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寻找真理

五四运动带来的另一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五四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直到近期才引起西方著作的注意。忽视属于新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所以如此，因为新传统主义在1949年受到挫折后，以为这已完全不值得注意了。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前面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这些人所关注的是古典的雅文化，甚至把这种雅文化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精神”；也在不同程度上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用西方思想来维护其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新传统主义者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其思想的“新传统主义”性质；也暴露出其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坚持自己的价值，依靠寻找西方与中国相同的思想来挽救民族的自尊心。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其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还不能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的刘师培、柳亚子等革命的“国粹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在“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等人曾在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白璧德指导下学习。梅、吴二人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密切关系，却采用了完全以不同的观点表现于其刊物《学衡》上面。梅、吴等人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家充当生活批评家的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所谓“古典的”，表明的是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并包括个人对自身道德生活的“内心反省”。这代表的是秩序和结构。所谓“浪漫的”，表明是要取消所有准则，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者们相信，总有某些范畴能超越文化的差异。在白璧德的鼓励下，他们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国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是“古典的”；现在还难以断定，这种观点到底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跨越不同文化精神的真知灼见。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并不是很有生命力的。自认为是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认为，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只着眼于“挖出僵化腐朽的东西”，对此应予拒斥。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线的人，还是极为善辩的梁启超。梁氏曾作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非正式成员去了欧洲，深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表示了忧郁和伤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使梁启超写了《欧游心影录》，其对“东西方文明”的本质作了全面的再评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虽进行过这种讨论，但总是把文明的巨大综合体轻率地纳入于简单二分法的模式之中。西方文明的本质——在梁启超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自古以来即是如此，就是“物质文明”（如其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用科学和技术去征服自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冲突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梁启超对这种文明的评价，与先前的看法完全相反。梁氏过去曾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做积极进取的伦理准则给予肯定；而现在西方一些批判性的思想家则认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那么，梁启超宁愿去探索东方文明的功用，即使其看到西方像柏格森具有东方精神的批评家。

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另有一个问题，即梁启超是在哪里找到中国精神的立足点。梁氏发现，中国精神并非存在于以往所谓“外在领域”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制度和社会组织规则（所谓“礼”）的学说，有关自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些领域中，中国仍然需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管理方法。梁氏认为，中国精神明显的存在于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形态之中——存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存在于大乘佛教哲学。梁启超在青年时代，曾醉心于大乘佛教哲学。中国独特的文化核心，在于相信人类具有良知的信念，通过这种良知，得与广阔无际及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合为一体。人类得以从万物之源中，获得精神和道德的自我改造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讲生物性需要的问题——不讲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确切了解其思想根源。李文逊猜想，重新认识中国精神的优越性，使梁启超的新看法中获得对民族主义的满足，这可能是正确的。梁启超认为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学，这个观点，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