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阶层中有很多人，包括鲁迅在内，对其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此，应当努力“整理国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的趋向，是用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大众文化。胡适极力主张，过去的白话文作品，比枯燥无味的雅文化“古典”作品更为生动活泼。其实，胡氏是把民粹派的论调带进了自己的主张，似乎要把古代民间文学归入“正宗”加以保存，但不包括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是具有活力的论点，使之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传说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到民间去”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把这一运动与其论点联系起来，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总是依附于旧的贵族势力，现在则应当获得了自主权利去与普通百姓相结合。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去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

从这一运动开始，就试图用通俗形式来传播启蒙知识，如利用民歌曲调填入有教育意义的新词。不过，顾颉刚对民歌、庙宇、节日的兴趣表现得更为积极，并发现了大众文化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顾颉刚抨击了1929年国民政府的反迷信政策，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反大众文化。顾氏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顾颉刚对生动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积极方面所作的评价，与其对雅文化正统性的“科学”而辛辣的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顾氏此时再次提出为先驱思想家所议论过论题的真面目，即从秦至清，正统文化一直是用来压制民众创造精神的。顾颉刚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等刊物多年从事学术活动期间，与其他的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的新颖、纯朴感到兴趣的，并不限于前述的学者。鲁迅对大众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社戏等非常了解，对大众通俗文化的很多方面的兴趣是矛盾的。这种又憎又爱的矛盾心情，使鲁迅的小说为之增色不少。在湘西苗族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详细描述了汉苗人民共处的生活和习俗，在大众文化中出现了粗犷生命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以任何的同感，来看待当时非西方化居民中盛行的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当然，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在这些群体中进行政治活动。

共产主义者瞿秋白，严厉批评其同行马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其论点简明，应当在中国写唤起群众（这里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应当用群众熟悉的语言，用群众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并不是因为其本身具有若何内在价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深信其所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普通人。瞿氏对“通俗文化”学者工作的批评，总体上来看是严格的。胡适所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都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有大量使民众继续受奴役的迷信。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通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的民族主义，导致其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较为有利的评价，使之对其内容有更广泛的理解。毛泽东也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范围，也不论其“民间”身份是否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