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20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样做的。

在考察袁世凯权势的鼎盛时期，应当把其性格作为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袁世凯与孙逸仙不同。但袁氏与其同时代的杰出人物相似，即努力使中国适应其心目中20世纪的要求时，其个人生活作风牢牢扎根于古老中国的思想与习俗之中；袁氏有十多房妻妾和众多子女。袁氏除于正式场合身着西式军服外，平时均着中式服装；又不懂任何外语，除朝鲜外，从未去过其他国家。袁氏虽在科场中失利，但也饱读儒家经典，并且相信其道德上的作用。

另一方面，袁世凯是沿着西方和日本的道路进行官方的改革，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曾招聘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在外国经历的人为幕僚，也认真训诫对其派上用场的外国人，更送自己的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袁氏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并相信这种新旧融合的混合体，是最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下面的词语，很可能被当成美化袁世凯的生涯。袁氏经历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和义和团事件的动乱，在辛亥革命中也没有倒台，并且地位越来越高，这表明袁氏有抓住机遇的才能。这种才能，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袁氏对变革持谨慎态度，主张融合新旧为一体；这虽然适合于其任直隶总督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生气勃勃的局面，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方向了。袁世凯在任总统时期，始终坚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人们的看法认为，袁氏热衷于贪求不受道义制约的个人权力。

虽然袁世凯是野心勃勃，也热望按其意念组织中国的政体；其为人亦非狭隘自负和习惯于接受阿谀谄媚。袁氏确是十分残酷无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草菅人命，但与其共事却是亲切随和的。袁氏极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其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其个人的过分奉承。作为总统，袁氏的种种过分行为，并非由于袁氏的自我夸大引起的，而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造成的。袁氏推崇严格的管理手段和行政法规，强调官场纪律，并视行政管理经验为其个人长于他人之处。袁氏不信任自发性行为和不受约束的政治活动；袁氏以规整统治机构，任用“可靠”的官员，为治理中国弊政的秘方。袁氏严酷无情地拘泥于形式化的秩序观念，更是显得特别危险。袁氏本可以等待时机再作动作，但其不顾一切地要消除不可预料和不正规事物的强烈欲望，确实使人闻之生畏。

袁世凯建立的独裁统治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军事上占领全国广大地区；这些地区，在二次革命之前，是在袁氏北洋军的控制之外。在打败革命党人之后，得胜的北洋军不仅留驻在新占领的地盘，而且还伸展到许多并未积极参与起事的省份。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为北洋军占领了。剩下的这六个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到胁迫，这几个省的首脑只得遵照袁世凯的方案办事。北洋军的军事占领，只不过是袁氏庞大改组计划的最初部分。袁世凯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删除辛亥革命以来在行政上盛行的省自治，各省官员的任命权又为北京收回。清朝官吏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矩——1912年实际已被废除，现在又恢复了。甚至在浙江，尽管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省之一，以前的浙江籍首脑虽仍然在位，但在袁氏独裁政体下，浙江籍的县知事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了。中国在1914年和1915年间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官僚体制——从未被超越，一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宣布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的公开政策。袁世凯最后表明不愿走得太远。在1914年春的官员职能重大修正案中，在削弱各省都督权力情况下，袁氏颁布的条例中规定，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民政长的头衔换成了巡按使，确立了有利于文官地位的先后次序；由巡按使主管省内税收和县知事的任免，都督不再参与民政事务。颁布这些条例，并不等于就达到袁氏的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文官地位被降低的情况。而辛亥革命以来，文官在政治上的优势已基本丧失。例如南京的冯国璋是主要的北洋将领，很难限制其只在军营之内。冯国璋对袁氏如此削弱都督权力，心怀不满。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很快就改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袁氏确将此视为其建立独裁政体发展方向。

选拔称职的文职官员，是受到各方极为关注的事。北京政府为此建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事人选一定要经过考试；考试的科目，不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而是有关行政能力和一般的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数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成绩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任职标准。袁氏公开强调，要惩治贪官污吏和官员的腐败行为。在袁世凯的革新运动中，恢复了监察制度，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在挥舞惩罚大棒的同时，也准备了提高官员的薪俸和高额养老金的胡萝卜。

在这场整肃官场的运动中，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毁誉不一。地方对北京的指示都普遍地做到了，官府的威严及其与普通民众的疏远都恢复了。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达官贵人摆架子、摆威风的恶习又出现了。这些官僚的保守主义作风，和1912年的自由主义风尚，是大相径庭的。对此，1914年夏，一位中国的评论家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

文职的巡按使之所以既没有完全压着军人的都督，也没有在办事的效率上受到赞扬，其原因之一为巡按使诞生在恐怖气氛之中。北洋军对革命地区的占领，开始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大肆捕杀全国各地参与1913年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不管其与革命党人的何种关系，甚至很疏远关系的人，都会受到株连。袁氏的流血镇压政策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在各省亦各有不同，牺牲的革命志士总以万人计。卓越的和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到日本，或其他地方。二次革命过后，反袁的力量和袁世凯的镇压力量之间，不管在数量上和团结一致上都不成比例。

前一年在国会投票支持国民党的大部分地区，对袁世凯的恐怖统治十分厌恶。甚至可以说，正是袁氏的恐怖政策，更为助长了社会的动乱，使之社会的动乱也因之难以遏制。最显著的例子是白朗——或称白朗率领的“匪徒势力”。

白朗其人，通常被称为白狼，是在河南南部取得胜利的“匪徒”领袖，出现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夏大约拥有1000徒众。拥护白朗的人群，似乎同许多“匪徒”一样，都是贫苦无地的农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年，这一伙人的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其口号，“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受难的人报仇”。辛亥革命后社会保守主义和新秩序下士绅势力的增长，使最受压迫者提出“保清反革”的政治见解，是可以理解的。1913年，当国民党反袁战争即将爆发之际，革命党人开始与白朗发生联系。后来，袁世凯取得胜利后，反对革命党人的恐怖统治遍及各地，许多人加入了白朗集团；这支白朗的队伍，便被引导服从于革命的战略行动。

从袁世凯恐怖统治下逃出的难民，被遣散的散兵游勇，大量涌入白朗的队伍，使白朗帮伙变得强大起来。如果白朗仍旧是一伙纯粹的“匪徒”，对政府当局只是一个麻烦的事，与其他这类久已为患，但仍可控制的事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但白朗一旦与革命党人有了联系，并提出反袁的政治倾向，使情况在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样，剿灭这个日渐扩大的军事集团，遂成为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个军事集团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但其一旦离开根据地，就会陷于孤立的境地，而被各个击破。1913年4月和1914年1月，这个军事集团攻入安徽，引起了数省的围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明显是响应孙逸仙提出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号召。这支拥有三千至一万人的主力部队，所到之处，一伙一伙的人参加了进来，使之人数增至数倍之众，胜利跨越陕南地区。但其进入四川的通道已堵塞，不得已转趋甘肃；因该地的民族与宗教均与白朗集团不同，又有强烈的地方主义，使白朗集团颇受居民的敌视。白朗率残部返回陕西、河南，途中被官兵追逐。白朗本人于1914年8月身亡，不是由于在战斗中负伤，或是由于有人向政府告密。政府军数十万人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余下被围困的小股力量剿除。

从白朗的故事中，可见辛亥革命既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也未能免除不少民众的绝望心；而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据此便可推知，在白朗家乡以外的地区，一些农村社会中的边缘分子，既能参加到当地的土匪团伙，又能在政府的散兵中取得同道，在此充分得到了证明。流亡在日本的孙逸仙追随者中，人数虽大为减少了，但还力图使反袁的火种在国内燃烧不息；对白朗集团建立联系，构成革命党人的政治策略之一。而白朗集团的不满主要是在社会方面。

如果袁世凯把敌人只限在革命党人和社会上投匪谋生者的范围之内，其政权或许可以在其余的中国广大阶层中扎下根来；但袁氏把其官僚体制的运转想像得过于美妙，以致不容许只制止上述的两种力量。正如袁氏不加区别恐怖行动所表明的，其设想中国的弊端，远不止地区的匪患和革命党人的密谋。在袁氏看来。政治参与的全部现象已脱离常规，士绅阶层和其他社会精英，包括商人，必须放弃近十年来代议制机构兴起以来的政治特权。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起自袁氏对国民党反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越扩越大了。在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此时的国民党议员已与参与二次革命者划清了界限。国民党在国会中已不复存在，但袁氏还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和以后制定的法规程序，选举其为正式总统（不同于其已得到的临时总统职位）。袁氏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极度紧张的气氛。在金钱的贿赂收买和气势汹汹的暴徒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国会投票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但即便如此，国会在最后投票通过前，一再延长投票时间，起草一份会议制宪法，代替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列举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剩余在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资格，定国民党为叛乱组织。这样，袁世凯的恐怖行动已在全国达到顶点，国会已失去了活动能力。

但是，袁世凯并不到此止步，在1914年前数月，很快下令解散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国会中剩下的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的议会框架，在民国初年积极活跃的县及县以下的议会，现在无一例外的全部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喧嚷一时，在辛亥革命中起过政治重要作用的省议会，全都被取消了。对于曾参与建构代议制，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说，这真是莫大的侮辱！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议员们在当地的声誉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使之都站到袁氏的敌对者一边”。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被袁世凯的统治所压制，但还是能听得见的。

袁世凯的行政管理模式，是加紧限制社会自治的范围。前两年，报刊出版曾完全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虽然地方政府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对报刊的检查制度袁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国商会被置于新的法规之下，一切听命于政府当局；中国邮局也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检查。成千的便衣情报人员到处搜捕持不同政见者。警察随时以搜查可疑人员及密件为由，对旅客进行盘查，对其行李则拆开仔细检查。在人员和效率所能达到的严格技术范围内，袁世凯政权正在逐步成为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

袁世凯的这些措施，使推进政治上自由主义（以社会的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年10月，袁世凯陈述其专制独裁哲学准则时说：

今日人人皆侈言平等；而平等者，实于法律面前之人人平等 之谓也，非指社会等级之取消也。如是，则人各皆得否认，自立准绳……自由为另一华丽之现今词语；但自由之度，应限于法律范围之内。在此范围之内，人人皆得而自由之；逾乎此，不受限制之自由，非社会之所存在者。盖倡言平等自由之辈，置法律于不顾，以肆言无忌为能事，亦不应受制于国法。世间果否有此事乎？彼辈倡言者自了然于心中矣。彼辈皇皇倡言平等自由者，实助桀为虐之乱言耳。夫共和之所以为众人所共誉者，西人释其义，以其国人皆享有发言权之谓，非为国人皆得干预于政府之行为也。若国人对政府横加指责，道途传言，混淆视听，其后果将何以堪！至民权之说，乃选举总统之最高特权，与夫代议权、选举权耳，切不可理解为对行政之处理也。

其实，真正熟悉这种语气精神的，倒不是19世纪的儒家保守主义，而是现代西方经验。袁世凯所竭力抵制的，正是新的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其所得结果，怕是曾国藩对之也是闻所未闻。与此同时，袁氏却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此人是个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独裁政体的纲领，正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复杂内涵的反应。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得到了承认。袁世凯命令设计地方和全国的新规划，但其在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中的规定可以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也较1912年和1913年为少。宪法程序、法律程序、公民权利，代议制会议，都被认为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决定的意义。不过，在袁世凯看来，这些法制都应加强，而不应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应付诸实施。

为了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北京政府作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北京政府勉强实现财政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向外国贷款（在大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1913年，袁世凯的冒险战略，是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以此完成了国家行政的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是一个荒谬的诡计，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乐观了，以为所有这些暴行不需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当账单一提出来，1914年和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都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世凯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的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中央对于国家的行政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各项支出的改革。清末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主义所推行的各项方案，不是被砍掉，就是被削减。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已如前所述。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部门中独立出来；新的司法系统虽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也没有了专款。晚清时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急剧膨胀；而在全国许多地区部队的规模和预算，却被大大压缩。袁世凯的北洋军虽依然受宠，但在压缩预算上也未能幸免。削减各方面的预算，袁世凯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最终摆脱外国债主的纠缠，但却违背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在袁世凯实行紧缩政策中，教育算是例外。袁氏不断宣说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称“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以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根据这一思想的计划，特别重视推广全国免费的国民教育，即四年制的初级小学。尽管普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由地方筹措资金办起的学校一时兴起不少。

从整体上来看，袁世凯的教育政策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由湖北省原谘议局老练的局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目的是在学生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在道德方面的培养。袁世凯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文字母拼写汉字，以此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上一级学校的经费。袁世凯增设规模不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预科”，以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袁政府对教育是采取保守主义态度，但却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和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当然不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往往强调这个时期袁世凯的人品恶劣与政见反动，而对其所实行政策的探讨就难以找到了。或许有人会提议，把过去的批判颠倒过来，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对袁世凯以敌视的观点来论述，是有确凿事实根据的。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励发展经济，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内工业体系所得到的好处。但无论如何，注意力最终必然转移向袁政权的残酷性及其根本性的失误上。袁世凯的愚蠢做法是强迫他人服从于他；其所以是愚蠢，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还因为这会激起对其支持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其副手和合作者的反对。

袁世凯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也坦白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但却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与局面，而试图从帝国政治中找出其他的办法来补救。对袁氏及其政策来说，其结果都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