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二次革命

从数量上来看，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未掌握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其军事优势，在于所控制部队具有持久的聚合性与机动性，总数约8万人。虽然中国的其他部队数倍于袁氏的部队，但在地理上处于分散状态，在政治上号令又不统一。袁氏之所以能发挥其军事优势，实有赖于成功地运用政治手腕，争取了同盟者，制止敌对方面的结盟。其在1913年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是在很大程度上孤立进步党，又获得了外国的援助，使多数省份的实权派人物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13年7月，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冲突的起因有二，一个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的胜利而陷入危机），另一个是北京政府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宋教仁遭受暗杀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进行武装抵抗。宋氏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两天后即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

1912年夏天，孙逸仙在北京明确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在1913年的前数周内，又重申对袁氏的支持。然而，宋教仁遇刺的事使孙氏明白，袁世凯必须下台；并进而意识到，仅有宋氏的选举和议会是不足恃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首要人物孙逸仙和黄兴，试图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打败袁世凯。本来袁世凯想除掉宋教仁以削弱国会中的反对力量，结果却因此引发了一场军事冲突。

怎样发动一场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大批部队集中在三个中心地区：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武昌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军队分别占据中国最发达的交通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军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形的任何一边，来回作大规模的迅速运动。鉴于渗透北京核心的部队没有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力图从上层和下层两方面开展工作，既谋求都督的支持，又直接号召下层军官参加讨袁事业。

湖北省的实权人物是前清官员，也是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尽管黎氏同老资格的革命党早就疏远了，其所以被提名为袁世凯的副总统，是宋教仁为了确保国民党选举成功的权宜之计；此时却有革命党人提议由黎元洪替换袁世凯为总统。宋教仁遇刺后，黎氏曾被劝说参加反袁起义，但黎氏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世凯结盟共事。也有情况表明，确有革命党人正在活动黎氏部队中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的密谋。黎元洪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并把在军中活动的异端组织视为对其本人的威胁。4月，黎元洪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秘密不复存在，开进湖北的北京部队已增至1万人以上。早在交火之前，中国三个重要的军事中心，袁世凯已据有其二。

在江苏的都督——黄兴同该省权势人物有密切联系，与黎元洪在湖北不同，是在省内并不占有支配地位的人物。直到二次革命爆发前，江苏依旧在袁氏和其对手之间徘徊不定。但是，早在湖北的密谋失败时，人们已感到士绅和商人中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该省参加起义的前景显然已很暗淡。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与驻南京精锐部队有密切联系的黄兴，在这段时间里又恢复已故宋教仁的方式，主张合法反袁。但是，在江苏省仍存在两种反袁力量：其一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中央集权的不满；另一是国民党实力人物在该省的组织工作。

不少省份因为税收和官员任用与北京发生冲突。当这些省份决定对袁氏反抗时，而袁氏退却了。但是，袁氏同国民党的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已经处于接近公开的敌对状态。李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军军官，曾参加辛亥革命，热心家乡江西省的自治。当时袁世凯为了分江西省的权力，任命一文职人员为江西民政长。当这位民政长于12月到达江西后不久，即被赶出江西。1913年1月，袁世凯下令扣押合法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省的长江港口要塞司令执行了袁氏的命令。这样，事情变成了江西都督与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因为袁世凯的退避，所以战争在3月间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时，还没有一个国民党领导人对袁世凯敢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钧对宋教仁强调的国会和宪法程序并不赞同，但其对武力讨袁运动甚为热衷。

在广东和湖南，即可以看到既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又有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势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的都督是国民党员柏文蔚，参与了反袁的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省的响应。

在1913年春，革命党人还是具有潜在的优势；但参加反袁斗争者，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场反袁的斗争，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以前，袁世凯已决定不再退却，要转入进攻。

在暗杀了宋教仁（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以后，袁世凯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其各国（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政府指导下，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北京政府对外公开宣称，贷款主要是用于偿付拖欠和即将到期由清政府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的要求赔款，还用于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所属各国政府提出，要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为条件。最引人注目的，外国雇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的盐务署，以盐税作为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的各国政府，有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以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政府当局面临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令人难堪的局面，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一道坚固的阵线，力图用巨额贷款换取其在中国政府中更高的地位。甚至伍德·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人仍然遵从银行团的协议，在该项贷款签约之前，抵制其他方面向中国作大笔贷款。

北京政府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因此受到谴责；不必是国民党人，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的。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把贷款比作“食毒脯以止饥”。康氏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以避免银行团置人于死地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镑的贷款，在扣除拖欠的债款及筹措借款的费用外，中国政府实际只能拿1000万镑多点的贷款。做了这笔交易，政府下一步又将如何呢？康有为问道：外国人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康氏写道，此时向正欲鲸吞蒙古与西藏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何等荒唐！“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康有为深知，清末的外国贷款协议致犯众怒，终导致清室之亡；亦即暗示，尽管当下民众对外国贷款之事默然无声，但新燃起的怒火，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演。

然而，袁世凯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因其预料终将与革命党人摊牌，需要资金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补救办法，建立统一的国家财政体系，袁氏亦表示同意；但各省都督和国民党人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这样，要实行全国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动用武力是需要用钱，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外国贷款。袁世凯行动进程的逻辑，也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贷协议之前，袁世凯就决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世凯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来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规定，此类协议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教仁引起国人的愤怒，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再次表明，贷款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是困难的。同时，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这个不合法的程序；签订贷款协议的意图一暴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世凯向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透露，按照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自称：“如果他们再这样闹下去的话，有办法对付他们。”5月，这个贷款计划部分被泄露出来。原来自1912年秋天以来，袁世凯支持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联合在一起，也为此作了不少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进步党，梁启超成为这个党的领袖，花了许多钱去收买国会议员。结果拟议中的弹劾政府流产，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也随之削弱了下来。从此，袁世凯便开始直接对国会议员进行恫吓和人身威胁。

到了6月，袁世凯一切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遂首先下令免去对其计划最怀敌意的都督职务。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已于3月即处于临战状态，也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都督。然后，袁世凯接着下令撤换国民党在广东和安徽两省的都督。7月6日，袁氏下令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省的长江沿岸地带。李烈钧与其他被解职的都督从策略上采取同一步骤，表面上接受解职；同时即遄返江西集结部队，于1913年7月12日正式宣布江西脱离北京政府，实行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

此时，革命领导人在春季的密议已得到实施。革命党人为了军事需要占领了南京，江苏都督程德全不愿参加反袁，由南京出走。黄兴由上海赶来南京，坐镇指挥反袁战争。为时不久，讨袁的北伐军沿津浦线攻入山东境内，把战争引入袁世凯统治区。在上海，讨袁军五次猛烈攻击大军火库，几乎击溃了北洋军的守备部队。若不是在上海的海军站在北京一边，讨袁军很可能攻占这个战略据点。

少数几个省，特别广东和湖南，对讨袁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但反袁阵线的分散，正显出了袁世凯军事力量集中的优势。反袁斗争的焦点，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其他各地对反袁的军事并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在数周后即归于失败，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世凯似乎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却无力镇压对其反抗的运动。但在1913年，袁氏从其有限几省的地盘出发，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者。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曾拥有两个优势，即在国内获得对其政治立场的支持，在国际上得到外国的帮助；而袁氏的这两个优势，后来就丧失了。

在1913年，袁世凯在国内有几个方面胜于其反对者。虽然袁氏的权力还达不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但自民国元年起，即牢固地掌握了文武两个方面的北京官僚机构。这个官僚集团的成员，也不像日后军阀混战年月中的那伙蝇营狗苟混官过日子的人。在民国初年，官员们还有使命感，想为国家创造一个高效率的行政统一体；这个目标看来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袁世凯之为人，不论在公共事务上，还是在其个人品格上，都是强有力的。在1913年7月二次革命开战后不久，袁氏公开宣称，凡因辛亥革命而执政各省军政大权自封的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颂，拒电夕告”。袁氏认为当务之急，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在6月初与总统进行长时间谈话后报告称，“袁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之各省统一……”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固然符合袁世凯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氏确有实据令人信服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制将使国家软弱可欺，毫无防御能力。

这种中央集权的观点，除了袁氏的亲信外，还吸引了其他不少的人，都帮助了袁氏孤立激进分子。而此时除国民党人以外，其他主要的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制政策。少数非本地人的省都督们及其同盟者，对于袁世凯反对各种省自治形式，颇引以为同调，而对与袁政府合作更感兴趣。湖南人的蔡锷之任云南省都督，即为一实例。蔡氏于1913年拥护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与袁世凯合作反对革命党人。但不到三年，蔡锷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袁政府的护国战争。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却统治亲国民党情绪浓厚的省份，起初也欢迎袁世凯的措施。湖北的黎元洪和四川的胡景伊就是两个例子。

这些都督们只是到后来才明白，袁世凯既然厌恶省的自治，对于各省都督岂能不赶下台，但为时已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也意见不一。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省自治积聚起来的力量，但宋教仁在去冬的选举运动中却与之相反，没有明确表示其为各省权力和地方自治的捍卫者。对于只注重省内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的遇刺和袁世凯在国会的做法，都是远方发生的事情。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起兵反袁，没有把士绅名流和商界的头面人物争取进来，也没有试图去广泛发动群众。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除了获得国内相当大的势力支持其政治立场外，其第二个优势就是外国人的支持。对于辛亥革命，列强以为是灾祸中之幸事，以为可以由此获得许多附加条件。列强普遍对袁世凯抱有信心，相信袁氏能很好地维持其在中国的利益；而列强的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世凯当前的需要。列强确信，袁世凯能够不顾《约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从贷款所得到收入。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居上风，并可以收买叛变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收买一些拥兵自重的军事首领，如山东的张勋——革命党人也曾争取张勋，但未获结果。有了贷款的资金，袁世凯北洋军的军饷就有了保证；当然，这会大大鼓舞了士气。这次贷款，中国在财政上和政治上付出了高昂代价；但在开战的前夕，对袁世凯来说，能获如此大量的现款，自然是利大于弊的。公正地说，在二次革命中，是外国银行团为袁世凯提供了资金，才战胜国民党人的。

英国人很久以来就具有一个信念，认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可以使英国人在贸易上充分发挥其优势，并能最好地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利益；英国人的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中国的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世凯，他们是非常了解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英国屡屡破坏中立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英国银行直接向驻沪的中国海军舰只拨给“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使海军拥护北京。银行的汇款果然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时，驻上海的中国兵舰即发炮挫败了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这年春天，孙逸仙和参与密谋的人，曾求助于日本官员。但因日本政府不愿公开破坏其与英国在华合作的关系，所以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的援助，可能也援助革命党人少量的金钱。少数日本的军事顾问，曾巡视过革命党人的营地。对革命党人最有力的帮助，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日本在中国的海军舰只，护送革命党领导人到达安全地带，最后到达日本避难。但日本对革命党人蜻蜓点水的援助，根本不能与袁世凯得到的外国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袁世凯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是参加“善后大借款的”。

袁世凯战胜了二次革命，解决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已不再是跻身高位的凭证；虽然这不是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的问题上，在民国头一年实行的联邦制，此时也让位给中央集权的政府了。增加了政治参与，又和社会等级制的结合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也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辛亥革命就要为社会和政治意义的保守主义的政体所取代了。

对于上述意义的这个转折，有两点更深层的论点应予指出。首先，民国前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宪政以及代议制、选举制的政治体制，不符合中国人的喜好与政治习惯，也许这最终会自行破产。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变并不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政治是被武装力量摧毁的。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武装力量的危险性，去组织必要的防御与之相对抗。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难以再现，但恢复自由主义体制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灭绝。这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试验，尚未到最后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只是被过早地强迫中止罢了。

其次，就一般而论，此后数年的保守主义，也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者是儒家政治的老观点上。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系统的阐述，并在最后十年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现在，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仍为人们所信服。虽然袁世凯已成了新的独裁者，但仍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人。袁氏及其支持者所反对的，是政治参与、地方自治及自由主义的极端行为；其对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拒绝。袁氏自己认为，关于如何在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有其高明的见解。这样一来，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